書目/詩歌療法(Biblio/Poetry Therapy)歷史與發展（上）

第二版

邱炯友

「書目療法」研究是一門人文應用學科，既是一項技術也是藝術。就圖書資訊學門而論，不僅是所謂臨床書目療法或發展性書目療法的差異，而且實務重於理論研究，它同時也是一種參考資訊服務與閱讀諮詢顧問的動態性運用，它的應用性並不在於借重系統化的科學測量與觀察，更不在於必須以控制性的實驗環境來驗證成效。然而，「書目療法」所利用的「自助書」確實可以協助一般讀者自行閱讀與領悟，但是若作為個案受諮商輔導時的一項閱讀補助工具，則仍難脫諮商者從旁協助探討之必要。這項事實，也就意味著任何的「自助書」（self-help books）可以是休閒式的讀物，亦可轉化成心理治療所備的療癒工具。

從自助(處方)書窺探書目療法

由於「書目療法」字義詮釋與應用之廣，也就容易吸引不同專業領域之關注。圖書館員樂於闡釋它的價值與優越性，此外，更不乏社工人員、心理學家、醫生、護理人員也都各自從自己專業服務角度來敘述書目療法的價值功用。 一位醫事人員她/他可能傾向將「書目療法」定義為：舉凡在醫生之指引下，針對身心症（psychiatric）患者之治療，以計畫性(planned)、執行性(conducted)與規範性(controlled)等程序，予以篩選與使用閱讀資料（讀物）；並且必要時，此特定活動之方案可經由受過[書目療法]相關訓練的圖書館員協助之。[1] 換言之，為患者開處方書、患者選擇處方書，進而諮商討論處方書等步驟而依序展開。諸如此類觀點，也就不難理解書目療法之研究文獻在1960年代，鮮少引起醫學或心理學者的重視，因為此時期的許多文獻並非來自醫事相關人員的實證研究，因而被他們譏嘲並視為「重複淺薄、軼聞、不科學、臆測、費解、渲染、固著」的書目療法之見。[2] 然而，這類譏嘲顯然也是有所成見。

美國心理學者Steven Starker於1986年曾就心理醫師(psychologists)、精神科醫師(psychiatrists)、內科醫師與求助者，所開具自助式書籍(self-help books)處方簽的態度與實作經驗進行研究，此研究發現受訪者大多對自助式的處方書持有正面評價。上述族群中，尤以「心理醫師」對自助處方書最為肯定，總計121位受訪者中，高達88.6百分比的受訪心理醫師都樂於針對親子教養、人際關係、個人成長議題，來建議處方書協助治療工作；而Starker續於1988年另一研究指出以理性/教育模式(rational /educative model)來改變患者不健康的生活習性所造成的問題，例如：抽菸、酗酒、病態肥胖或厭食症等，則在心理諮商時也較容易搭配自助書使用。[3] 因為個案必須正視自己的問題，並做個積極的行動者來尋求自我改善，這種「有意識的選擇」（conscious choice)才能真正解決困擾多年的問題。這項觀點重新讓理性/教育的治療方法獲得重視，而自助書就是其中相當重要的輔助要素，而且這些閱讀輔導元素都利用了認知策略和決策技能來與臨床活動相結合。

此外，Starker並發現特定地區與心理學派之間對於處方書的態度也有明顯差異，此後續研究指出由於不同城市地區之心理醫師所承襲的心理學派不同，也影響了地區醫師在執業時開具處方書的意願高低。[4] 就心理學派而言，Starker研究發現一些崇尚動力/分析(dynamic/analytic)心理學派的學者和醫師們，通常都比較少運用處方書助人，他們傾向認為自助書僅是個案問題的部分解釋，可備而不用。[5]

Starker的研究屬於探索性調查，它們有助於瞭解當時的情況與定義，但卻不是給出問題的真正答案。因此，心理治療學派對於自助書處方書的熱衷與否，Starker的發現並非是絕對的現象或是存在絕對的因素，它只是反映當時研究設計與對象所呈現的狀況，並不能證明學派與是否建議自助書有必然關係。我們仍必須留意：能帶來療癒效能的不只是理論與學派，而是助人者與個案之間的真正良好與親近的治療關係。[6] 換言之，人與人的相會的情感交流，才是諮商與治療的核心，自助書仍然可以是最佳媒介，但是也有其侷限，它仍必須有適當的各項人、事、時、物之選擇與狀態分享。

為自助書設定界線

在心理治療時，必須謹慎地使用「自助書」，因為在若干研究亦曾指出某些自助書受到個案否認其效益。例如：G. Halliday在1991年的研究發現即使有大部分(37人佔比86%)的受試者認為可受益於心理學自助書之幫助；在這86%佔比人數之中，卻仍有少數人（其中3人）同時感受到痛苦。[7] 但益處卻是包括了：[8]

正向態度、鼓舞(「我可以做得到」、「我沒那麼糟」)、尋求專業協助、脾氣控制之技巧、總體自我理解、瞭解焦躁沮喪與其他症狀、不酗酒之激勵教導、社會關係與堅定自信、溝通之重要性、如何做較好溝通、有關精神壓力與疾病、正常化(「我的問題乃生活常見」、「愈是認識問題，愈是感到放心」、心情放鬆技巧等等。

Halliday同時指出除了自助書之外，仍有更多的活動，例如：閱讀心理醫師交付的手冊資料、雜誌文章、教會贊助之演講、電視秀、影音資料、專題講座等，都有若干效用。然而，Halliday也憂心自助書因人而異的效用，而且它們有些還來自於「非心理學家」之作，就像他的患者即使讀了《聖經》，有些人也不會認定《聖經》是自助書，但有些人則相信。[9] 除此之外，另一學者美國華盛頓大學精神病學暨行為科學教授Gerald M. Rosen相當不樂見自助書成為患者自我診斷與醫治的唯一依靠，1978年在其擔任美國心理學學會(APA)主席任內更是集結學者積極針對自助書的疑義做出反應來保護讀者。[10] 他亦曾指出「自助書」之出版應該盡可能經過實證分析和同儕審查，否則就僅是屬於作者個人所作的建議意見，難以評估它的有效性和貢獻。Rosen於1981年更是訂立了自助書評估七準則，茲摘錄其編號與內容如下：[11]

爾後同樣的理念延伸之下，《華盛頓大學雜誌》 (University Washington Magazine)亦曾於1990年刊出一篇專文「自助抑或自我欺哄？」（Self-help or Self-hoax?），文中對「自助書」提出了許多學者的批判，揭示對「自助書」效益存疑的心理學學者或作者，常認為自助書籍的頭號問題即是讀者缺乏徹底地「跟進」(follow-through)的決心與態度，不遵循書中所有指示的人常常落入挫折之境地，最終落得發現他們自己的問題變得更糟。誠如另一位美國華盛頓大學學者Robert Kohlenberg所舉的案例：一個例子是「肯定」(affirmations)的趨勢——對自己重複一些積極的想法，例如「我是一個可愛的人」以試圖提高自尊；但「自我肯定」對解決自尊問題毫無幫助，而應該是「人們必須轉而處理與他人之關係」。[12] 然而，問題往往出在於讀者遺漏了此核心焦點，也可能是作者偏移了核心觀念。就如心理學曁行為科學家Gerald Rosen更認為心理諮商同儕學者都應該具備改進自助書的技能和義務，更積極的做法是他們可以嘗試將它們寫成小說，或者在短文應用在高中生讀者階段；作者還可以在前面放一個自我評估程序，再於最後章節來衡量讀者進度，並在整個過程中警告讀者：如果自助最終仍以失敗告終，切記不要責備自己。[13] 此專文文末以華盛頓大學臨床心理學家Richard Stuart 的建議作終結，Stuart呼籲讀者應該避免閱讀有以下特徵的自助書籍：(1)總是提供數據來支持書中的結論；(2)沒有參考書目；(3)承諾會有永久的改變；(4)以及標榜書中的解決方案是所有問題的共同標準答案。[14]

以上這些通則性的原則都相當有助於對自助書的選書政策之用，基於同樣情形，若對於基督教教牧人員的諮商輔導事工上，W. Brad Johnson等學者從作者創作與書籍本身撰述之角度，也提出了他們的看法與建議：[15]

1. 作者是否有撰寫自助書之恰當資歷？
2. 作者是否表現出對該學科的合乎情理的知識？
3. 如果出現宗教實例和經文章節，它們有否被正確與適當地引述？
4. 作者有否抄襲或者就其構想及方法所引用之來源給予明確列名？
5. 此書所宣稱的潛在價值是否合理？
6. 此書的用詞遣字是否清晰而無深奧空洞而趕流行的術語？
7. 此書是否坦承它所標榜要改善之問題的複雜性？
8. 讀者是否被告知此書能否適切符合他們的問題或關注點？
9. 此書是否能為[讀者]的「改變」而提供具體與結構化之步驟？
10. 此書所採行之方法是否有合理的研究依據？
11. 此書是否受到在諮商實務中之同領域從業者的普遍認同？
12. 這本書是否填補同類文本出版的空白，抑或僅是複製現有自助書？

從上述這類情況或觀點似乎說明了我們仍必須謹慎看待「自助書」可能帶來的正面與負面(有益處的或難理解的)效應；以及如何適切地委由專家來負責所謂「自助書」的撰寫、評論或導讀。但是除了專家的選書之外，究竟讀者又是如何選擇他們自己認定的心理自助書？學者Dawn Wilson與Thomas Cash於2000年所公布的研究旨趣便揭露了這項意圖。該調查試圖瞭解人們對心理自助書籍的態度與實際狀況，研究者設計若干必要的衡量標準來探測讀者對此類書籍的消費態度，並探究可能與選書行為相關的人格因素，這些研究發現將有助於我們日後思索「書目療法」乃至「聖經書目療法」之用。回顧文獻，首先Wilson與Cash提出以下研究假設，主要是基於某些心理傾向與向來自助閱讀所表現的過程和實質之間的一致性，隨後就264位不同種族的大學生進行問卷調查。茲將該提問與研究結果置於括弧內並呈現如下：[16]

另一個來自Susan J. Adams的研究則整理出心理治療與諮商專業人員引介「自助書」的若干常見理由，依其高低序為：為鼓勵個案患者負責與自助、為了增強治療效用、個案患者之請求、加速療程進度、該書有助說明複雜觀念、評估個案患者之動機，以及其他答案。[17] 然而，究竟什麼才算是「自助書」？

自助書究竟是什麼？

自助書的主題常包括：個人成長、人際關係、處理精神壓力、身份角色認同等問題，它對於每一個可以想像的心理問題和每一個生活選擇，都有自助書提供答案；更有一些書解釋瞭如何獲得情感素養、如何保持理智、如何與人溝通，以及人能改變和不能改變的地方等等各式議題，想做一個積極思考者，幾乎都有作者著書立說。[18] 自助書出版市場的成長，以美國為例，近年來的出版規模幾乎翻倍成長，它造就了一種速食性的流行文化現象。根據長年追踪美國出版市場的NPD Bookscan之最新消息，自助書類別書籍也變得越來越擁擠，根據全球信息公司NPD Group的數據，自2013年以來，自助書的單位銷售額以11%的複合年增長率成長，2019年已達到1860萬冊。[19] 自助書儼然成為出版商積極投資的熱門類別，更是肇因於近年來消費者越來越關注正念和極簡主義，人們渴求人生意義、過更平安與平靜的日子，而閱讀這類自助書就成為激勵人們去嘗試追求可能帶來的改變機會。

有人嘗試將自助書的閱讀文化說成是一種「淺薄文化」(thin culture)，但此並非在指控這些人的無知或者是叛逆，而是因爲閱讀的選擇因素，往往不是刻意在抵抗任何主流規範。就像社會學者Paul Lichterman認為讀者往往只是滿足自己的使用需求，且「自助書」充其量只是一種讀者矛盾情緒、躊躇與將就湊合的選擇；自助讀者在緊張與相互競爭的社會秩序中，他們所表現出的自助書閱讀行為也不過是更加證明了這些環境秩序的不穩固，而非他們對環境與狀況的真正適應力。^[20] Lichterman無非是想強調人們實在不需要過於給予自助書讀者太多的動機揣測。

然而，自助書作者的確期待能帶給讀者信心與自省。有些人可以從簡單的文字中獲得經驗和靈感，有些人可能會從事件中落實並學習，而有些人需要更具體的研究和統計數據，而另一些人則僅尋求情感聯繫，同樣地，也有一群人需要理性和邏輯推理來接受事實或獲得動力。最重要的事實是這類自助書大多是由作者的經驗所獲得的想法和學習編寫的。他們講述事情的方式迥異，因此有些人可以感受到勵志效果，而有些人則可能難以領悟，這類情形證明了自助書因讀者的個人差異，便可能落入被誇大療癒效力的出版行銷手法，在研究意義上，就是所謂的它即使對某人的可療癒效度高，但信度卻是往往偏低的無奈之中。

在心理學書籍的背景下，自助是一種在沒有專業幫助的情況下，應對個人或情感問題的形式；因此，所有能達到這一實際目的的書籍都被認為是廣義的自助書籍。[21] 但是更嚴格的界定下，心理學者所說的這類「自助書」大都是與心理諮商輔導相關的專業診療書籍（self-help treatment book或 self-help psychology book）並且幾乎都宣稱具備某些治療目標；相反的實例，則是一般的敘事故事、散文、詩歌等文學性之圖書，即使是標榜著抒情和勵志內涵，但是也都必須借助讀者自身的領悟來達到所謂心靈療癒之效。這兩類「自助書」的確有部分的灰色地帶。

諮商輔導人員在推介「自助書」時，亦有不同的涉入程度，Russell E. Glasgow與Gerald M. Rosen將此狀況分為四種層級：[22]

1. 自我管理(self-administered)：以單一的文字資料構成讀者的唯一治療途徑，自沒有諮商輔導人員的聯繫與接觸之情境下，由讀者自行掌握文本之領悟，但有些時候，讀者可能與作者聯繫，而仍未涉及諮商相關程序建議之給予。
2. 最少接觸(minimal-contact)：是指進階與諮商輔導人員接觸，讀者已轉為壽輔個案，但仍主要依賴書信進行溝通，諮商輔導人員參與最少接觸條件之方式通常是每週電話、郵件通信，或不定期的面談。
3. 諮商輔導人員管理(therapist-administered)：由個案定期與諮商輔導人員聯繫，協談時專注於釐清問題或解說討論自助書所提供的信息。
4. 直接諮商輔導(therapist directed)：在某些理想情況下，過去經由前述自我管理、非接觸或治療師管理等條件後，則再進階與諮商輔導人員直接聯繫，並且不再使用手冊。

上述四種涉入層級，在彼時1970年代的時空下，或許至今有些場景與技術面的進步而有了新的面貌與新發展，例如：網路音訊與視訊溝通等；此外，以諮商輔導者為觀點立論，又何嘗不也是從讀者或個案角度出發之論點，因為「自助書」市場的普及與熱絡，往往也是不假他人之手，完全由讀者透過各種書市營銷媒介得知而閱讀。一般而言，在心理諮商的場景中，不只是個案選擇諮商輔導人員，諮商者也有可能同時選擇受諮商之個案，以及所應該採取的治療方法；而市場營運「自助書」之成功秘訣賴於其成本低於看診諮商費用、閱讀取用的方便性、保障隱私與刺激性兼得等特性，「自助書」在這出版市場的運作下，就有可能使得諮商輔導人員失去了關鍵角色。[23] 荷蘭社會科學家Ad Bergsma就認為諮商輔導人員與個案的關係應該是要雙向的選擇，才有助成功地達到預期的療效，然而時下的「自助書」市場卻是任由讀者自己選書為主流，並且讀者的閱讀習慣也是經常跳躍式地挑章節閱讀，而有些「自助書」卻又只求銷售業績卻不加任何警語提醒。就像許多這類的書籍常找名人代言推銷，且又過於封閉自利，未能盡到責任來提醒讀者尋找其他可能也會有益改善問題的其他正確資訊或它書；雖然讀者本身往往才是成功「自助」的最重要關鍵因素，但是如此的自助書市場讓讀者自己挑書、擔責，始終缺乏諮商治療師的實際參與及互動，卻也是存在著危機。[24]

「自助書」類別最大的困擾在於它難以有被認定的客觀標準。生活中的許多書籍，像是食譜、百科全書、指南等等工具書，可以算是「自助書」嗎？那麼引領人歸正或改善修為的宗教書籍，例如：聖經、靈修等經典著作算否？在西方社會的許多調查報告中，不難發現常常有受訪者表達他們視《聖經》為最重要的自助書，這項研究結果大多來自某些個案，屬於個人主觀的生活經驗與信仰之故。[25] 然而，這些不約而同的發現，也引起社會學家Micki McGee在Makeover Culture in American Life著作裡提出了一項關鍵的疑問：究竟所謂「自助」類別是否理應自成一類，並且該由讀者的使用觀點或者是從文本本身的內容特徵來定義其類？[26]

著名的美國心理醫生曁作者Steven Starker便曾積極探討自助書分類的問題，他曾執行研究來調查這難解議題，他發現即使利用Books In Print中的分類指引，雖然列明「自助書」ㄧ類，但都仍然被指引至「應用類：心理學項下之基督徒生活」(Psychology, Applied: Christian Life)、「成功：自文化」(Success: self-Culture)，這種歸類依然粗淺無解。[27] Starker於是自己嘗試進行類別研究，僅針對較為包羅萬象的非虛構文本當作研究範圍，他坦承這個限制讓他必須割捨自己頗喜愛且鼓舞人心的好書，像是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天地一沙鷗）、Hope for the Flowers（花盼）等歷史悠久且叫座的虛構性之兒童讀物與繪本，他承認「自助書」既然係就一般讀者而作，則最為重要的「自助書」定義大概就是針對「預定讀者與想定效用」的認定，但是這卻又極為不容易判別。因此，Starker不得不另外設想新標準，就自助書能否符合某類最低標準的「內容向度」(dimensions of content)而據以分出類別：[28]

1. 軼事與信息(Anecdotal vs. Informational)
2. 規定性與描述性(Prescriptive vs. Descriptive)
3. 封閉系統與開放系統(Closed vs. Open System)

Ad Bergsma也同樣將「自助書」的主題略作四種分項：個人成長(Growth)、個人關係(Relationships)、應付壓力(Coping)、身份認同(Identity)等；其中後項「身份認同」於分類時比較容易跟「個人成長」混淆，因為當問及「我是誰？」之命題時，通常也是讀者在尋求「個人成長」契機時的第一步；易言之，身份的自我認同乃是提供洞察力為目標，因而比較是歸屬於「身份認同」項下，而「個人成長」則是較為實務性的描述，所以個人的自我成長便是屬於「身份認同」後的第二個步驟了。[29] 當然這些認定標準非絕對性的準則，出版市場上的許多「自助書」作者向來是充滿創意與活潑，而突破既定的框架模式。在2008年Bergsma所發表的“Do self-help Books Help?”一文檢視了荷蘭自助書市場狀況，他根據前述四項主題將自助書分門別類，特別謹慎檢視書籍的實質內容，例如：標榜作為心理測驗或心理治療等相關書籍並不予納入「自助書」範疇，原因在於這些書籍旨趣不在於直接幫助讀者改善或治癒他們，而是提供讀者知悉何時作測驗以及該接受治療。在整體進階做法上，Bergsma又將前四項主題分成兩大理論導向之類型：「問題聚焦」(problem-focused)與「成長取向」(growth-oriented)，以及其他介於兩者之混合型態；前述「個人成長」或「身份認同」主題類較傾向於「成長取向」理論，而應付壓力、沮喪與睡眠等困擾則為「問題聚焦」之理論導向。[30]

書目療法使用的書籍通常又是哪一類的「自助書」？圖書館若實施「書目療法」是否會有前述對於「自助書」的擔憂？而身為基督教教牧人員則所推介「自助書」之選目標準又是如何？欲回答此問題，首先必須從圖書館的角度來積極回應其他人文社會領域學者的質疑；以及回頭再次探討「書目療法」的意涵、成因、應用與歷史背景。在這些因素下，透過「自助書」意義來增進我們對書目療法的理解和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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