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書目療法」之立論與構思

邱炯友

2021/08/17 1st ed.

前言

圖資學門的「書目療法」(Bibliotherapy)向來是較為冷僻之學科,它在目前圖資學門所屬課程中,不是一門臨床科學,但卻是發展性的實務應用。「書目療法」是藉著讀者與文獻的互動來達到情緒紓解,涉及哀傷人的注意力轉移、感情觸動、共鳴與投射,以及透過文獻與輔導者的支持關懷,來使哀傷者能建立自信,有滿足而能面對問題與管理問題;換言之,正如台大陳書梅教授所言:讓哀傷者的負面情緒釋放、挫折復原力(resilience)提高,「從而能勇敢地面對困擾個人的挫折事件或逆境」,並使「心靈達到恬然安適」的狀態。書目療法所指的「認同」步驟係指「串連自身經驗並產生共鳴」;「淨化」指釋放壓抑的情緒並得釋懷;「領悟」則指「將閱讀習得的新觀念或啟發,運用在自身的困境並得自我價值之提升」。[1]

         「書目療法」的應用是有歷史淵源根據,甚至是最原始的應用。「書目療法」(Bibliotherapy) 一詞源自1916年 Samuel McChord Crothers (1857-1927) 所提,Crothers是基督教一神論牧師(Unitarian minister)及作者,他首次在 Atlantic Monthly《大西洋月刊》的一篇名為“A Literary Clinic” (文學診所) 的文章中介紹了這詞。[2] 爾後,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將書籍作為一種治療工具在美國有了重大成就發展,當時圖書館員接受培訓學習如何向軍醫院休養的退伍軍人推介書目閱讀,以療癒他們所受的心理創傷,而麻薩諸塞州總醫院於1844年成了最早的「病患圖書館」之一,許多其他國家機構,尤其是精神病醫院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就緊隨其後設立類似服務。[3] ”Library”一詞在歷史上即曾經被喻為“Healing Place of the Soul”(靈魂的療癒所);[4] 而「心理學」(psychology)字義為「對靈魂的探求」。在佛洛伊德的現代心理學理論之前,這種對靈魂的研究,當然是屬靈的知識範疇,在本質上也與宗教信仰密不可分。我們是「living soul」(活著的人),既然身體與靈魂二元不可分,因此也無法只醫治心裡,而不醫治靈魂。宗教經典也經常被運用在這類書目療法,例如:將《聖經》當作詩歌類的書目資源(biblio-source)施作於書目療法上。[5] 如此一來,更是凸顯了「書目療法」在西方圖書館的意義,除了藉由日常圖書館資訊服務,而設計以一般圖書的閱讀活動並推廣其療癒效果之外,若特別經由閱讀宗教經典(聖經)以領悟人生哲理,則無疑是重中之重。

然而,如今大眾對閱讀的療癒能力之信念變得越來越普及,一改昔日人們認為只有宗教文本才能夠得到啟發,現在很顯然地也相信世俗閱讀可提供幫助。現今強調科技與多元的社會,不用說冷門的「書目療法」在圖書館學的學術應用,嘗試再冠以所謂「聖經書目療法」(Biblical Bibliotherapy; BBT),想必是充滿挑戰與禁忌。

「書目療法」步驟、原則與啟示

「書目療法」之理論架構與運作通常俱備三大步驟。西元1950年美國學者Caroline Shrodes 便歸納許多「書目療法」運作理論之基礎,且分列出三個標準進程:Identification (認同、支持) 、Catharsis (情感宣洩、精神淨化) 與 Insight (領悟)。此後許多研究者相繼以此原始架構進行介紹與論述。[6] 茲將此詳細步驟分述如下:[7]

1. 認同:懂得自己與別人(Identification: Learning about self and others)

(1)發揮個別的自我概念(to develop an individual’s self-concept)

(2)增進個人對人的行為動機之理解(to increase an individual’s understanding of human behaviour or motivations)

(3)促進個人真誠的自我評價(to foster an individual’s honest self-appraisal)

(4)找尋個人對於自我之外的興趣之道(to find a way for a person to find interests outside of self)

2. 淨化:促進情感宣洩的體驗(Catharsis: Fostering cathartic experiences)

(5)紓解情緒或精神壓力(to relieve emotional or mental pressure)

3. 領悟:找著問題之解決步驟(Insight: Identifying steps in problem resolution)

(6)向自己證明並非唯一遭遇此困境之個人(to show an individual that he or she is not the first or only person to encounter such as problem)

(7)向自己證明問題解決方案並非唯一(to show an individual that there is more than one solution to a problem)

(8)協助個人更坦率地面對談論問題(to help a person discuss a problem more freely)

(9)協助個人規劃出建設性的行動方針以解決問題(to help an individual plan a constructive course of action to solve a problem)

西元1969年Harold A. Moses和Joseph S. Zaccaria 認為書目療法已發展成十項使用原則,包括:[8]

(1)使用者必須了解書目療法性質和相互動態(dynamics)。並將書目療法理論納入功能理論(functional theory)。

(2)「治療師」(“therapist”)必須至少對學生將要使用的書目資料有大致了解。

(3)可以借助提示技術(promoting techniques)來鼓勵書目療法相關的閱讀活動。

(4)「準備就緒」是考慮使用書目療法時,必須具備且牢記的重要因素。

(5)書籍書目應該是「建議」而不是「處方」。(Books should be suggested rather than prescribed.)

(6)執業人員(practitioner)應該對於身體有障礙的個人提高敏察度,以便決定使用特殊類型閱讀材料之必要性。

(7)書目療法似乎對於閱讀能力平均和高於平均的個體最為有效。

(8)個人閱讀文獻應伴隨完成或通過討論與諮詢來進行。

(9)書目療法是其他幫助關係(helping relationships)類型的一項輔助。

(10)書目療法是一種有用的技術,但它不是萬靈丹。

        而對於所謂「書目療癒師」(Bibliotherapist)的資格,在1972年就有學者Louis A. Rongione提出其相關應備知識為:[9]

(1)兒童,年輕人和成年人的文學。

(2)解剖學和生理學的生物學。

(3)基礎精神病學。

(4)關於以下方面的心理學: a. 診斷指導和諮詢技術;b. 殘障人士和情緒不佳者;c. 不同種族的群體 ;d. 激勵和激勵的原則;e. 測試技術以及培訓和測試結果的解釋。

(5)與之相關的社會學:a. 疾病的醫療和社會問題;b. 修復衰老(the rehabilitation of the aging)的知能;c. 統計和報告編寫培訓。

從以上如此複雜專業的「書目療癒師」資格項目中,便可瞭解到圖書館員涉入書目療法服務時,將面臨到外界很大質疑與挑戰,更不用說當館員樂於建議「閱讀處方」充作圖書館推廣服務或讀者資訊服務時,容易遭致誤解。然而,事實上圖書館學之教育亦相當有自知之明,因為除了圖書資訊專業外,仍必須具備適當的人格特質,例如:關懷與溝通等技巧,而這些技巧的培育早於屬於傳統的圖書館學教育項下的「讀者服務」與「資訊素養」課程中被提及。相較之下,特別是就非圖書館界人士的批判而言,圖書館施作完整的「書目療法」服務,若以上述Rongione之見解,其真正必須補足的能力,或許應該是醫學、心理學等專業知識。這似乎也顯見圖書館學向來所強調的「跨科際」(interdisciplinary)整合和學科專家的學門特性。

         圖書館學所意識到的學科教育內涵,乃是有所為與有所不為,針對圖書館「閱讀推廣」、「書目選介」等傳統服務所行使的「書目療法」顯然是才是真正的目的。因此,當圖書館員不涉入實質的療癒行為,而是選擇性地指導讀者閱讀時,也就是所謂圖書館實施「書目療法」自律(或自限)在所謂「發展性」而非「臨床性」一事,就避免了被誤解圖書館員成為「書目療癒師」,而在資格上受外界責難。但是,我們不防再嚴肅思考另一種觀點:「發展性書目療法」是否無意間限縮了圖書館學(圖書館事業)的發展?使原本的「閱讀推廣活動」或「參考資訊服務」、「閱讀指導」等職責難以開展?甚至一般認為「圖書館學是一門跨科際的整合科學」命題上,若探討「圖書館學」與「心理諮商輔導」的整合觀,而不再思索其他可能潛在的派典模式(例如:平行、抗衡、從屬),則是否白白失去了圖書館學身為「成長有機體」的變革機會?且就留待後續探討。

「聖經書目療法」的特性

實務上「聖經書目療法」的輔導者(或提供者)相當多元但卻有局限,此原因在於它是專指性的書目類別,且又涉及信仰與專業。特別在圖書館場域裡,依如圖書館提供的一般性「書目療法」,「聖經書目療法」究竟是屬於「資訊服務」、「讀者顧問」還是「諮商輔導」?實務上雖同樣可能遭遇阻難,但都可以藉助一般書目療法的理論架構來定位,例如:直指它是「發展性」而非「臨床性」,藉由專業圖書館員的服務型態,運用互動方式以及個別或群體式的閱讀者導。

諮商輔導 vs. 書目療法

若「書目療法」僅僅是圖書館閱讀與推廣服務工作之一,因而提供「書目服務」,且不涉及讀書會、亦不扮演讀者顧問(Reader Advisory)服務的角色。則「諮商輔導」與「書目療法」兩者之差異相當明顯。僅管「書目療法」不等同於「諮商輔導」,但是「書目療法」服務有時卻也需要伴隨著討論、互動、指引、分享。因此,事先區別「書目療法」的類型與執行方式,乃是進行「書目療法」活動時,必要的步驟。

聖經書目療法與聖經輔導兩者的差別在於:「書目療法」的採用類型。例如:採用純粹的「發展性書目療法」應用於《聖經》,或可以降低「聖經輔導」的難題與挑戰,但果效則端賴閱讀者個人的條件與背景。換言之,「聖經書目療法」最大的挑戰將是「方法」本身。「聖經書目療法」是否可以純粹採用發展性的閱讀類型,而絲毫不需要再加進任何「指引」?或者,將「指引」與「閱讀」分開;為「書目療法」所產生的「閱讀」是當下的行為,而讓聖經知識的「指引」是讀者日常的操練?此答案或許是值得肯定的。因為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曲解《聖經》、降低閱讀門檻與障礙,又能部分達成書目療法的果效;但前提是:「聖經書目療法」運用得當之前提,同樣必須思考如何在經文中,有正確的釋經原則(Hermeneutical principles)應用。純粹的「書目指導」而非「內容指導」或「閱讀分享討論」,即使較不涉及正式的「釋經應用」,而比較單憑自身體驗與「亮光」,但是,將聖經經文當作書目療法之「工具」時,是否可以完全放任讀者自由意志下的解讀,而得到心靈的淨化紓解?而該圖書館員是否又應該具備「聖經資訊素養」甚至是「神學背景」?

        經文書卷裡的主要敘事人物,與經文書卷外的讀者,他們對於「書目療法」程序中的 認同、淨化、領悟 三階段,可能有著不同的感受內文段落。

這跟「聖經書目療法」的書目來源,究竟適用於整本書卷,或是否為特定經文段落?兩者並不衝突。換言之,聖經裡的敘事人物(先知、歷史人物、使徒等)都有他們自己所屬的詮釋,這些記載在經文裡的人事物,乃是屬於釋經學的範疇;然而,讀者(我們)也該有屬於我們自己的感受與省思,這卻是每個人的心理歷程。

為「聖經書目療法」立論

「聖經書目療法」若欲卓然成立為一「學科」(discipline),就必須先立論。「聖經書目療法」要能成為一門課程或是研究,就像任何的「聖經輔導」、「基督教心理學」或任何整合取向的相關諮商服務一樣,必須先思索可依附與參考的理論基礎。為了達到此目的,就讓我們先來思考圖書館日常的業務及服務事項。首先何謂「讀者諮詢服務」? 以下數端為常見認知:

(1)圖書館於推動「閱讀活動」或推介「館藏利用」時,以專人專責方式所提供之諮詢服務。

(2)然而,學術或專門圖書館向來皆以學科專家之「參考服務」為主軸;因此,此所謂「讀者(閱讀)顧問」(Reader’s Advisor)通常偏向公共圖書館、中小學圖書館之資訊服務職掌。

(3)圖書館「讀者諮詢服務」重點在於「閱讀資訊提供」以及「閱讀指導」。透過對於自身館藏與大眾出版品掌握,以及依據 (特定或一般)讀者之閱讀需求,而進行選書、推薦、指引、教育等功能性的圖書資訊服務。

(4)以「讀書會」與「讀者(閱讀)顧問」角色的資訊服務型態。

然而,我們也必須更進一步提問與回答若干問題 —

       Q : 如果「選書曁閱讀技巧」皆可源自每位讀者的「自身經驗」,則圖書館員「讀者顧問」角色還有價值與需求嗎?

A:出版品的多樣性 與 類型讀者的「資訊素養」差異性。 因此圖書館員不能不成為「閱讀專家」。

Q : 網路科技時代,「傳統的」「圖書館的」圖書資訊服務,仍需要個人式(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諮詢顧問嗎?

A : 身為「人」的讀者,仍需要有溫度及心靈感受得到的(貼心)服務;除非未來有「超高品質」的機器人與AI服務。

此外,圖書館(員)如何組織「閱讀」?原則此分成兩類型態:(1)介入:讓自己也成為讀者群之積極成員(Becoming the Engaged Readers),且參與閱讀指導;(2)不介入:僅協助讀書會(Book Group)設立。

而不論哪類型態其價值與目的在於:必須使館員自己成為專家,一位懂書、愛書與知性感性兼具的閱讀顧問。當我們回到「閱讀」的本質思考,自然會瞭解圖書館員不論是讓自己成為讀者群的積極角色或扮演閱讀指導角色,這些舉措皆已經是所謂的“Reading Engagement”,我暫且將之譯為「閱讀之約」。這種「約」既是一種閱讀活動的投入,也是一種與讀者之密切關係之約定。「閱讀之約」的讀者群必須能:[10]

(1)沈浸閱讀之中,享受樂趣和滿足他們的好奇心。

(2)能發現足以幫助他們學習成長的資訊與故事。

(3)能激勵更愉悅與容易的閱讀學習,並營造能持續進步的一項良性循環。

「聖經書目療法」如果有可能成為「閱讀之約」而被擺上,那每一位基督徒館員就必須更謹慎更努力;如果它可以持續作為一門「研究學問」,則研究參與者就必須更謙卑,即使少人聞問,她/他的喜樂來源是源自信心,但內心「說不出來,滿有榮光」。(彼得前書1:8)

「聖經書目療法」可以依循既有的書目療法理論架構,例如:一般「書目療法」源於圖書館館藏資訊服務,在今日它可納入館藏發展政策的主題特藏、參考服務的專題選粹,以及開發成主題資料庫檢索等。而「聖經書目療法」因著它特殊的閱讀「屬性」:

(1)單一書目(聖經),多元主題(教導、故事、比喻等);

(2)多元主題,核心思想(神與人關係的陳述);

(3)核心思想,多元應用(人生方向)。

因此,它更應該超脫所謂「圖書館」的場域,而可更活潑的應用於其他職場、產業活動(例如:「出版與書業」的主題企劃與營銷)中。屏除上述情境功用,「聖經書目療法」仍必須仰賴在聖經神學與諮商輔導的諸多理論基礎之協助上,未來才足以有更深刻的研究題材與拓展應用的可能。

「聖經書目療法」也無疑是多個「雙重」領域的結合:書目療法與《聖經》、更是神學與心理學的整合、圖書館學與神學的知識背景;以及閱讀推廣活動傳統與基督教靈魂關懷的精神傳統。同樣的道理,在思考基督教傳統和現代心理學傳統的衝突問題時,所產生的不同派典(典範),或許可作為圖書館於實施「聖經書目療法」理論參考。

一般「書目療法」基於閱讀輔導的觀點,多少會與心理學或諮商輔導相關,因而有所謂「臨床性」與「發展性」之區隔。但在「聖經書目療法」特質上,必須再加以思考宗教信仰因素,故藉助已成熟的派典–基督信仰與心理學的五種對話觀點,或可有助深層探析問題,這五種觀點模式是:[11]

  1. 「聖經輔導模式」:《聖經》優先,與心理學二者互相獨立常有衝突;
  2. 「基督教(徒)心理學模式」:亦強調「整合」,惟認定聖經與心理學兩者互不相干,聖經為核心佐以心理學;
  3. 「轉化心理學模式」:最新近出現的觀點。同樣強調「整合」,但更注重靈命成長和心靈關懷(soul care)面向;
  4. 「整合模式」:兩者互補整合,致力平衡兩者對話(但仍以聖經為主,心理學為輔;
  5. 「多層次(學科)解釋模式」:心理學優先,常以心理學評估聖經是否符合科學;兩者視為各自平行同等且獨立。

此五種模式在神學與心理學意義的關係光譜上,依序從「傾向聖經詮釋」一路朝「傾向科學/心理學」傾斜。而其反映在「聖經書目療法」的應用層面,便顯現不同的閱讀輔導(資訊服務提者)的「聖經資訊素養」、理論與應用手段(approaches),以及他們面對不同的讀者(受輔者)的資訊需求與自身條件的差異時,作為「聖經書目療法」研究者,不妨將這五種對話模式當作可能的假設條件來思考《聖經》與神學的涉入程度,換言之,「聖經書目療法」的研究課題,可以借不同的理論派典來展現研究設計、完成不同的研究旨趣與命題。然而,我們也必須承認所持派典不同,就看見不同事實,這當然也便是「典範的變遷」(Paradigm Shift),也是科學革命–學術研究的新詮釋。及如此一來,圖書館員對於書目的選擇、解釋,以及研究設計與研究執行的分析詮釋上,都會有不同的風貌,無疑地,這又豐富了「聖經書目療法」研究與實務應用上的成果。

面對如此複雜的模式與派典,實務研究者也就必需擇一遵從。若將「聖經書目療法」限縮在「聖經輔導觀」基礎上的書目療法,在這個世俗且樣樣講求「多元文化」的社會,有其挑戰與「危機」;倘若順移至「整合觀點」或「多層次(學科)解釋模式」的架構上,在圖書館本業執掌之外,賦予愈多的心理諮商輔導使命於「聖經書目療法」應用實務上,自然會使得工作繁複,研究的因果關係亦難以釐清,可是這也是「聖經書目療法」研究的挑戰性樂趣。

從閱讀輔導(指導)的角度,當我們將「聖經書目療法」呈現在「關懷」面向,「聖經書目療法」或許就比較像以《聖經》為本而偏屬靈觀點的「聖經輔導」、「轉化心理學模式」;依次才是諮商輔導以及以心理學之理解為基礎,但卻分頭平行強調聖經與閱讀輔導的「基督徒心理學」等理論類別。儘管在理想上,若能以心理學觀點併聖經真理的「整合觀點」行閱讀輔導之實,當然更佳。然而就社會化、讀本、故事、閱讀者的核心個體來說,「多層次(學科)解釋模式」雖然可能是最「安全、合宜、務實」的選項,也反映了「聖經書目療法」的本質侷限(受限於讀者與信仰的多元)所使然。然而,我們也不可否認:基礎的「聖經輔導」立論似乎仍較為符合「聖經書目療法」的屬性與初衷,因為「聖經書目療法」似乎存在兩種不同途徑(approaches):

手段性:達到讀者心靈紓解、淨化即可;

目的性:心靈紓解與淨化乃是手段,其真正期待乃是認識 神。

手段與目的之延續與否,端看館員(閱讀指導)與讀者兩者對於聖經是否有能力及信心持續更深化的閱讀互動關係,否則「手段性」將是唯一的途徑。除此之外,「聖經輔導」式的「聖經書目療法」足以使它所能達成的果效既單純又清晰,這除了方便閱讀指導者的書目選定之外,似乎也是針對「非基督徒讀者」與「基督徒讀者」所設想的權宜之計,而其真正目的不也是在「福音」的散播與使徒訓練?!這顯然是不可規避否認的企圖與期盼,只是它不符俗世多元文化社會的遊戲規則。

Mar McMinn在《罪與恩典:基督徒輔導的整合模式》指出「基督教故事是一個關係性的神 — 聖父、聖子和聖靈 — 創造了需要有關係的人類,在親密關係中得以興盛」。[12] 「聖經書目療法」是否應該有更崇高的理想與目標,使「聖經書目療法」能更廣為接觸讀者(不論是基督徒或非信徒)?為此,則「聖經書目療法」的確必須有更多的同理心與彈性,例如:更以整合觀點切入書目的輔導協助。只是,倡導「聖經書目療法」的初衷又是什麼呢?研究者,也是立論者,毫無疑問地,她/他必須先確立自己的研究旨趣與立場。

待解的「聖經書目療法」研究與教學變異性

❮聖經❯66本經卷中,各自將其運用「書目療法」又該是怎麼樣的光景?舊約與新約的適用差異?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不同年齡層與生活背景者的領受差異?以及整全的書卷或單一經文的獨立或跨卷交叉應用,哪一種方式更適合「書目療法」的理論應用及架構?

圖書館「聖經書目療法」究竟是該見於神學圖書館,還是可以在一般公共圖書館,甚至大學圖書館成為一項服務?答案是顯而易見,它應該在所有處所為有需要的人而存在。在已知的文獻上,處所與內容之實際例證不多。純就學術研究與應用之角度,我們則可以從幾處問題著手:

(1)圖書館:身為專業圖書館的台灣多所神學(院)圖書館專業館員對「聖經書目療法」的認知及角色職掌?是否可能以神學(院)圖書館作為深植與推廣之培訓園地?公共圖書館如何藉由基督徒館員「志願性」的提供服務?大學圖書館可否協同校園輔導進行此服務?

(2)教會組織:教會以查經小組或團契方式,進行「聖經書目療法」應用?

(3)閱讀團體:嘗試以《聖經》為本,輔以「聖經故事」或相關神學信仰名著作為書目導讀?

(4)個別差異:如何因應閱讀者與群體的屬性差異,做出最適切的「聖經書目療法」應用?

(5)書目選擇與課程:辨別《聖經》經文中不同類型,例如:事件、人物、啟示、綜合,以及單一書卷之閱讀性,以及閱讀指導。如何設計與提供課程教材?

(6)知識地圖與「藥方」:眾多取材於《聖經》的經文書目中,如何將諸多運用到的類型(如上述)與所欲訴求的「認同、淨化、領悟」步驟結合,並匯出相對應圖譜於電子資料庫中?

「聖經書目療法」之實證,乃是主觀經驗的描述,但藉由觀察、訪談、問卷等研究方法來達到科學規範。如果「聖經書目療法」離開了圖書館場域,就更意味著將更方便以「臨床性」的書目療法之架構來執行研究,若此,則「聖經書目療法」勢必更加注重心理學的「科學」基礎,以及諮商輔導的「藝術」應用。除此之外,必備的聖經資訊素養相關的神學知識卻仍始終不可或缺,圖資學門與圖書館事業對於這樣的「聖經書目療法」之教學研究,無疑地將是極其富饒與深刻。

結論

以《聖經》為本的「聖經書目療法」至始至終都是書目療法的最佳應用之一。即使是「發展性的聖經書目療法」也是充分以《聖經》為本,並以其他相關釋經、聖經故事、比喻、基督信仰書籍等書目為輔,使之成為全方位的閱讀輔導與服務。「聖經書目療法」應用既是歷史事實,也是屬靈的曠野。我們需要信心也需要聖靈的幫助。然而,我們在謹慎不濫用經文並求聖靈幫助的同時,了解不同場域(例如:各類型圖書館)與讀者對象需求,也更期待有更多具備聖經素養與專業,以及因認識神而大發熱心的參與者,有這樣的「聖經書目療法」團隊一同耕耘,既是教學研究也是助人與自助,沒有比這樣的機會更令人期待的了。正如經上所說「你要謹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訓,要在這些事上恆心;因為這樣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聽你的人」(提摩太前書4:16)。而充滿挑戰的「聖經書目療法」種種相關議題,在眾多變數中,不也足以讓「聖經書目療法」能榮神益人?!


[1]陳書梅,「臺灣之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發展現況探析:由「邁向健康幸福人生論壇」談起」,公共圖書館研究,6期 (2017年11月):3-3, 3-4;安可人生編者,「台大教授推薦繪本書目療法,釋放負面情緒豐富熟齡生活」,見https://ankemedia.com/2018/15038

[2]Rebecca Foster, “Bibliotherapy for the New Year,” January 11, 2016.https://bookishbeck.wordpress.com/2016/01/11/bibliotherapy-for-the-new-year/.

[3]Patricia Furstenburg, “Therapy through Books. Bibliotherapy. Reading to stay Happy,” June 5, 2020. https://alluringcreations.co.za/wp/therapy-through-books-bibliotherapy-reading-stay-happy/

[4]愛琴海希臘的拔摩島(Patmos)之聖約翰修道院圖書室入口牆上,嵌著希臘文“Psyches Iatreion”也就是“Healing Place of the Soul” (靈魂的療癒所)的石碑銘文,此銘刻可以回溯到千年前,而同樣的字義也被刻於埃及法老王拉美西斯二世陵寢之底比斯圖書館入口。此外,在古代歷史上最宏偉的亞歷山大圖書館也有著類似的銘文。

[5]相關文章見 Shulamit Ritblatt and Janet H. Ter Louw, “The Bible as Bibio-source for Poetry Therapy,” Journal of Poetry Therapy, no. 5 (1991): 95-103.

[6]Shrodes, C., Bibliotherapy: A Theoretical and Clinical Experimental Study.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1950.

[7]Nick Canty, “Bibliotherapy: Its Processes and Benefits and Application in Clinical and Developmental Settings,” 2017, https://discovery.ucl.ac.uk/id/eprint/1574599/1/Bibliotherapy%20FINAL%20pdf.pdf.

[8]Harold A Moses, and Joseph S. Zaccaria, “Bibliotherapy in an Educational Context; Rationale and Principles,” The High School Journal, LII (April, 1969), 402-404. cited by Helen Hoopes, “An Introduction to Bibliotherapy” Children’s Book and Media Review, 10 (4), 1989. https://scholarsarchive.byu.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588&context=cbmr.

[9]Louis A. Rongione, “Bibliotherapy: Its Nature and Uses,” Catholic Library World, XLIII (May, 1972), 497. cited by Helen Hoopes, “An Introduction to Bibliotherapy” Children’s Book and Media Review, 10 (4), 1989. https://scholarsarchive.byu.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588&context=cbmr.

[10]National Library of New Zealand, “Why reading engagement matters,” https://natlib.govt.nz/schools/reading-engagement/understanding-reading-engagement/why-reading-engagement-matters

[11]相關資料「四種模式」可參見 張宰金,教牧諮商:改變生命的助人模式,(新北市:中華福音神學院,2005),238;「五種觀點」見 埃里克.約翰遜(Eric L. Johnson)編,心理學與基督教:五種觀點,廖暢泳等譯(香港:恩道出版社,2020)。

[12]馬克敏(Mark R. McMinn),罪與恩典:基督徒輔導的整合模式,宋梅琦譯(South Pasadena, CA: 美國麥種傳道會,2012),230。 

《約伯記》應用於書目療法之哀傷輔導應用

二版2022/06

邱炯友

經文

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曉得智慧的所在。….他對人說:敬畏主就是智慧;遠離惡是聰明。(約伯記28:23; 28)

一、前言       

「書目療法」(Bibliotherapy)是大學校園內一門相當特殊的課程,其授課通常由圖書館學相關系所擔綱,它在校園內不是一門臨床科學,但卻是發展性的實務應用。宗教經典也經常被運用在這類書目療法,例如:將《聖經》當作詩歌類的書目資源(biblio-source)施作於書目療法上。[1] 也曾有研究者針對《聖經》閱讀在國立臺灣大學基督徒學生群之中,所產生的個人情緒療癒效用進行探討。[2] 我們毫無疑問早已相信《聖經》所帶來的啟示與見證之果效。然而,如何更明確地運用《聖經》中的特定書卷來當作「發展性的書目療法」課程與研究之書目對象?《聖經》中,記載義人受苦的經典之作《約伯記》無疑是最佳範本之一,誠如吳獻章教授指出《約伯記》的核心問題是拋出了人之所以活著 (Being) 時「智慧何處尋?聰明之處在哪裡呢?」此問題顯然已由遭逢苦難時的怨懟,力求超脫困阨,昇華到思索人生價值。相對於在個體之外的所有附加物(Belongings)又該抱持何種人生態度?[3] 而當極受珍惜的Belongings遭剝奪;甚至連Being都備受挑戰時,這樣的「苦難」如何令凡人承受?即使像約伯這樣受上帝稱許的義人,更是情何以堪?基於這樣的一層啟發,嘗試將《約伯記》應用在書目療法的哀傷輔導上,想必有其意義和發現。

二、書目簡述:認識《約伯記》

《約伯記》的中心思想記述了向來「完全正直、敬畏 神,且遠離惡事」的約伯承受了人間極大苦難,「義人受苦」呈現的苦難觀與矛盾。即使由遠方聽聞而欲前來安慰約伯的三個朋友:以利法、比勒達、瑣法,言語卻多抱持偏見,無法以適切的同理心了解約伯的真正苦悶,而與約伯同為喪子的約伯之妻,竟也無法諒解向來獻祭、敬神端己的丈夫。唯有另一位始終在旁的年輕人以利戶,說出了約伯的問題,這也揭開了上帝隨後的顯現,訓誡約伯的自以為義,令約伯無地自容。但隨著約伯的懊惱認錯,《約伯記》的主題再度回到「敬畏 神是智慧,遠離惡事是聰明」的終極答案;並有了上帝最後加倍的祝福。

約伯的三位友人,以利法、比勒達和瑣法(我們且先不講另一位輩份較輕的以利戶),不約而同從遠方而來,我們相信他們的到訪,畢竟是充滿熱誠友誼之舉,所以想向約伯致慰問之意。且按下耶和華神的意旨或者是那撒但的意圖不表,約伯的富有與義人形象,應該是朋友之間廣為知悉的。三人無疑是想做個能與「做傷心人的好朋友」之事,尤其在好友極端不幸且痛苦的時刻,這不僅是人之常情,也應該是身為約伯「朋友們」的特權,因為關係匪淺且值得驕傲。

然而,事情的發展卻讓人瞠目結舌。他們難道不是為了替約伯悲傷來安慰他的嗎?約伯因禍事而顯憔悴,這三友竟遠觀,或因習俗,或因懼怕同受無端之禍,僅止陪著約伯七天七夜,「一個人也不向他說句話,因為他極其痛苦」(伯2:13)。陪伴、聆聽以及用同理的話語回應,這是在「做傷心人的好朋友」步驟中的首要。好友們竟近似無知的舉措,錯過了這一重要時機。

約伯或許是聰明的,毫無疑問他就是一個智慧人(遠遠超越我們的那一種),他自己終於還是自己先開了口:以自我咒詛開場。這難道是三個好友所要的嗎?當然不是。三友相似撒但在這試探事件中所派來的使者,掀起了這場巨大的口舌風暴。

約伯最大的人生「失落」或生命「擱淺」不是所屬財物、權力與小孩的消逝無助,而是誠如耶和華神所誇讚約伯「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伯2:3),約伯最最難過的乃是他深怕自己因為這些連續禍事,會導致他失去對上帝的信靠。三友不僅未能洞察約伯的苦楚,喪失了安慰先機;更糟糕的是在繼約伯自咒之後,竟仍多回合輪番上陣同與約伯辯論,刺激約伯的自尊與損毀約伯的自信!我們寧可相信:約伯再怎麼咒罵責怪自己,但隱藏的內心仍是充滿盼望,萬般的捨不得、想不透自己的好與過、是與非怎淪為此境?!在求死不得的困境下,朋友們想面對這樣的絕境之人的輔導,的確相當不易。但是事實上,「求死」「自救」與無聲的吶喊「求救」才是約伯真正的企圖與真實心境。無奈這群朋友,粗魯不文、無耐心又自義地指摘教訓,盡是說盡那些約伯自己早已知曉的道理,更惱怒了約伯的苦毒人性的一面。

三友的指正之詞是一般的人設道理,卻非約伯真正需要的及時雨。許多時候,例如:以利法說:「神所懲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輕看全能者的管教」(伯5:17),又如比勒達安慰說:「惡人的亮光必要熄滅,他的火燄必不照耀;他的帳棚中的亮光要變為黑暗,他以上的燈也必熄滅」(伯18:5-6),或面質(套用心理學名詞confrontation)約伯而說:「這些話你要說到幾時?口中的言語如狂風要到幾時呢?神豈能偏離公平?全能者豈能偏離公義?….。」(伯8:2-3);以及像瑣法說:「你豈不知亙古以來,自從人生在地,惡人誇勝是暫時的,不敬虔人的喜樂不過轉眼之間嗎?」(伯20:4-5)。諸如此類的話語,實在難以理解是陪伴哀傷者的有效智慧,它不僅無同理心,也盡是無效的傾聽(約伯的回應)之後,又強說盡的傷人之語。或許這三友想做所為心理學的「認知轉換」,然而,在毫無同理心的信賴下,也未曾先做好哀傷人的情緒紓解與淨化下,這種強勢開導,難有實效。約伯何嘗沒有反駁三友指正的不是,他們安慰人,反叫人愁煩。

在哀傷人的情緒衝突中,此衝突中的三角關係,如:約伯的防衛機制、所顯現的情緒與行為、真實情緒等,三友對於「三角」觀念問題全然陌生,且又有他們自己個性的缺陷,終至形成相當不堪的案例。所幸這一切都是出於神的安排,有另一年輕友人以利戶的緩衝,以及本著約伯的真本性與智慧,當然最最關鍵而為人所信服的話語,即是在旋風中耶和華神的出手介入與顯現,終讓約伯心眼開放,見識到造物主的全能與悲憫,而願意臣服說:「我從前風聞有你[耶和華 神],現在親眼看見你。因此我厭惡自己[的言語],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伯42:5)。我們的造物主或許在《約伯記》中,也想讓有心幫助哀傷朋友的人,瞭解什麼是真智慧,以及什麼是好的助人技巧。

約伯起初的確盼望上帝給出他受害的理由,然而上帝有祂自己的做法,祂並未給對應的明確答案,只帶領這心愛的僕人約伯看祂的創造,要約伯親自去看、去聽、去感受,以至於去思想領悟「智慧」。最後,約伯的確不需要答案了,因為他遇見上帝、找到了自己。 我們無法替那三友想出安慰約伯的更好說詞,在角色上、在個人的軟弱與能力上,我們也都無法說什麼。或許只能怯怯地說:「遇見我主我神真好!」

從「書目療法」的操作實務上,基督徒與非基督徒閱讀此書卷,二者之間的感受是否會有不同?在未作任何實際觀察研究之前,似乎不應該回答此問題。然而,就聖經所賦予《約伯記》的啟示而論,就在於人與神的和諧關係,以及如何完全信靠這位真正的主;以及論證究竟誰有權力,解釋無辜者受害之因。受苦哀傷之人何等的脆弱渺小,輔導者嘗試分析苦難原因,或指責、或安撫,並歸因於任何真實或假設性的觀點,都仍將最終解決問題的關鍵角色,交付給哀傷的人自己,期待她/他能渡過難關,走出陰霾。但是,藉由聖經中的《約伯記》所要表達的則是:讓哀傷者遇見 神、信靠神。因此,對大部分的人而言,「上帝的顯現」似乎比「上帝的隱藏」來得更實際、更容易感受。但是,事實上,永遠仰賴期待「顯現的上帝」卻並不務實、也超脫現實。因此,「書目療法」所實踐的三項基本步驟或階段:認同(identification)、淨化(catharsis)、領悟(insight)便可以反映出應用《約伯記》的價值。讓輔導者、哀傷人同時藉由《約伯記》來實踐如何與「哀傷人做朋友」,有共鳴、有釋放,也有昇華;並也認識神、找著人生價值。

「書目療法」是藉著讀者與文獻的互動來達到情緒紓解,涉及哀傷人的注意力轉移、感情觸動、共鳴與投射,以及透過文獻與輔導者的支持關懷,來使哀傷者能建立自信,有滿足而能面對問題與管理問題;換言之,正如台大陳書梅教授所言:讓哀傷者的負面情緒釋放、挫折復原力(resilience)提高,「從而能勇敢地面對困擾個人的挫折事件或逆境」,並使「心靈達到恬然安適」的狀態。[4] 書目療法所指的「認同」步驟係指「串連自身經驗並產生共鳴」;「淨化」指釋放壓抑的情緒並得釋懷;「領悟」則指「將閱讀習得的新觀念或啟發,運用在自身的困境並得自我價值之提升」。[5]

三、《約伯記》經文之哀傷輔導應用:解題書目

本文試圖簡略地從書目療法的三階段論,來分析若干《約伯記》經文對此理論的應用性,以作為解題書目之用。雖然並非所有的聖經書卷都足以達到完整的認同、淨化、領悟三階段,並且每位讀者的遭遇情境亦不相同,自然有不同感受果效。就《約伯記》單此書卷而言,原本為詩歌體裁,但因為語言迻譯關係,詩歌體裁特色消失,且和合本編排亦不識得原貌,故將之視作「人物傳記」書目權充。[6]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主動將《約伯記》以「推介」的方式呈現書目療法之三階段,此乃不同於常見訪談研究中,所歸納而成受訪者的主客觀表達。

不論是認同、淨化或領悟等階段,在《約伯記》的經文裡,起初,約伯相當堅持自己無罪,抱怨上帝不公平,也影射怪上帝未能好好管理宇宙萬物;甚至希望自己出生之時,就被「鱷魚」(leviathan)吃掉(3:8)。因此,真正主要的療癒果效,乃來自以利戶之言(32-37章)以及來自上帝(38-41章; 42章:7-8)。

茲將若干正負案例列舉於后:

  1. 認同

*失敗案例 –

約伯完全無法認同並指責三友所言。對朋友的無效安慰,感到失望:「那將要灰心,離棄全能者、不敬畏 神的人,他的朋友當以慈愛待他。我的朋友詭詐,好像溪水,又像溪水流乾的河道。….請你們教導我,我便不作聲;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錯。….請你們轉意,不要不公;再請轉意,我的事有理」(伯6:14-15; 6:24; 6:29)。約伯甚至求友不要再過份誤解他,以致造成最終傷害:「求你想念,我的生命不過是一口氣;我的眼睛不再見福樂。觀看我的人,他的眼必不再見我;你的眼目要看我,我卻不在了」(伯7:7-8)。

*成功案例 –

以利戶對約伯說「你們查究所要說的話;那時我等候你們的話….誰知你們中間無一人折服約伯,駁倒他的話。你們切不可說:我們尋得智慧; 神能勝他,人卻不能。約伯沒有向我爭辯;我也不用你們的話回答他」(伯32:11-14)。以利戶又說「我在 神面前與你一樣,也是用土造成,我不用威嚴驚嚇你,也不用勢力重壓你。你所說的,我聽見了,也聽見你的言語,說:我是清潔無過的,我是無辜的;在我裡面也沒有罪孽」(伯33:6-9)。

此外,上帝開口問約伯說「你要如勇士束腰;我問你,你可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時候,你在哪裡? 你若聰明,只管說吧!」(伯38:3-4) 連續兩次,上帝要約伯「你要如勇士束腰;我問你,你可指示我」(伯38:3; 40:7),如果這一切,約伯「有理」欲再反駁,也就適當給了約伯勇氣與機會。

*小結 — 約伯的情緒困擾是「沒人了解他的苦」,過去所遭遇的不幸處境、回憶在在難忘。但有了以利戶和上帝的顯現(即使是「教訓」),約伯感到終於「有人瞭解自己」,因為他自己心中從來沒有「棄掉(咒詛) 神」。

2. 淨化

*失敗案例 –

約伯因以利法說曾說「神所懲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輕看全能者的管教。….」(伯5:17),情緒也就因此徹底跌入低谷,且自況說「惟願我的煩惱稱一稱,我一切的災害放在天平裡;現在都比海沙更重,所以我的言語急躁。因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其毒,我的靈喝進了;….惟願我得著所求的,願 神賜給我所切望的;就是願 神把我壓碎,伸手將我剪除」(伯6:1-4; 8-9)。

此外,又如比勒達訓誡約伯說「神豈能偏離公平?全能者豈能偏離公義?或者你的兒女得罪了他;他使他們受報應」(伯8:3-4);隨之又說「神必不丟棄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惡人」(伯8:20)。連續一番話更令約伯難堪並回答說「我真知道是這樣;但人在 神面前怎能成為義呢?」(伯9:2);約伯心裡也不服氣地說「我雖有義,自己的口要定我為有罪,我雖完全,我口必顯我為彎曲」(伯9:20),甚至也反駁說「我因愁苦而懼怕,知道你必不以我為無辜。我必被你定為有罪,我何必徒然勞苦呢?我若用雪水洗身,用鹼潔淨我的手,你還要扔我在坑裡,我的衣服都憎惡我」(伯9:28-31)。至此,約伯的情緒波瀾,毫無被淨化之果效。

*成功案例 –

以利戶用同理心,並嘗試換成另一種言詞體諒地對約伯說「我不用威嚴驚嚇你,也不用勢力重壓你。你所說的,我聽見了,也聽見你的言語,說:我是清潔無過的,我是無辜的;在我裡面也沒有罪孽」(伯33:7-9)。然而,以利戶從旁觀察情境,隨後便用許多實例,好讓約伯的「自以為義」有所收斂,例如:以利戶指出約伯常自認有公義,而上帝奪去他的理,也就當頭棒喝說「誰像約伯,喝譏誚如同喝水呢?」(伯34:5-7)。最後也總結說道「論到全能者,我們不能測度;他大有能力,有公平和大義,必不苦待人。所以,人敬畏他;凡自以為心中有智慧的人,他都不顧念」。約伯始終無任何辯詞,或許他陷入了長考與反省。

上帝的話臨到,無疑地是絕對的震懾與高潮。耶和華對約伯告誡說「你豈可廢棄我所擬定的?豈可定我有罪,好顯自己為義嗎?你有 神那樣的臂膀嗎?…你要以榮耀莊嚴為裝飾,以尊榮威嚴為衣服;要發出你滿溢的怒氣,見一切驕傲的人,使他降卑….;我就認你右手能以救自己」(伯40:6-14)。

*小結 –

情緒的沈靜、紓解,必須以「信服」為基礎。約伯內心徹底臣服,在上帝的顯現之後,從旋風中聽到 神的聲音,並為之震懾順服,不再心存抗拒。以利戶的出現,替稍後上帝的顯現留下了伏筆。約伯自始至終便是一位不做惡事也敬畏神的人,上帝的訓誡,解開了約伯心中的疑惑問題(或者是明知故問),心中塊壘得以消解。約伯深知他自己的心意仍是尊主為大,乃是與神一致的。因此,約伯從原先的退縮,進而慢慢得以淨化,並步入稍後認錯悔改的階段。

3. 領悟

*失敗案例 –

約伯的三友,費盡力氣「安慰」約伯,卻是愚妄地曲解約伯,因為就像耶和華說:「我的怒氣向你[以利法]和你兩個朋友發作,因為你們議論我,不如我的僕人約伯說的是」(伯42:7),三友的言詞犀利不當,反令約伯憤怒和失望,甚至更自怨而責怪起上帝。約伯最後甚至呼求說「惟願有一位肯聽我說!願那敵我者所寫的狀詞在我這裡!我必帶在肩上,又綁在頭上為冠冕」(伯31:35-36)。「約伯的話說完了」(伯31:40)在思想與情緒上,卻難以有任何的啟發與領悟。

*成功案例 –

以利戶對約伯說「你要向天觀看,瞻望那高於你的穹蒼。你若犯罪,能使 神受何害呢?你的過犯增加,能使 神受何損呢?你若是公義,還能增加他什麼呢?…」(伯35:5-7)

耶和華妙詰約伯「你若聰明,只管說吧!你若曉得就說,是誰定地的尺度?….地的廣大你能明透嗎?你若全知道,只管說吧!」(38:4-18) ;又說「強辯的豈可與全能者爭辯?與 神辯駁的可以回答這些吧!」(伯40:1-2) 。甚至回應約伯「你能用魚鉤釣上鱷魚嗎?能用繩子壓下牠的舌頭嗎?….你按手在牠身上,想與牠爭戰,就不再這樣行吧!….沒有那麼兇猛的人敢惹牠。這樣,誰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誰先給我甚麼,使我償還呢?天下萬物都是我的。」(伯41:8-11)

*小結 – 約伯既然已經歷經了認同和淨化兩階段,有了以利戶與耶和華 神的提示,終於如醍醐灌頂,約伯說出了:「….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因此我厭惡自己(的話),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伯42:3-6)。約伯能徹底的轉念與信靠,而耶和華 神就使約伯從苦境中轉回,日子滿足而死。

四、結論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是「約伯」,我們翻開《約伯記》就宛如在閱讀自己的「書」。雖然,曾有過的抱怨與失落,遠不如約伯的苦難,但總有時候認為「上帝不公平」。套用「書目療法」時,我們的角色既是:約伯也是自己;因此,書卷中約伯的情緒也可能是我們的情緒,從《約伯記》所敘述的「案例」就成為一面鏡子,同時合一映照著約伯與我們。

若以約伯為「書目療法」輔導個案,它的原則與步驟仍舊必須使約伯能得到認同、淨化、領悟,也就是陪同、容許約伯的哀傷、傾聽、支持、同理與探索、分析,更重要的是:陪同尋著 神,並為情緒禱告,必要時儀式性的處理過往的失落與哀傷。然而,我們需要有怎樣的「書目」來輔導約伯呢?約伯向來即是一位敬虔之人,在那樣的時空,我們或許無法找到任何一本書來安慰與輔導約伯。然而,所謂「書目療法」它不一定是「書」,也可以運用任何可以療癒哀傷人的媒介,「上帝的顯現」並非平常,「上帝的隱藏」也必非必然,但可以肯定的是上帝的聲音、教訓與憐憫,療癒了受苦的約伯。

在苦難中,約伯的確誠實面對自己的情緒,而有了許多的抱怨微詞;及至最後始面對了自己的無知與無能。這些轉變,源於上帝的顯現下,約伯得以繼續憑藉信心、信仰來信靠耶和華 神;而人的情緒與無知,通常是難以避免,但是卻是在隱藏的上帝之憐憫下,我們得以懷抱信念而死。

「苦難」改變了人與神的關係。究竟這項關係是更緊密,還是疏離?答案是明確的:全在 神充分憐憫的基礎下,讓人有了轉念、悔改及信靠。


[1] 相關文章見Shulamit Ritblatt and Janet H. Ter Louw, “The Bible as Bibio-source for Poetry Therapy,” Journal of Poetry Therapy, no. 5 (1991): 95-103.

[2] 參見 陳倩兒。「《聖經》對基督徒之情緒療癒效用探析:以臺大學生為例」。碩士論文,國立台灣大學圖資所,2016。

[3] 相關論述參見 吳獻章。擱淺的日子:約伯記註釋。台北市:校園出版社,2011年。

[4] 陳書梅,「臺灣之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發展現況探析:由「邁向健康幸福人生論壇」談起」,公共圖書館研究,6期 (2017年11月):3-3, 3-4;安可人生編者,「台大教授推薦繪本書目療法,釋放負面情緒豐富熟齡生活」,見https://ankemedia.com/2018/15038

[5] 同上註。

[6] 在 陳倩兒所著之「《聖經》對基督徒之情緒療癒效用探析:以臺大學生為例」碩士論文中,研究者將《約伯記》歸為「人物傳記及其故事」,而且僅有一名受訪者主動以《約伯記》作為受訪書目。

書目/詩歌療法(Biblio/Poetry Therapy)歷史與發展(下)

邱炯友

圖書館如何回應相關質疑

充作「書目療法」名詞是否有被濫用之嫌?我們不難發現其他類似的稱謂還包括:「閱讀療法」、「讀書療法」或「讀書治療」,以及「閱讀療癒」(reading cure)等。E. Alston曾指出「書目療法」的表面價值(face value)確實存在,因為圖書提供了相當廣泛的人生議題,它有最大的供人取得機會但卻也有最少使人產生防禦心的本質。[1] 如此更讓人放心領略閱讀。

然而,更根本性的質疑,恐怕是在於其中「治療、療法」(therapy)意義界定之問題。在中文的譯詞上,不論是較屬醫學用詞的「治療」或是相對較為溫和通用的「療法」一詞,都仍然有相當的歧異性與挑戰存在。「書目療法」是可以成為相當平易近人的行為或活動,它既平民化也單純,尤其當它轉化成自助式的閱讀推廣行為時更是如此;即使它無法「治癒」所有心理疾患,但它確實對許多問題提供了思考與解脫之方(或許“It will cure no one, but it may help many.”表達了這個事實)。

顯然「自助書」的圖書出版分類仍可分為文學、非文學兩大類,而圖書館所提供的書目療法依然可將這兩類的選目書單分別提供給讀者,使讀者辨別與意識到其所選閱的書目療法用書究竟何屬?這種做法有助於分辨它們的閱讀方法及應該注意事項,以及便利館方決定是否仍須仰賴其他更深入的閱讀協助,例如:讀者諮詢顧問、學科館員、社工人員的引領;同時,也可檢視書目療法的個別選目中,是否都已滿足相關的應用解題之說明?據以決定賡續委由專家學者與館員完成編寫該書內容的情節舉例、情緒療癒效用等解題書目。此外,圖書館亦可多加留意借閱排行榜圖書,例如:非文學類項下的心理學自助書或勵志書籍,以這些最受青睞的書單為起始點,成為圖書館重點推介及協助解題之書目。

如果「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僅是採取解題書目和策展活動,則印證了前述自助書有關的「自助」的定義:「自助是一種在沒有專業幫助的情況下,應對個人或情感問題的形式」。然而,這種自助式的服務模式恐怕也並非完全符合圖書館精神。圖書館提供書目療法服務向來有其正當性,在參考服務與讀者諮詢顧問的專業執掌下,積極提升本身的專業素質與服務內容之餘,適時利用書目療法推廣活動的時機,有效結合外部資源而促進社區資訊學(community informatics)意義下促進社區發展。

當公共圖書館被定位為社會教育與資訊傳播機構時,就不應自外於其他學域整合需求,在多元文化社會中傳達「正確」資訊,乃至協助「教化」功能向來都是無法卸責的勞苦重擔。認真因應心理諮商學者的挑戰,即使他們並非全然質疑「圖書館書目療法」之做法,然而身為時代新挑戰下的圖書館員可以有更積極與細膩的「助人技巧」的知識與訓練。[2] 這種架構在專業知識背景上的服務精神,才會得到更多的讚賞與尊重。認識歷史與典範,足以更清楚站穩腳步再邁進;也可以回到初衷,更有信心堅持到底。

歷史典範與內涵

探索「書目療法」之當代發展即可發現它與圖書館事業有相當深厚的歷史淵源。圖書館是書目療法發展的見證機構。被譽為「書目療法」先驅者的Arleen McCarty Hynes(生卒年1916-2006)事業始自圖書館,但人生歲月卻也是一名重視靈閱(lectio divina)活動且與「上帝創造性之同在」的天主教徒,及至60多歲她更成為一名虔誠的聖本篤會修女。[3] 西元1971年Arleen成為美國華盛頓特區的聖伊莉莎白醫院(St. Elizabeths Hospital)病患圖書室館員。[4] 任職期間 Arleen以圖書館學知識並強調聚焦與對話的活動型態,來積極幫助和帶領到館患者舉行讀書會。此外又曾經在美國丹佛大學、華盛頓特區的天主教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兼職開設「書目療法」課程;兩校的課程分別是僅1至2學分的大學部課程小型課程設計,以及3學分的研究生課程;而從1973年開始,更是為書目療法首創了學習與實習兼具的2年制教育訓練課程。[5] Arleen有計畫地將「書目療法」轉變成一種真正可行的治療方式,而非僅只是停留在圖書資訊服務的功能上,他轉而更積極地想將書目療法構想與詩歌或創意寫作等似乎較具休閒意味的活動區分開來,因為這些活動雖然具有某些治療效益,相較於已較具規模的書目療法而言,它們仍較缺乏基礎理論、實踐結構以及針對特定人群的有目的之書目選擇和應用方法。Arleen的完整著作直至1986年她與女兒Mary Hynes-Berry共同出版了Bibliotherapy —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A Handbook,奠定了書目療法實務與理論研究的另一里程碑。[6]

深入「書目療法」定義:Arleen觀點

Arleen既然在當代被譽為「書目療法」的先驅者,在其陸續再版專書Bibliotherapy — The Interactive Process乃至Biblio/Poetry Therapy— The Interactive Process版本中,替此名詞術語擴大定義為:「書目療法使用文學或文獻作品(literature)在參與者和引導者之間產生治療互動。此種交互式書目療法(interactive Bibliotherapy)由受訓練的引導者帶領討論,並幫助以臨床或發展性[書目療法]之參與者來整合對選定作品的感受和認知反應,這些作品可以是印刷文本、某種形式的視聽資料或參與者的創造性寫作」[7] 以上定義得知Arleen明確地強調「書目療法」它的互動特性以及它所產生的成果。易言之,在她的認知中,書目療法機制絕非單純的選目與策展功能,而且協助工具來自多元的選目,甚至可包括更仰賴心理諮商之寫作治療技巧,以達成心靈與情緒上的療癒;如果我們又將之置於圖書館場域來思考,以Arleen身份背景之故,想必她對於圖書館肩負書目療法服務的理想機制,亦應同樣適用於此觀點。

根據Arleen與同事Kenneth Gorelick服務於聖伊麗莎白醫院時的實務經驗,他們共同整理出了「書目療法」實施時,不可或缺的七個構成要件:[8]

1. 關於書目療法理論的教誨信息,應該包括臨床和發展模式之間的差異,以及有關心理健康的展望信息;

2. 以基本的人文治療觀為導向;

3. 關於群體動力學的知識和觀察;

4. 「個案-引導者」書目療法課程之實施經驗和執行專業工作的細節分享,例如與其他工作同仁合作,對書目療法的上級督導撰寫報告,並在個案記錄中輸入觀察資料;

5. 參與小組督導群,由多位學員在精神科醫生或心理學家的指導下,討論他們對此帶頭小組的相關反應;

6. 對每個參與合作的小組群進行專業監督;

7. 在由同伴學員所組成的發展性書目療法小組中分享經驗。

上述經驗是Arleen在醫院的服事經驗,毋寧說是圖書館書目療法的一種深刻實務應用,它不僅有著理論、信仰,也有步驟與方針。可是如此專業繁瑣的實施程序,對圖書館而言,絕非單純的圖資專業可以負擔和滿足,它必須結合更多外部資源,使書目療法在圖書館服務裡得以開展。但就許多圖書館的現實情境下,並非每個圖書館或館員可以勝任於此。既然「書目療法」基於讀者閱讀諮詢顧問的固有特色而發展於圖書館學項下,源自內外部之爭議難以避免,面對與改進則是唯一的正向態度。

專業術語之分歧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於1961年列入了「書目療法」’詞義,而美國圖書館協會(ALA)也在1966年接受了此定義:「使用選定的閱讀材料作為醫學和精神病學的輔助治療; 此外,透過[讀者]親自閱讀以作為個人問題得解決之指引」。 由於此定義涉及了醫學治療之意圖,而引起其他專業領域人士的疑慮,因此,圖書館學學者Rhea Joyce Rubin在1978年重新為「書目療法」作出定義:「基於各類媒體形式之資料(media)和實際參與體驗者所互動產生之計劃,而凡是印刷或非印刷資料(material),無論是想像性的還是資訊型的,都在引導者的幫助下進行體驗與討論」。[9]

暫且不論”Bibliotherapy”之中文譯法為何?在台灣由於多位圖書館學者與從業館員的積極推動下,「書目療法」一詞已有相當普遍的認同。這項事實也印證了當代“Bibliotherapy”發展的特性,此詞偏好者有許多是來自圖書館學領域,因為從圖書館員傳統服務角色而言,提供館藏閱讀資料,也就是所謂的各類媒體形式的「書目資料」(bibliography)供使用並產生教化作用,本是圖書館服務的傳統應用觀念之一。書目療法所使用的選目資料幾乎囊括了所有文學類光譜之範圍,從詩歌直到科幻小說等。

心理學者Nicholas Mazza,他也是一位暨臨床教育顧問並且長久以來擔任了著名的Journal of Poetry Therapy期刊主編的觀點裡,他認為:「書目療法」雖然在許多研究文獻中受到長期關注,但主要仍是「被當作方法、治療技術和教育工具,而不是做為學科、理論框架或專業」;而「詩歌療法」已是一個國際性的跨領域學科,也具有包容性,它的相關文獻更是包括了一些長期以來與「書目療法」相關的文獻,例如:書目諮商(bibliocounseling)、治療閱讀(therapeutic reading)、書目鏈結(bibliolinking)、文學治療(literatherapy)、閱讀指導(guided reading)和閱讀療法(Reading Therapy)等術語。因此,Mazza從本質上指出,書目(閱讀)療法已經被納入在一個屬於更大範圍:「詩歌療法」下的一個領域;基於這樣的緣由,有時合稱為書目/詩歌療法(Biblio/Poetry Therapy)。[10] 以多音節新單字呈現“Bibliotherapy”似乎比不上”Poetry Therapy”來得清晰,雖然從圖書館學的角度「書目療法」一詞有著更為堅實的含義,特別是圖書館學對於「書目」(bibliography)向來有明確意涵,「書目」用字它可以更為廣泛地將各式各類的媒體與作品(紙本、電子與視聽資料,以及文學與非文學、一般與諸專業STM等等文獻資料)納入這個專有名詞底下,但是在現實環境的考量下,圖書館員的專業用語恐怕仍不敵其他眾多專業領域人士的既定認知。

「詩歌」一如「全國詩歌療法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oetry Therapy; NAPT)的定義,便已說明了「書目」不敵「詩歌」為用語的現實,而此時,唯有眾人所信服的先驅者Arleen Hynes的調和以「書目/詩歌」來表達這一項值得跨領域合作的助人專業活動,毫無疑問地是堅持與妥協下的合宜名詞了。而從中文對應「bibliotherapy」譯詞,將之意譯成「閱讀療法」而非「書目療法」,則恐怕有事一場「非圖書館學」的謬誤,因為所謂的「閱讀」與「書目」用詞完全是兩種不動的描述或活動,姑且暫時撇下「療法」、「治療」、「療癒」等接續譯詞的分歧,惟稱「閱讀療法」雖然淺白,卻仍然沒有「書目療法」意義來的深刻且符合其歷史初衷。

儘管純粹的「詩歌療法」理論架構與可能較早形成的「書目療法」理論十分相似,即使有了後來發展的「書目/詩歌療法」的通用稱謂。這種複合式的通用名稱,不外乎在於試圖整合與解決學者立場的歧異,但也仍存在更複雜的雙套詞或雙音節的拗口。在「書目療法」、「詩歌療法」、「書目/詩歌療法」等三種稱謂的競合下,究竟何者為最大包容性?已是難解的歷史課題。最終與最理想的解決態度,可能就是基於各專業領域立場的互動與學習交流,各自使用自己習慣的專業術語,即使有些微不同的論述與運作焦點,但在理想與目標上始終合一。

書目療法與詩歌療法的合一

詩歌或創意寫作可以是休閒活動,但也可以深化其理論架構與應用性,進而擴展出「詩歌療法」亦當不令人意外。詩歌療法及其與書目療法的關係頗為微妙,從NAPT的觀點這兩者之異同在於:[11]

「書目療法」字面意思是書籍或文學/文獻資料(literature),用之於醫學之協助與服務;而「詩歌療法」則是一種特殊而強大的書目療法形式。詩歌療法在隱喻、意象、節奏和其他詩作的技巧都獨樹一幟。長久以來,圖書館員著眼於那些對精神患者有益的書籍而選擇並運用了它們的價值,因而採用了「書目療法」術語,這詞在選目上,早期特指一些具有傳達某些信息功能書籍之使用,例如,Karl Menninger的《人類心靈》(The Human Mind)以及精選的富有想像力的小說,其人物可以作為讀者的模範或警示。….雖然圖書館員保留了「書目療法」術語的使用,但它的服務並不包括計劃討論讀者對該文獻資料的個人反應,並且這種形式的「互動過程」或「互動對話」後來隨著 1960 年代團體治療的流行而演變。

但是Rhea Joyce Rubin認為因為存在下列三項事實差異,而使得「書目」或「詩歌」在療癒上得理論運用之間,兩者出現了實質上的差別:[12]

  1. 詩歌治療師於治療過程中僅使用詩歌,並無其他類別;
  2. 詩歌療法之發展主要是藉由詩人作品與心理治療師,並不經由圖書館學的協助;
  3. 詩歌療法強調詩歌創作以及詩作閱讀與討論。

詩歌療法理論與發展

約莫1960 年代,隨著團體心理治療的發展,心理治療師們發現了「詩歌療法」可以是一種可以融入專業輔導的有效輔助技巧,他們也積極探索各類相關的文學著作素材,尤其是詩歌具備的治療價值之潛力,因為這些素材可以幫助喚起個案患者更新他們的生活意義,甚至在操作技巧上,亦可藉由個案本身根據經歷與感受來寫下對他人寫的詩歌或原始素材的回應。[13] 追溯更早歷史軌跡則該歸功予1950 年代具詩人、藥劑師和律師身份的Eli Greifer,他先在克里德莫爾州立醫院(Creedmore State Hospital)以及坎伯蘭醫院(Cumberland Hospital)陸續創辦了詩歌療法小組,此舉也帶動了更多學者專家的參與,這種開拓精神最終在1969年促成了一個具備認證標準資格的詩歌療法協會(The Association for Poetry Therapy, APT)的成立。[14] 直至1980年,APT召開理監事大會進而討論改組成立全國性的機構,即為「全國詩歌療法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oetry Therapy; NAPT)。美國NAPT網站開宗明義揭示了「詩歌療法」的定義:[15]

詩歌療法是在治療、教育、成長和社群建構能力(community-building capacities)中使用語言、符號和故事;它依賴於使用詩歌、故事、歌詞、意象和隱喻來促進個人成長、康復和更宏觀的自覺。而書目療法、敘事、日記寫作、隱喻、講故事和[宗教]儀式都屬於此詩歌療法之範疇。

NAPT雖是美國的專業組織協會,但一如其他成立於美國的「全國」性的組織一樣,它已是跨國與跨領域整合的國際組織。NAPT成員來自各種領域專家,其中不乏作家、社工人員、醫護人員、心理學家、教育人員、神職人員與圖書館員等,而服務範圍更是遍及監獄、心理支持互助團體、學校、醫院與長照機構。

詩歌之所以會牽動人們的情緒感受,這是不證自明的事實。在理論應用上,就不免想到《詩學》。像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在論著《詩學》(Poetics)中提到「悲劇以憐憫與恐懼來使這種情感得到淨化」。苦難事件不也是是產生「哀憐」與「恐懼」的事件?! 對於「悲劇」所下的定義,亞里斯多德這麼說:[16]

悲劇是模仿一個嚴肅而本身完整的行動,行動的範圍應相當廣泛;劇中使用的語言應依不同情節而加上愉悅的伴奏;其形式應是富於戲劇性的,而不是敘述性的;最後,藉由其劇情引起哀憐與恐懼之感,藉以達成此等情緒的「淨化」。

而且在他的另一作品《修辭學》(The Art of Rhetoric),也將演講分成三個主要元素:演講者、講題與聽眾,繼而指出成功演講的關鍵在於講者之特質、講題之論證、聽眾之情緒三項,換言之,一齣好的悲劇故事與演出,這些元素都不可或缺。[17] 這個形容就像交互影響的「書目療法」三要素:引導者(facilitator)、文學資料(literature)和個案(patient)本身,缺一不可。根據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好的悲劇更有六個元素,它們分別是情節、角色、對話、想法、舞台效果,以及音樂;前兩項為主要因素,而後相互映襯,形成整體張力。[18] 亞里斯多德相信在不同的樂調及節奏下,聆聽者自有不同的心情或態度,哀歌令人哀傷,或使人脆弱,但也有的使人溫和平靜,有的激情澎湃;因此,各種曲調和節奏,對於不同年齡,不同階層,不 同類型的人作用各不相同,應該區別對待。[19] 這些觀點自然印證了詩作結合歌頌樂曲,乃至運用其多協助技巧,而產生更大的心靈共鳴,都有利於書目/詩歌療法之運作。

屬靈信仰與詩歌靈閱

Arleen自己曾經明白地指出「書目/詩歌療法」扮演著邁進人們心靈之大道(an avenue into the spirit),她進而將詩歌與屬靈問題相結合,並以SPIRIT為開頭字母的詞來進一步詮釋這道理:[20]

S 靈性與靈修(Spirituality)

P 感知與悟性(Perception)

I 洞察力與領悟(Insight)

R 關係意義(Relevancy)

I 整合與融合(Integration)

T 完全與整體(Totality)

經由這個字詞的引導,就可藉著字母離合詩的方式,協助每個參與者在運用「書目/詩歌療法」,特別是以「詩歌」為題材時,用這字詞所形成的字義思維來造句或寫下自己的感受,利用較具結構的方法來釋放自己心靈的想像空間。為了瞭解Arleen的這種SPIRIT 意義內涵,稍作闡述如下:[21]

「書目/詩歌療法」是在平庸中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思考如何將「靈性與靈修」真諦散播給參與者,Arleen自認所謂的屬靈層次乃屬上帝經驗(God-experience)因為他們相信有某種高於人的權柄存在著,也因此必須重視這「靈性與靈修」。正如著名的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H. Maslow)與榮格(Carl Jung)都曾對宗教對心靈的影響做了深刻的描述,馬斯洛認為:「屬靈生活是人類本質精髓之一部分,它是一種約束作用的人性特質,沒有它就不構成完整的人性;屬靈生活是真實自我的片段,是一個人的身份、一個人的特殊性,以及完全人性的一部分。」[22] 榮格則說:「人在苦難中永遠不會因為自己的想法而得到幫助,而只能通過比他自己的智慧更大的智慧的啟示。 正是這一點使他擺脫了困境」,進而評論說:「一個有宗教思想的人會談論來自上帝的指導,而做為一位治療師,[對任何改過的人]他會使用『心靈已經覺醒到自發生活』(psyche has awakened to spontaneous life)這類用語來形容此。」[23]

「感知與悟性」意味著,活在在日常生活的小細節上,我們必須擴增對瑣事與崇高的事務之間關係的理解,也必須多一些對於追求足以滲透思想與行動的靈性感知的需求。「洞察力與領悟」是一種深入理解人、事、物與感覺的內部運作方式,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詩歌的朦朧意境也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將我們帶向新的可能性和新視野,若詩歌能吸引人,則這一首詩歌就已經啟動了參與者的洞察力了。「關係意義」讓我們明白事物的相關性,其中透過語言與文字皆是關鍵,詩歌透過了語言而產生意義,在所有的書目療法模式是如此,僅有詩歌模式何嘗不也是如此。在詩歌療法中,語文讓心靈甦醒,通過語言表達對文學的回應,可以開口歌頌,也可流轉於字裡行間。

此外,「整合與融合」的概念是指人應該成為一個經驗、個性特徵想法和反應都合一,人也應是一個裡外感知都是愉悅的整體;整合與融合的人知道自己必須調適,以及意識到自己必須懂得原諒並與人和好。最後的「完全與整體」是整個詩歌療法所產生的價值總和,在努力工作並暫時獲得令人滿意的自我或整合感之後,便有能量正確看待更多事情而進入這得以「完全」的情境,個人的靈性成長是通過對他人與事物的善意,以及富有同情心的行為,來整體衡量是否達到一種完全的關愛。

像Arleen這樣的書目療法推動者,將信仰上的「靈閱」與現代的書目療法兩相調和,即使因為她特有的宗教信仰與實踐的結合,成為她真正發揚書目療法的核心精神,不論是基於聖經或詩歌的靈修態度與否,Arleen都相信這些素材都是足以改變最脆弱心靈的人。「書目療法」是屬於任何宗教信仰皆可應用的方法,但Arleen的實踐精神,告訴了我們她個人的執著與付出的真正根源。書目療法三階段論中的「淨化」,對某些基督徒便是自認有罪的心靈被洗滌了,而在基督裡睡著的人以及活著靈魂同得到安慰;而在基督裡新造的人得到生命的更新。Arleen她一定是從書目療法裡得到生命的印證。


[1]E. Alston, “Bibliotherapy and Psychotherapy,” Library Trend 11, 1962. 159-176.

[2]邱炯友,「書目療法的助人技巧」,https://joyochiu.page/2022/03/30/bt-helpingskill/

[3]在一篇悼念Arleen Hynes去世的紀念文中,Arleen的ㄧ生受讚喩為「像上帝詩歌般的生活,她自己就像一首詩,是上帝最喜悅的詩作」。而「就像一首好詩一樣,沉思Arleen的故事揭示了上帝創造性的同在,活躍於Arleen的生活解釋了她生活過程中。Arleen的生活故事、讀者和另一個存在之間的互動關係,呼應了書目療法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中,詩歌、參與者和引導者以一種動態的方式互動。它正代表一種閱讀方式的轉變,顯示她早年的文本處理方式已深深植根於靈閱的心靈實踐裡。」資料見Elizabeth McCloskey, “Arleen Hynes: Living as God’s Poetry,” in Arleen McCarty Hynes and Mary Hynes-Berry, Biblio/Poetry Therapy —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A Handbook, 3rd ed. (North Star Press: Saint Cloud, Minnesota, 2012): 204.

[4]St. Elzabeth醫院成立於1855年是全美第一所公立的精神病醫院,並以美國著名的心理醫學專家Dorothea Lynde Dix為信仰圭臬,1978年Arleen曾獲得Dorothea Dix Award.

[5]Rhea Joyce Rubin, Using Bibliotherapy: A Guide to Theory and Practice (Phoenix, AZ: Oryx Press, 1978): 108.

[6]此1986年首版由Westview出版社發行,此版復於2018年轉由Routledge重印,仍稱第一版;但1994年此書將Bibliotherapy更名為Biblio/Poetry Therapy,先後共再版兩次,由North Star Press出版分別為二版(1994)、三版(2012)。

[7]Arleen McCarty Hynes and Mary Hynes-Berry, Biblio/Poetry Therapy —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A Handbook, 3rd ed. (North Star Press: Saint Cloud, Minnesota, 2012): 10.

[8]Arleen McCarty Hynes and Mary Hynes-Berry, xxv-xxvi.

[9]Rhea Joyce Rubin, 1-2.

[10]Nicholas Mazza, Poetry Therapy: Theory and Practice, 3rd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10.

[11]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oetry Therapy, “History of NAPT,” https://poetrytherapy.org/History.

[12]Rhea Joyce Rubin, 75.

[13]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oetry Therapy, “History of NAPT,” https://poetrytherapy.org/History.

[14]Ibid.

[15]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oetry Therapy, “What is Poetry Therapy,” https://poetrytherapy.org/.

[16]陳中梅譯注,Aristotle《詩學》,(台北:商務,2001): 226。 被引自鄧光志,「從亞里斯多德《詩學》論「淨化」概念」。東海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2頁。http://thuir.thu.edu.tw/retrieve/13279/099THU00259016-001.pdf

[17]于千,「亞里士多德(二):悲劇有淨化作用?詩有教育作用?」香港01,2020年10月22日。https://www.hk01.com/sns/article/465740

[18]同上註。

[19]柏拉圖,《柏拉圖全集》第 3 卷。王曉朝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頁286, 289。 被引自鄧光志,「從亞里斯多德《詩學》論「淨化」概念」(碩士論文,東海大學,2011),27-28。http://thuir.thu.edu.tw/retrieve/13279/099THU00259016-001.pdf.

[20]Arleen McCarty Hynes, “Poetry: An Avenue into the Spirit,” in Arleen McCarty Hynes and Mary Hynes-Berry, Biblio/Poetry Therapy —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A Handbook, 3rd ed. (North Star Press: Saint Cloud, Minnesota, 2012): 205-206.

[21]Arleen McCarty Hynes, “Poetry: An Avenue into the Spirit,” in Arleen McCarty Hynes and Mary Hynes-Berry, 206-213.

[22]Hung-Min Chiang and Abraham. H. Maslow, eds., The Healthy Personality: Readings,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1969), 471, quoted in Arleen McCarty Hynes, “Poetry: An Avenue into the Spirit,” in Arleen McCarty Hynes and Mary Hynes-Berry, 207.

[23]Carl Jung, Modem Man in Search of a Soul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 1933 ), np, quoted in Arleen McCarty Hynes, “Poetry: An Avenue into the Spirit,” quoted in Arleen McCarty Hynes and Mary Hynes-Berry, 207.

書目/詩歌療法(Biblio/Poetry Therapy)歷史與發展(上)

邱炯友

「書目療法」研究是一門人文應用學科,既是一項技術也是藝術。就圖書資訊學門而論,不僅是所謂臨床書目療法或發展性書目療法的差異,而且實務重於理論研究,它同時也是一種參考資訊服務與閱讀諮詢顧問的動態性運用,它的應用性並不在於借重系統化的科學測量與觀察,更不在於必須以控制性的實驗環境來驗證成效。然而,「書目療法」所利用的「自助書」確實可以協助一般讀者自行閱讀與領悟,但是若作為個案受諮商輔導時的一項閱讀補助工具,則仍難脫諮商者從旁協助探討之必要。這項事實,也就意味著任何的「自助書」(self-help books)可以是休閒式的讀物,亦可轉化成心理治療所備的療癒工具。

從自助(處方)書窺探書目療法

由於「書目療法」字義詮釋與應用之廣,也就容易吸引不同專業領域之關注。圖書館員樂於闡釋它的價值與優越性,此外,更不乏社工人員、心理學家、醫生、護理人員也都各自從自己專業服務角度來敘述書目療法的價值功用。 一位醫事人員她/他可能傾向將「書目療法」定義為:舉凡在醫生之指引下,針對身心症(psychiatric)患者之治療,以計畫性(planned)、執行性(conducted)與規範性(controlled)等程序,予以篩選與使用閱讀資料(讀物);並且必要時,此特定活動之方案可經由受過[書目療法]相關訓練的圖書館員協助之。[1] 換言之,為患者開處方書、患者選擇處方書,進而諮商討論處方書等步驟而依序展開。諸如此類觀點,也就不難理解書目療法之研究文獻在1960年代,鮮少引起醫學或心理學者的重視,因為此時期的許多文獻並非來自醫事相關人員的實證研究,因而被他們譏嘲並視為「重複淺薄、軼聞、不科學、臆測、費解、渲染、固著」的書目療法之見。[2] 然而,這類譏嘲顯然也是有所成見。

美國心理學者Steven Starker於1986年曾就心理醫師(psychologists)、精神科醫師(psychiatrists)、內科醫師與求助者,所開具自助式書籍(self-help books)處方簽的態度與實作經驗進行研究,此研究發現受訪者大多對自助式的處方書持有正面評價。上述族群中,尤以「心理醫師」對自助處方書最為肯定,總計121位受訪者中,高達88.6百分比的受訪心理醫師都樂於針對親子教養、人際關係、個人成長議題,來建議處方書協助治療工作;而Starker續於1988年另一研究指出以理性/教育模式(rational /educative model)來改變患者不健康的生活習性所造成的問題,例如:抽菸、酗酒、病態肥胖或厭食症等,則在心理諮商時也較容易搭配自助書使用。[3] 因為個案必須正視自己的問題,並做個積極的行動者來尋求自我改善,這種「有意識的選擇」(conscious choice)才能真正解決困擾多年的問題。這項觀點重新讓理性/教育的治療方法獲得重視,而自助書就是其中相當重要的輔助要素,而且這些閱讀輔導元素都利用了認知策略和決策技能來與臨床活動相結合。

此外,Starker並發現特定地區與心理學派之間對於處方書的態度也有明顯差異,此後續研究指出由於不同城市地區之心理醫師所承襲的心理學派不同,也影響了地區醫師在執業時開具處方書的意願高低。[4] 就心理學派而言,Starker研究發現一些崇尚動力/分析(dynamic/analytic)心理學派的學者和醫師們,通常都比較少運用處方書助人,他們傾向認為自助書僅是個案問題的部分解釋,可備而不用。[5]

Starker的研究屬於探索性調查,它們有助於瞭解當時的情況與定義,但卻不是給出問題的真正答案。因此,心理治療學派對於自助書處方書的熱衷與否,Starker的發現並非是絕對的現象或是存在絕對的因素,它只是反映當時研究設計與對象所呈現的狀況,並不能證明學派與是否建議自助書有必然關係。我們仍必須留意:能帶來療癒效能的不只是理論與學派,而是助人者與個案之間的真正良好與親近的治療關係。[6] 換言之,人與人的相會的情感交流,才是諮商與治療的核心,自助書仍然可以是最佳媒介,但是也有其侷限,它仍必須有適當的各項人、事、時、物之選擇與狀態分享。

為自助書立界線

在心理治療時,必須謹慎地使用「自助書」,因為在若干研究亦曾指出某些自助書受到個案否認其效益。例如:G. Halliday在1991年的研究發現即使有大部分(37人佔比86%)的受試者認為可受益於心理學自助書之幫助;在這86%佔比人數之中,卻仍有少數人(其中3人)同時感受到痛苦。[7] 但益處卻是包括了:[8]

正向態度、鼓舞(「我可以做得到」、「我沒那麼糟」)、尋求專業協助、脾氣控制之技巧、總體自我理解、瞭解焦躁沮喪與其他症狀、不酗酒之激勵教導、社會關係與堅定自信、溝通之重要性、如何做較好溝通、有關精神壓力與疾病、正常化(「我的問題乃生活常見」、「愈是認識問題,愈是感到放心」、心情放鬆技巧等等。

Halliday同時指出除了自助書之外,仍有更多的活動,例如:閱讀心理醫師交付的手冊資料、雜誌文章、教會贊助之演講、電視秀、影音資料、專題講座等,都有若干效用。然而,Halliday也憂心自助書因人而異的效用,而且它們有些還來自於「非心理學家」之作,就像他的患者即使讀了《聖經》,有些人也不會認定《聖經》是自助書,但有些人則相信。[9] 除此之外,另一學者美國華盛頓大學精神病學暨行為科學教授Gerald M. Rosen相當不樂見自助書成為患者自我診斷與醫治的唯一依靠,1978年在其擔任美國心理學學會(APA)主席任內更是集結學者積極針對自助書的疑義做出反應來保護讀者。[10] 他亦曾指出「自助書」之出版應該盡可能經過實證分析和同儕審查,否則就僅是屬於作者個人所作的建議意見,難以評估它的有效性和貢獻。Rosen於1981年更是訂立了自助書評估七準則,茲摘錄其編號與內容如下:[11]

1項— 在其題名或內容已宣稱為哪一類自助診療(do-it-yourself treatment)之用途?

2項— A.作者是否適當地表明有關於實證基礎的正確資訊?B. 作者是否確定了讀者的預期是準確的?

3項—A. 該書是否幫讀者提供了自我診斷之方法?B. 這些自我診斷法已評估過了嗎?

4項—書中所列出的各種技巧有否實證支持?

5項—該書本身是否已被驗證出臨床功效?

6項—在其題名或內容已宣稱的所有功效都符合上述準則?

7項—是否已將正在評論的書籍連同其他類似主題書籍進行比較?

爾後同樣的理念延伸之下,《華盛頓大學雜誌》 (University Washington Magazine)亦曾於1990年刊出一篇專文「自助抑或自我欺哄?」(Self-help or Self-hoax?),文中對「自助書」提出了許多學者的批判,揭示對「自助書」效益存疑的心理學學者或作者,常認為自助書籍的頭號問題即是讀者缺乏徹底地「跟進」(follow-through)的決心與態度,不遵循書中所有指示的人常常落入挫折之境地,最終落得發現他們自己的問題變得更糟。誠如另一位美國華盛頓大學學者Robert Kohlenberg所舉的案例:一個例子是「肯定」(affirmations)的趨勢——對自己重複一些積極的想法,例如「我是一個可愛的人」以試圖提高自尊;但「自我肯定」對解決自尊問題毫無幫助,而應該是「人們必須轉而處理與他人之關係」。[12] 然而,問題往往出在於讀者遺漏了此核心焦點,也可能是作者偏移了核心觀念。Rosen更認為心理諮商同儕學者都應該具備改進自助書的技能和義務,更積極的做法是他們可以嘗試將它們寫成小說,或者在短文應用在高中生讀者階段;作者還可以在前面放一個自我評估程序,再於最後章節來衡量讀者進度,並在整個過程中警告讀者:如果自助最終仍以失敗告終,切記不要責備自己。[13] 此專文文末以華盛頓大學臨床心理學家 Richard Stuart 的建議作終結,Stuart呼籲讀者應該避免閱讀有以下特徵的自助書籍:(1)總是提供數據來支持書中的結論;(2)沒有參考書目;(3)承諾會有永久的改變;(4)以及標榜書中的解決方案是所有問題的共同標準答案。[14]

從上述這類情況或觀點似乎說明了我們仍必須謹慎看待「自助書」可能帶來的正面與負面(有益處的或難理解的)效應;以及如何適切地委由專家來負責所謂「自助書」的撰寫、評論或導讀。另一個來自Susan J. Adams的研究則整理出心理治療與諮商專業人員引介「自助書」的若干常見理由,依其高低序為:為鼓勵個案患者負責與自助、為了增強治療效用、個案患者之請求、加速療程進度、該書有助說明複雜觀念、評估個案患者之動機,以及其他答案。[15] 然而,究竟什麼才算是「自助書」?

自助書究竟是什麼?

自助書的主題常包括:個人成長、人際關係、處理精神壓力、身份角色認同等問題,它對於每一個可以想像的心理問題和每一個生活選擇,都有自助書提供答案;更有一些書解釋瞭如何獲得情感素養、如何保持理智、如何與人溝通,以及人能改變和不能改變的地方等等各式議題,想做一個積極思考者,幾乎都有作者著書立說。[16] 自助書出版市場的成長,以美國為例,近年來的出版規模幾乎翻倍成長。根據長年追踪美國出版市場的NPD Bookscan之最新消息,自助書類別書籍也變得越來越擁擠,根據全球信息公司NPD Group的數據,自2013年以來,自助書的單位銷售額以11%的複合年增長率成長,2019年已達到1860萬冊。[17] 自助書儼然成為出版商積極投資的熱門類別,更是肇因於近年來消費者越來越關注正念和極簡主義,人們渴求人生意義、過更平安與平靜的日子,而閱讀這類自助書就成為激勵人們去嘗試追求可能帶來的改變機會。

自助書作者期待能帶給讀者信心與自省。有些人可以從簡單的文字中獲得經驗和靈感,有些人可能會從事件中落實並學習,而有些人需要更具體的研究和統計數據,而另一些人則僅尋求情感聯繫,同樣地,也有一些人需要理性和邏輯推理來接受事實或獲得動力。最重要的事實是這類自助書大多是由作者的經驗所獲得的想法和學習編寫的。他們講述事情的方式迥異,因此有些人可以感受到勵志效果,而有些人則可能難以領悟。

在心理學書籍的背景下,自助是一種在沒有專業幫助的情況下,應對個人或情感問題的形式;因此,所有能達到這一實際目的的書籍都被認為是廣義的自助書籍。[18] 但是更嚴格的界定下,心理學者所說的這類「自助書」大都是與心理諮商輔導相關的專業診療書籍(self-help treatment book)並且幾乎都宣稱具備某些治療目標;相反的實例,則是一般的敘事故事、散文、詩歌等文學性之圖書,即使是標榜著抒情和勵志內涵,但是也都必須借助讀者自身的領悟來達到所謂心靈療癒之效。這兩類「自助書」的確有部分的灰色地帶。

而書目療法使用的書籍通常又是哪一類的「自助書」?欲回答此問題,首先必須從圖書館的角度來積極回應其他相關領域學者的質疑;以及回頭再次探討「書目療法」的意涵、成因、應用與背景。在這些因素下,透過「自助書」意義來增進我們對書目療法的理解和應用。

~ 待續 ~

書目/詩歌療法(Biblio/Poetry Therapy)歷史與發展(下):

ㄧ、圖書館如何回應質疑

二、歷史的典範與內涵

三、聖經與詩歌靈閱


[1] Armando R. Favazza, “Bibliotherapy: A Critique of the Literature,” Bulletin of the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54, no. 2 (1966): 138.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198402/pdf/mlab00175-0058.pdf.

[2] Ibid.

[3] Steven Starker, “Do-it-yourself Therapy: The Prescription of Self-help Books by Psychologists,” Psychotherapy 25, no. 1 (Spring 1988): 146.

[4] Starker分別以San Diego與Boston/Cambridge開業之心理醫師為研究對象,資料見Steven Starker, “Do-it-yourself Therapy: The Prescription of Self-help Books by Psychologists,” Psychotherapy 25, no. 1 (Spring 1988): 143.

[5] Steven Starker, 144-145.

[6] 「精神動力心理治療」最主要目的在於經由心理治療促成個案對於自身內在問題的了解,進而引起外在行為之改變。相對於最常被使用的「支持性心理治療(Supportive Psychotherapy)模式,此治療則是不去揭露個案內在或潛意識裡的衝突,反而是注重鼓勵個案之防衛機轉,產生適當的防衛機轉,並維持自我強度與平衡,終至能適應外在環境。

[7] G. Halliday, “Psychological Self-Help Books – How Dangerous Are They?” Psychotherapy 28, no. 4 (Winter 1991): 679.

[8] Ibid.

[9] Ibid., 680.

[10] Alansa Bates, “Self-help or Self-hoax,” University Washington Magazine (June 1990). https://magazine.washington.edu/feature/do-self-help-books-offer-a-remedy-or-a-delusion/.

[11] Gerald M. Rosen, “Guidelines for the Review of Do-It-Yourself Treatment Books,” [Editorial] in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26, no. 3 (1981): 189, cited in Susan J Adams, “Who Uses Bibliotherapy and Why? A Survey From an Underserviced Area,”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45, no. 7 (September 2000): 647.

[12] Alansa Bates, “Self-help or Self-hoax,” University Washington Magazine (June 1990). https://magazine.washington.edu/feature/do-self-help-books-offer-a-remedy-or-a-delusion/.

[13] Ibid.

[14] Ibid.

[15] Susan J Adams, “Who Uses Bibliotherapy and Why? A Survey From an Underserviced Area,”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45, no. 7 (September 2000): 647-648.

[16] Ad Bergsma, “Do Self-help Books Help?”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9 (2008): 342. https://link.springer.com/content/pdf/10.1007/s10902-006-9041-2.pdf.

[17] Porter Anderson, “NPD: ‘A Decade of Personal Exploration’ Ahead in US Self-Help Books,” January 17, 2020. https://publishingperspectives.com/2020/01/npd-sees-decade-of-personal-exploration-opening-usa-self-help-books/.

[18] Ad Bergsma, “Do Self-help Books Help?” 343.

書目療法的助人技巧(下)

圖書館書目療法應用:助人歷程與技巧

「助人」(Helping)係廣泛普遍用語,因為「助人者」(Helper)提供協助,可以是各樣身份角色,亦較不涉專業證照資格(如:諮商、心理治療)。在這類名詞的使用上必須相當謹慎,即使「諮商」(counseling)一詞較常指稱服務對象是在適應上有問題但仍屬「健康」的個體;「心理治療」(psychotherapy)卻指那些有較嚴重身心病症或未解決衝突的個體。這些詞彙的差異並非有著影響成效的實質意義,反倒是「這些字詞及差異性反應的可能是地盤勢力之爭,而不是能力的差異」。[1]

接受協助的人即是「個案」(client)。「助人」可被定義為:助人者幫助個案,兩者共同合作,以個案為對象,探索其情感、使獲得洞察並從而在生活中反思與改變。由於「個案」本身是「他們自己的專家」,所以「助人歷程」並非在於希望「助人者」可以幫助解決問題,乃是期待具有改變主體性的「個案」,能與「助人者」一起合作尋求困惑問題的解決之道。我是誰?我要去哪裡?我要從我的生命中得到什麼?這些問題莫不引領個案深思問題核心。書目療法是否也能幫助讀者處理這類存在議題至何種程度?又該怎麼做?怎麼處理?

圖書館之書目療法常藉助主題式閱讀來協助個案淨化心靈、走出陰霾,此操作模式就必須留意過度主觀之主題選目所造成的偏誤。事實上,「臨床」與「發展性」書目療法的份際仍有其曖昧之處。理論上,個案尋求協助的動機通常有兩種必備情境:(1)面臨困難抉擇且感到痛苦時,以及(2)眼前痛苦大於尋求協助的痛苦時。[2] 因此,即便是對於「健康」個體的諮商,都仍屬於非發展性書目療法之服務事項。這種衝突並不突兀,但是卻凸顯了尊重專業領域並繼而虛心學習與擴展領域視野的重要性。

圖書館所提供的書目療法通常是一種自助式的閱讀行為。它的優點在於避免了個案/讀者對於尋求專人心理諮商時的尷尬和不安,例如,擔心曝光而被貼心理疾病標籤。因此,應用書目療法時,其助人目標應當鎖定在幫助個案探索及選擇他們的自我價值,必須將適當的讀物媒介給適當的讀者,這便是書目療法實施策略上必須謹守的界線。然而,在讀者身心仍稱「健康」之狀況下,如何在自助式的閱讀行為中,獲得實質的效益?由於助人者除了必須仍自我覺察,瞭解自己的內在狀況以便區別與反應個案之外,也需要具備適當的溝通與助人技巧,傳達同理、協助個案洞察事件原委,這些都屬相當積極性的做法。換言之,圖書館所提供的純粹「發展性」的書目療法,就可能難以做到關懷、探索、同理、洞察、建議等助人的各種催化技巧,而達到更為進階有實質效益的服務。

所謂「催化」(facilitating)是懂得運用好的態度與方法來幫助個案,而非單單憑恃技巧。催化條件是助人歷程所反映一種表現。與催化條件有關的概念,比如:同理、慈悲、無條件的積極尊重個案,不做主觀批評等等,而能真誠且真實的活在當下,助人者與個案共同合作。如果圖書館閱讀推廣服務僅及於強調讀者與書籍的適配性,而並不重視「諮商參與者對彼此的感受和態度,以及表達方式的一種治療關係」[3],則館內的書目療法推廣,便是始終與助人歷程技巧保持了相當大的距離。

在圖書館場域中,發展性的書目療法雖然有絕對意義與價值,但有了相當大的功能限制,很難表現出這項催化功能。因此其建置就更必須講求一套成熟的標準運作模式,避免進退失據而使管理失靈。除此外,甚至更有義務制定書目療法的倫理守則,負責任地指出何者為書目療法之必要手段與原則,以保護讀者與指引館員的實施品質及責任份際。如此方能積極地關心與宣導心理健康的相關訊息和書目,在合宜的份際之間來推廣服務,但又不致流於消極的「發展性」書目療法應用。

助人者的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即是瞭解本身的問題與狀況,不僅對自我認識與自我洞察,還有想助人的動機等,都應該掌握並覺察可能存在的偏見。這種自我覺察在本質是正向的,而且即使在倫理實務上也是必要的。[4] 因此,圖書館內所使用的書目療法即便不屬於臨床性質,但是要成為發展性的書目療法館員,仍應該有予以若干職前訓練,特別針對下列可能的自我覺察項目:(1)挑選書目療法之書目的動機與背景為何?(2)若過程中必須採介入協助,則該專責館員的個別自我覺察為何?

圖書館員相信書目療法是一項獨立的專業,而「聖經書目療法」(BBT)卻是協力的,因為後者必須保有神學的專業。然而圖書館場域,若可以保有「聖經書目療法」的應用,則它應該在助人技巧的「行動」第三階段中,才顯現出「臨床」與「發展性」書目療法的分野,也就是不必再繼續第三階段所為,不需要追蹤讀者後續改變與評估事項。「聖經書目療法」的「認同」與「淨化」前兩階段,即相當於助人三階段的個案自我「探索」階段:鼓勵表達和體驗感覺。易言之,它們的差別在於BBT是以他人(上帝)故事、教訓,而省去部分個案自己的敘事分析。BBT書目閱讀的功能(例如:從聖經教導與案例中學會解決問題),但是否足以替代(或有助於)助人三階段的「探索」?

回到書目療法的本質應用上,「探索」階段的助人技巧將成為書目療法「認同、淨化」前兩階段的一種工具手段。此時,運作BBT之專業助人者便自然可以擔負起閱讀指導的輔助功能,況且助人技巧所具備的各個階段常反覆來回應用與個案輔導中,若此,則「聖經書目療法」的神學性教導與催化者角色,自當適時出現,以補自助閱讀可能的不足處,並發揮書目療法在特定題材與場域之應用可行性。

聖經書目療法:智慧與復原力

書目療法常以事先進行選題規劃及書目編整,來協助讀者瞭解書中故事人物與事件的啟示等為目的。而在諮商助人的技巧上,則是協助個案確認所涉事件的影響,例如:感覺(失望、受挫、難過、焦慮等)、想法(回憶、盤算新舊做法等)、行為(逃避、依賴、譴責等)與經驗(受羞辱、被懷疑、被責罰等)之個別或組合的心理材料,進而鼓勵個案討論和確認事件的關係因素等。但是,書目療法若能與心理諮商的助人歷程技巧相結合,也就是再透過助人者串連該書籍選目與讀者(個案)之間,將讀者(個案)對於書中他人遭遇與自身遭遇之共同主題的領悟,進一步催化其感受、反應和經驗。則這類事先規劃綜整的書目療法選題書目似乎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了個案所隱藏的心理敘事,也就形成了助人技巧中探索情緒與問題的重要線索與依據。

        在眾多情緒現象的描述中,涉及到環境面及個人個性成熟度問題,Gerard Egan認為有所謂「社會情緒智能」(social-emotional intelligence),它是直接或間接影響個案成熟度的重要因素,因為擁有了這種社會情緒智能的成熟個體,就能做好自我瞭解、自我控制及自我管理,同時也自然善於處理人際關係的同理心和溝通;以及願意與更寬廣的世界連結。[5]

智慧

對於「社會情緒智能」一詞,Egan進一步假設它能引導人尋求較美好的人生,則其中的「智慧」(wisdom)必然是它的另一個重要面向,原因在於這樣的「智慧」可以引領進入卓越生活。[6] 「智慧」向來是許多人樂意分享與解釋的名詞,「智慧」的特質依據Robert Sternberg之見解可能包含了許多特質,像是:自覺與成熟度、生命責任與目標知識、文化制約的理解、對人際互動的洞察力、洞察情境的能力並理解事務背後意義、洞察各種因素之間關係的能力,以及對生活信仰面向的理解能力等等特質。[7]

        以上種種智慧的特質多多少少涉獵了心靈層次,而且明白展現了宗教信仰的積極力量。智慧是一種展現於心智上的優秀技能,也是一種現實與理想之間的橋樑。然而,《聖經》中的智慧,更是必須連結於 神,因為經上說「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先是清潔,後是和平,溫良柔順,滿有憐憫,多結善果,沒有偏見,沒有假冒」(雅各書3:17)。且從心理諮商的角度而言,經文不斷提醒人們保持心靈的純正,有正確的人際關係必不致引起紛爭,要致力和睦關係,並有耐性來尊重他人感受,多用同理心來理解有困擾的人事,而樂於協助與饒恕,誠實面對自己,不偏袒也不徇私,如此將可使需要的人獲得協助而恢復健康。

復原力

哀傷受挫的人其實最渴望的仍是期待改變這些不堪,他們即使在絕望下實際仍期待獲得復原力(resilience),只是不曉得該從何處得著這幫助。復原力通常被定義為人類在遭逢人生重大苦難與創傷而內心感到悲苦哀傷之壓力下,依然可以克服困境且成具的一種生活調適能力。有學者也將這些復原力再細分成兩類:結果復原力(outcome resilience)與過程復原力(process resilience);前者意謂著有能力回到先前未遭遇困境時的狀況,後者則代表可以處理「正常」生活部分時的種種持續努力。[8]

就「聖經書目療法」(BBT)在「復原力」的應用而言,無疑地是指個案勝過了自身的處境。換言之,BBT的過程復原力乃是持續在信仰上的信靠。因為勝了這世界的唯有信心,「因為凡從 神生的,就勝過世界;使我們勝了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約翰一書5:4)。然而,聽似容易,做卻又談何容易?信主的人有很大的誘惑與挑戰,特別是信靠看不見的 神,又飽受世人奚落。

哀傷的人若相信「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知識的確據」(希伯來書11:1),如此,同樣也就會牢記「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是永遠的」(哥林多後書4:18),而受到安慰。人要在基督裡誇勝,必定要有十足的信心。耶穌說:「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翰福音16:33b),哀傷的個案如果能如同經文大聲宣告這樣的信心,則他/她就已經是充滿了復原力了。 BBT之所以不同於一般的書目療法,便在於BBT更容易引領人在逆境中,藉著信心與恩典,也就是福音,來拯救失喪的靈魂,好讓靈魂不死。助人者該協助每一位個案來發現自己所存在的復原力,即使這個案尚不信主,但運用BBT的助人者,他/她是更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靈魂該勝過處境,而恩典高於意志。唯有這樣的情操,在陪同與等待中,讓哀傷的個案回到原來所屬的平安裡。


[1]Clara E. Hill,助人技巧:探索、洞察與行動的催化,五版,林美珠與田秀蘭譯(台北市:學富文化,2021),5。

[2]A. E. Gross and P. A. McMullen, “Models of the help-seeking process,” in Depaulo B., Nadler A. and Fisher J. D. eds., New Directions in Helping, Vol. 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3): 45-70, quoted in Clara E. Hill,助人技巧:探索、洞察與行動的催化,五版,林美珠與田秀蘭譯(台北市:學富文化,2021),11。

[3]Clara E. Hill,助人技巧:探索、洞察與行動的催化,五版,林美珠與田秀蘭譯(台北市:學富文化,2021),37。

[4]同上註,54。

[5]Gerard Egan,助人歷程與技巧,二版,鍾瑞麗譯(台北市:新加坡商聖智學習,2012),13-15。

[6] 同上註,16。

[7]R. J. Sternberg, “Wisdom and Its Relations to Intelligence and Creativity,”in R. J. Sternberg (Ed.), Wisdom: Its Natur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42-159, quoted in Gerard Egan,助人歷程與技巧,二版,鍾瑞麗譯(台北市:新加坡商聖智學習,2012),16-17。

[8]M. Holaday and R. W. McPhearson, “Resilience and Severe Burns,”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75, 345-356, quoted in Gerard Egan,助人歷程與技巧,二版,鍾瑞麗譯(台北市:新加坡商聖智學習,2012),160。

心靈相契:聖經書目療法與講道講章

邱炯友


前言

由於「聖經書目療法」在閱讀、分享與指導之實施過程中,藉著聖經或選介的相關讀物來幫助心靈受傷的讀者,因此在經過認同、淨化、領悟三階段的心理歷程時,不免因為題材的特殊性,而透露許多「神學」意涵與教導,以便協助讀者適切地瞭解閱讀內容,並適時地傳達關懷與支持。換言之,「聖經書目療法」可能較一般的書目療法更需要借助額外的指導協助,不論是編輯教材、讀書會,以及專人閱讀指導等等皆是有意義性的附屬活動。如此一來,便也有可能產生另外一種情境:當「聖經書目療法」活動涉及這些額外的協助,因而更易產生某種「教導」功能,這時就增添了許多類似牧者「講道」的特質。

神學性的講道

「聖經書目療法」內容是否必須具備「神學性」,總是以神為基礎?這是極為核心的提問與思辨過程:若不以神學性為基礎,則以《聖經》作為書目,又有何意義?但若一但過於強調其「神學性」則又與「講道」(preaching)何異?則還需要「聖經書目療法」?企圖解決以上這些疑問,研究者或使用者必須:

  1. 能分辨「聖經書目療法」與講道的異同,並且強化「聖經書目療法」的內涵與操作模式;或者
  2. 能將「聖經書目療法」細分形式等級類別,使其分別具備不同屬性的閱讀書目或教材(例如:針對信徒的神學內容、非信徒與一般性的閱讀素材等兩類別)。

「聖經書目療法」與「講道」都注重後續的生活應用性,畢竟讀者對於閱讀所產生的「領悟」必須實踐在生活應用與態度上才是有效的療癒,而兩者差異乃是在手段與目的性之互為運用,並且因著不同閱聽者而顯差異。事實上,「聖經書目療法」當然不能等同於「講道」。教會牧者對於「講道」主題之選擇都充分呈現了主題式的中心思想,也常常配合特定節期意義,適時以天時地利人和的議題來準備講章。然而,「聖經書目療法」,一如前言所述,因它的題材特殊性常必須再仰賴更明確的輔助教導,才有助於讓讀者深切領悟並改變行為反應,因此將此特性連結到「講道」所必備的講章時,我們就必須再度思考「聖經書目療法」與「講道」(或講道之講章)之間的差異問題。

講章應該出自聖經的經文

論及教牧神職人員所做之「講道」,鍾馬田(David Martyn)認為「講章應該出自聖經的經文」,並且應該視場合選擇講題出處,正式的「講道訊息必須直接源自聖經,而不是出自人工的架構」,如此才可確保講道的正確性;至於非直接取自聖經的課程教導訊息,則可以讓聽眾自己閱讀與學習,再予進行小組討論。[1] 此外,鍾馬田也強調講道之講章內容必須持守並維護「聖靈的自由」,應該禱告並尋求聖靈的引導。[2] 「講道」不見得總是一定要以系列的方式呈現,仍由聖靈來帶領所該傳講的信息。因此,BBT的教材準備與「講道與講章」各有異同之處,BBT可以有更大彈性來選擇主題,BBT的對象是各樣的讀者受眾,雖然或許有著「引人遇見神」的期待,但也不應將此期待奉為圭臬,而無視時機與對象差異;更何況BBT的書目選擇與教材編撰乃是事先預備的,即使有聖靈的感動,但仍不應置其於「講道」的基礎與規格之上。

周聯華牧師:「講道的開始,進行中和終結,都應該是在祈禱中,這是講道的『開步走』…」[3]。BBT的指導協助者是否也應該如此?在進行輔助教導中,帶領禱告?

講道的「中心思想」並非是書目療法之充要條件

「充分且必要」(Sufficiency & Necessity)的意義:如圖一所示,就A而言,能擁有紫色區雖是「足夠」(也不錯,因為又多了B的部分加入),但不是非得「必要」;事實上,A必須要在紫色區有A存在的部分才可以完整、沒有缺陷,因為成為紫色區並非是A變「足夠」的條件。對此,且將A 比擬作「聖經書目療法」;B則為牧者的講道與講章。這就說明了兩者間之微妙關係了。

「講道必須始終是神學性的」,但BBT也不是專門用來處在「屬靈」的問題,若閱聽人並非基督徒,他們與上帝缺乏正確的關係,則仍難以解決「問題」。。

BBT與講道:共同的理想在於 —  領悟、(悔改)、應用;也就是信息中有福音、救恩、教導與實踐。BBT與講道也都涵蓋了這些信息於其中,但兩者都無法必定會達成理想目標:使受眾 領悟、(悔改)、應用。「講道」之講章內容是解釋聖經的信息與意思,例如:神的應許與拯救;但BBT不絕對在有效地「傳達上帝的話」,但仍在藉由「上帝的話」(道)來影響一直在等待 祂 的人。若將目的與意義兩相結合,則BBT與講道(或講章)兩者勢必是殊途同歸。

— — —

[1] 鍾馬田以聖經與教會系統性的教條(例如:要理問答)兩者為例,說明講道取材的差異。見鍾馬田(David Martyn Lloyd-Jones),講道與講道的人,夏蔚譯(South Pasadena, CA: 美國麥種傳道會,2015),212-213。

[2] 鍾馬田(David Martyn Lloyd-Jones),講道與講道的人,夏蔚譯(South Pasadena, CA: 美國麥種傳道會,2015),214。

[3] 周聯華。新編講道法,新北市:台灣基督教文藝,2013。308。

圖一 A與B交集下的充要條件

書目療法的助人技巧 (上)

  • 邱炯友

前言

處於圖書館資訊服務架構下的「書目療法」應用,通常都被設限在發展性(而非臨床性)的規模範疇,其主要原因不外乎假定了圖書館員不具備專業的心理諮商輔導資格;而這也就是圖書資訊學研究與教學環境中常遭遇到的困境之一,因為若嘗試要求大學圖資學系能聘有具備心理諮商資格之師資將顯得極不切實際,這除了考量教研人才之可遇不可求之外,更因為圖資學課程多元,在科技應用與跨科際整合課程的增加情形下,使得系所課程規劃與學位畢業學分數的配當更形窘迫。然而,既有的圖資學課程中,往往為了強化某專業學科的應用性,在取得系所課程發展的一致認同後,開設非本科傳統專業的特定課程,例如:著作權與授權、數位學習等,更遑論眾多的資訊科技相關課程了。換言之,「書目療法」課程在眾多圖資學相關系所裡未被列為必要課程,但並非表示其重要性不足,而可能是受限於師資以及若干觀念,譬如:學科相關性與細分議題之延展性等思維。如果將傳統課程中的「閱讀研究」、「讀者服務」(含「圖書館推廣服務與行銷」、「參考資訊與服務」等)視為課程大架構,則「書目療法」便是細分下的特定子議題。

不論是圖書資訊學若涵蓋了「書目療法」專業領域;或者圖書資訊學相關系所開設了「書目療法」專業課程,在意義上有不同程度的差異。前者已形成學門共識有利於全面深化研究與教學,後者端賴各個相關系所現況和需求來活化所屬系所特色;但是兩者依然存在共同的問題,那便是回到根本的爭議:發展性書目療法 vs. 臨床性書目療法。當實務界的圖書館與學術界的圖資學都將「書目療法」限縮在發展性的範疇內,其目的不僅是一種追求安全穩定的自我約束關係,但同時也可能產生一種另類困局,反將學門的實務應用與學術發展降低至淺層而無法進階深耕的僵局之中。在此僵局下,「書目療法」可能流於參考服務架構下的書目整理與推介,或是像圖書資訊策展般、或「讀書會」協辦的角色功能,相較於圖資學門的IT與新科技、新興議題延展性,這種設限傾向雖然滿足了某種現實因素,卻無疑宣告了「書目療法」在圖資學門的有限應用,無助於此學科的擴展與服務。

基於以上的論點,嘗試將「書目療法」訓練再積極地往前推展,使其在許多「助人的技巧」上有更大的裝備,將是「書目療法」在圖資領域應用上可以深究思考的問題。不論在學院課程下的學習,或圖書館場域中的應用,若我們對於「書目療法」可以有更精進的認識和學習,即使不必要具備諮商輔導證照,但是在相關技巧與知識的學習瞭解下,習得多些相關的「助人技巧」,不僅助人也助己,也無疑更有助於專業的周延,以及提升服務品質,贏得更多的尊重。

以助人技巧銜續書目療法

如果圖書館書目療法在閱讀服務之提供上,仍必須有目標性,就像圖書館資訊服務一樣,總要訂立目標甚至是KPI的達成率,以便評估檢討業務成效時;則同樣將「聖經書目療法」(BBT)應用加以檢視它的實質意義,以備理論架構與實務步驟之建立,就更有其必要性了。在助人關係上,我們常將生活遭逢困境並主動尋求協助的人稱作「個案」或「案主」,然而在圖書館場域裡,或許仍將此稱謂喚作「讀者」或「參與式讀者」(participatory patron)。這樣的讀者並非屬於行為不當而干擾館務正常運作的「問題讀者」(problem patron)。[1] 在此「參與式讀者」可以泛指遇到個人生活危機與困擾而感到挫折、哀傷與懷疑,因而尋求閱讀協助的讀者。書目療法與BBT在理論基礎上一致,但在手段應用與目的上,仍有不同。故實施BBT仍然應先釐清問題:

(1)圖書館或閱讀指導者已充分備妥相關書目療法書目給讀者,何種情境可將一般的書目療法轉至BBT服務;

(2)何種圖書館與館員角色才需要掌握讀者的閱讀狀況,並設定界線而適時提供轉介服務;

(3)提供書目療法乃至BBT的主要歷程與目標為何?

在圖書館事業的發展上,近年來許多先進國家已有愈來愈多的公共圖書館提供社工人員(social workers)從事心理健康諮詢與轉介服務,圖書館已不僅僅是社會體系的一環,更是社會教育與社會福利工作的重要資源站也已日漸成熟。[2]因此,圖書館書目療法的服務價值也就顯而易見。此外,回歸書目療法之本質,不論是負責書目療法或者是BBT的館員(或志工)都應該被視為諮商助人的「支持團體」之成員,藉由這樣的期許來形塑一個更為友善關懷的圖書館環境。然而,在「助人歷程與技巧」的教導上,都在在提醒:助人的目的並非幫個案解決問題,而是在切實幫助遭逢困擾的個案能更為有效地管理問題,甚至是超越這些問題的困境,進而把握新的人生契機。[3] 很顯然地,BBT不論在理論與實務上更是如此。

圖一所示,我們所知書目療法之歷程常被分成三個標準進程:Identification (認同、支持) 、Catharsis (情感宣洩、精神淨化) 與 Insight (領悟)。若再參照Clara Hill統整出的諮商助人技巧:探索(exploration)、洞察(insight)、行動(action)等三階段模式,從兩者間各自互動進程就可辨析出可合作的進階關係。發展性的書目療法是藉著解題書目與著作本身來協助讀者(或閱聽人)來抒解情緒的壓力和找回「失落」,其中是否涉及圖書館員的「指導」又或「如何指導」,總有一定的界線在於指出「發展性」與「臨床性」的差異。

圖ㄧ 書目療法與助人技巧之三進程

由於書目療法先期已透過閱讀來認同情境(例如:故事中的主角、處境、結局等),因此,讀者所得到的淨化與領悟作用皆是借鏡於他人的經驗與成長,而轉化成讀者自己的應用與改變;然而,諮商的助人技巧則為由助人者協助個案共同探索個案自身所遭遇的難題。嘗試將書目療法銜接助人技巧所呈現的三階段整合模式(見圖二),就可瞭解圖書館員若具備適當的「助人技巧」知識與訓練,將足以更進階幫助讀者在閱讀之後的參與式討論和輔導,這種參與式討論是由學科(專業)館員與讀者(前稱「參與式讀者」)共同組成的進階閱讀活動,也就是結合了書目療法與助人技巧的訓練,在已受相關基礎訓練的專業館員協助下,讓讀者(此即轉為所謂「個案」)自願參與進階討論,並在聲明不涉專業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的情境下,進行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在本質上仍謹守非臨床性的界線,卻又比所謂的「發展性書目療法」有更實質的服務效益。

圖二 書目療法銜續助人技巧階段

圖書館館員可以是一名稱職的助人者(helper),特別是假以時日並輔以特別的專門訓練學習。Clara Hill認為「助人」是個較為廣泛與普通的用語,可被界定成:

一個人幫助另一個人探索其情感、獲得洞察,並在他或她的生活中做改變;助人者與個案一起工作已獲得這樣的結果。這過程並不是如同生病的人去看醫生般希望專家可以將問題解決,而是一人(個案—個案是他們自己的專家,並可以有選擇改變的主體性)向另一人(助人者—有著常人的缺點,作為迴聲板)對生活問題尋求諮商的合作。[4]

從圖二可窺得同樣的「領悟/洞察」階段中,透過適當與進階的閱讀指導,也就是銜續具備助人技巧的服務功能,將有助於更順利地進展到下一個「行動階段」,好讓讀者能有真正認清問題並妥善尋求改變的契機。雖然延伸進階到此「行動階段」有可能需要更多的諮商專業之涉入,也就有更大的可能性逾越了「發展性」之份際而進入「臨床性」的界線。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在讀者閱讀啟發了淨化,並進而產生領悟時,若能趁時輔以若干助人的口語技巧,懂得傾聽、鼓勵以及自我覺察,這種有意義的助人關係無疑地值得圖書館員深思,特別是在這個圖書館服務多元化的時代裡,仰賴社工人員的參與介入已成不爭的事實。

臨床或發展性對於圖書館的書目療法應用,不該成為永遠的參孫髮綹或孫悟空緊箍圈。圖書館書目療法適當融入「助人技巧」知識,將會使圖書館服務有更大的影響力量與成長。


[1]通常問題讀者「在圖書館中出現違反館規、 法律、社會道德規範或干擾他人,甚至實際傷害或可能威脅同一場所中其他人的行為,致使其他讀者或館員產生負面感受,以致影響一般讀者、館員及正常的館務運作者」。資料見 陳書梅,「公共圖書館讀者服務館員面對問題讀者之因應方式研究:從情緒勞務的層面探討」,圖書資訊學研究 11卷,1期(2016年12月):4,https://www.lac.org.tw/sites/default/files/field_files/publish/attach227.pdf

[2]Elizabeth A. Wahler, Mary A. Provence, John Helling, and Michael A. Williams, “The Changing Role of Libraries: How Social Workers Can Help,” Families in Society: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Social Services 2020, Vol. 101(1), 34–43.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pdf/10.1177/1044389419850707.

[3]Gerard Egan,助人歷程與技巧,二版,鍾瑞麗譯(台北市:新加坡商聖智學習,2012),7。

[4]Clara E. Hill,助人技巧:探索、洞察與行動的催化,五版,林美珠與田秀蘭譯(台北市:學富文化,2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