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書目療法」之立論與構思

邱炯友

2021/08/17 1st ed.

前言

圖資學門的「書目療法」(Bibliotherapy)向來是較為冷僻之學科,它在目前圖資學門所屬課程中,不是一門臨床科學,但卻是發展性的實務應用。「書目療法」是藉著讀者與文獻的互動來達到情緒紓解,涉及哀傷人的注意力轉移、感情觸動、共鳴與投射,以及透過文獻與輔導者的支持關懷,來使哀傷者能建立自信,有滿足而能面對問題與管理問題;換言之,正如台大陳書梅教授所言:讓哀傷者的負面情緒釋放、挫折復原力(resilience)提高,「從而能勇敢地面對困擾個人的挫折事件或逆境」,並使「心靈達到恬然安適」的狀態。書目療法所指的「認同」步驟係指「串連自身經驗並產生共鳴」;「淨化」指釋放壓抑的情緒並得釋懷;「領悟」則指「將閱讀習得的新觀念或啟發,運用在自身的困境並得自我價值之提升」。[1]

         「書目療法」的應用是有歷史淵源根據,甚至是最原始的應用。「書目療法」(Bibliotherapy) 一詞源自1916年 Samuel McChord Crothers (1857-1927) 所提,Crothers是基督教一神論牧師(Unitarian minister)及作者,他首次在 Atlantic Monthly《大西洋月刊》的一篇名為“A Literary Clinic” (文學診所) 的文章中介紹了這詞。[2] 爾後,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將書籍作為一種治療工具在美國有了重大成就發展,當時圖書館員接受培訓學習如何向軍醫院休養的退伍軍人推介書目閱讀,以療癒他們所受的心理創傷,而麻薩諸塞州總醫院於1844年成了最早的「病患圖書館」之一,許多其他國家機構,尤其是精神病醫院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就緊隨其後設立類似服務。[3] ”Library”一詞在歷史上即曾經被喻為“Healing Place of the Soul”(靈魂的療癒所);[4] 而「心理學」(psychology)字義為「對靈魂的探求」。在佛洛伊德的現代心理學理論之前,這種對靈魂的研究,當然是屬靈的知識範疇,在本質上也與宗教信仰密不可分。我們是「living soul」(活著的人),既然身體與靈魂二元不可分,因此也無法只醫治心裡,而不醫治靈魂。宗教經典也經常被運用在這類書目療法,例如:將《聖經》當作詩歌類的書目資源(biblio-source)施作於書目療法上。[5] 如此一來,更是凸顯了「書目療法」在西方圖書館的意義,除了藉由日常圖書館資訊服務,而設計以一般圖書的閱讀活動並推廣其療癒效果之外,若特別經由閱讀宗教經典(聖經)以領悟人生哲理,則無疑是重中之重。

然而,如今大眾對閱讀的療癒能力之信念變得越來越普及,一改昔日人們認為只有宗教文本才能夠得到啟發,現在很顯然地也相信世俗閱讀可提供幫助。現今強調科技與多元的社會,不用說冷門的「書目療法」在圖書館學的學術應用,嘗試再冠以所謂「聖經書目療法」(Biblical Bibliotherapy; BBT),想必是充滿挑戰與禁忌。

「書目療法」步驟、原則與啟示

「書目療法」之理論架構與運作通常俱備三大步驟。西元1950年美國學者Caroline Shrodes 便歸納許多「書目療法」運作理論之基礎,且分列出三個標準進程:Identification (認同、支持) 、Catharsis (情感宣洩、精神淨化) 與 Insight (領悟)。此後許多研究者相繼以此原始架構進行介紹與論述。[6] 茲將此詳細步驟分述如下:[7]

1. 認同:懂得自己與別人(Identification: Learning about self and others)

(1)發揮個別的自我概念(to develop an individual’s self-concept)

(2)增進個人對人的行為動機之理解(to increase an individual’s understanding of human behaviour or motivations)

(3)促進個人真誠的自我評價(to foster an individual’s honest self-appraisal)

(4)找尋個人對於自我之外的興趣之道(to find a way for a person to find interests outside of self)

2. 淨化:促進情感宣洩的體驗(Catharsis: Fostering cathartic experiences)

(5)紓解情緒或精神壓力(to relieve emotional or mental pressure)

3. 領悟:找著問題之解決步驟(Insight: Identifying steps in problem resolution)

(6)向自己證明並非唯一遭遇此困境之個人(to show an individual that he or she is not the first or only person to encounter such as problem)

(7)向自己證明問題解決方案並非唯一(to show an individual that there is more than one solution to a problem)

(8)協助個人更坦率地面對談論問題(to help a person discuss a problem more freely)

(9)協助個人規劃出建設性的行動方針以解決問題(to help an individual plan a constructive course of action to solve a problem)

西元1969年Harold A. Moses和Joseph S. Zaccaria 認為書目療法已發展成十項使用原則,包括:[8]

(1)使用者必須了解書目療法性質和相互動態(dynamics)。並將書目療法理論納入功能理論(functional theory)。

(2)「治療師」(“therapist”)必須至少對學生將要使用的書目資料有大致了解。

(3)可以借助提示技術(promoting techniques)來鼓勵書目療法相關的閱讀活動。

(4)「準備就緒」是考慮使用書目療法時,必須具備且牢記的重要因素。

(5)書籍書目應該是「建議」而不是「處方」。(Books should be suggested rather than prescribed.)

(6)執業人員(practitioner)應該對於身體有障礙的個人提高敏察度,以便決定使用特殊類型閱讀材料之必要性。

(7)書目療法似乎對於閱讀能力平均和高於平均的個體最為有效。

(8)個人閱讀文獻應伴隨完成或通過討論與諮詢來進行。

(9)書目療法是其他幫助關係(helping relationships)類型的一項輔助。

(10)書目療法是一種有用的技術,但它不是萬靈丹。

        而對於所謂「書目療癒師」(Bibliotherapist)的資格,在1972年就有學者Louis A. Rongione提出其相關應備知識為:[9]

(1)兒童,年輕人和成年人的文學。

(2)解剖學和生理學的生物學。

(3)基礎精神病學。

(4)關於以下方面的心理學: a. 診斷指導和諮詢技術;b. 殘障人士和情緒不佳者;c. 不同種族的群體 ;d. 激勵和激勵的原則;e. 測試技術以及培訓和測試結果的解釋。

(5)與之相關的社會學:a. 疾病的醫療和社會問題;b. 修復衰老(the rehabilitation of the aging)的知能;c. 統計和報告編寫培訓。

從以上如此複雜專業的「書目療癒師」資格項目中,便可瞭解到圖書館員涉入書目療法服務時,將面臨到外界很大質疑與挑戰,更不用說當館員樂於建議「閱讀處方」充作圖書館推廣服務或讀者資訊服務時,容易遭致誤解。然而,事實上圖書館學之教育亦相當有自知之明,因為除了圖書資訊專業外,仍必須具備適當的人格特質,例如:關懷與溝通等技巧,而這些技巧的培育早於屬於傳統的圖書館學教育項下的「讀者服務」與「資訊素養」課程中被提及。相較之下,特別是就非圖書館界人士的批判而言,圖書館施作完整的「書目療法」服務,若以上述Rongione之見解,其真正必須補足的能力,或許應該是醫學、心理學等專業知識。這似乎也顯見圖書館學向來所強調的「跨科際」(interdisciplinary)整合和學科專家的學門特性。

         圖書館學所意識到的學科教育內涵,乃是有所為與有所不為,針對圖書館「閱讀推廣」、「書目選介」等傳統服務所行使的「書目療法」顯然是才是真正的目的。因此,當圖書館員不涉入實質的療癒行為,而是選擇性地指導讀者閱讀時,也就是所謂圖書館實施「書目療法」自律(或自限)在所謂「發展性」而非「臨床性」一事,就避免了被誤解圖書館員成為「書目療癒師」,而在資格上受外界責難。但是,我們不防再嚴肅思考另一種觀點:「發展性書目療法」是否無意間限縮了圖書館學(圖書館事業)的發展?使原本的「閱讀推廣活動」或「參考資訊服務」、「閱讀指導」等職責難以開展?甚至一般認為「圖書館學是一門跨科際的整合科學」命題上,若探討「圖書館學」與「心理諮商輔導」的整合觀,而不再思索其他可能潛在的派典模式(例如:平行、抗衡、從屬),則是否白白失去了圖書館學身為「成長有機體」的變革機會?且就留待後續探討。

「聖經書目療法」的特性

實務上「聖經書目療法」的輔導者(或提供者)相當多元但卻有局限,此原因在於它是專指性的書目類別,且又涉及信仰與專業。特別在圖書館場域裡,依如圖書館提供的一般性「書目療法」,「聖經書目療法」究竟是屬於「資訊服務」、「讀者顧問」還是「諮商輔導」?實務上雖同樣可能遭遇阻難,但都可以藉助一般書目療法的理論架構來定位,例如:直指它是「發展性」而非「臨床性」,藉由專業圖書館員的服務型態,運用互動方式以及個別或群體式的閱讀者導。

諮商輔導 vs. 書目療法

若「書目療法」僅僅是圖書館閱讀與推廣服務工作之一,因而提供「書目服務」,且不涉及讀書會、亦不扮演讀者顧問(Reader Advisory)服務的角色。則「諮商輔導」與「書目療法」兩者之差異相當明顯。僅管「書目療法」不等同於「諮商輔導」,但是「書目療法」服務有時卻也需要伴隨著討論、互動、指引、分享。因此,事先區別「書目療法」的類型與執行方式,乃是進行「書目療法」活動時,必要的步驟。

聖經書目療法與聖經輔導兩者的差別在於:「書目療法」的採用類型。例如:採用純粹的「發展性書目療法」應用於《聖經》,或可以降低「聖經輔導」的難題與挑戰,但果效則端賴閱讀者個人的條件與背景。換言之,「聖經書目療法」最大的挑戰將是「方法」本身。「聖經書目療法」是否可以純粹採用發展性的閱讀類型,而絲毫不需要再加進任何「指引」?或者,將「指引」與「閱讀」分開;為「書目療法」所產生的「閱讀」是當下的行為,而讓聖經知識的「指引」是讀者日常的操練?此答案或許是值得肯定的。因為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曲解《聖經》、降低閱讀門檻與障礙,又能部分達成書目療法的果效;但前提是:「聖經書目療法」運用得當之前提,同樣必須思考如何在經文中,有正確的釋經原則(Hermeneutical principles)應用。純粹的「書目指導」而非「內容指導」或「閱讀分享討論」,即使較不涉及正式的「釋經應用」,而比較單憑自身體驗與「亮光」,但是,將聖經經文當作書目療法之「工具」時,是否可以完全放任讀者自由意志下的解讀,而得到心靈的淨化紓解?而該圖書館員是否又應該具備「聖經資訊素養」甚至是「神學背景」?

        經文書卷裡的主要敘事人物,與經文書卷外的讀者,他們對於「書目療法」程序中的 認同、淨化、領悟 三階段,可能有著不同的感受內文段落。

這跟「聖經書目療法」的書目來源,究竟適用於整本書卷,或是否為特定經文段落?兩者並不衝突。換言之,聖經裡的敘事人物(先知、歷史人物、使徒等)都有他們自己所屬的詮釋,這些記載在經文裡的人事物,乃是屬於釋經學的範疇;然而,讀者(我們)也該有屬於我們自己的感受與省思,這卻是每個人的心理歷程。

為「聖經書目療法」立論

「聖經書目療法」若欲卓然成立為一「學科」(discipline),就必須先立論。「聖經書目療法」要能成為一門課程或是研究,就像任何的「聖經輔導」、「基督教心理學」或任何整合取向的相關諮商服務一樣,必須先思索可依附與參考的理論基礎。為了達到此目的,就讓我們先來思考圖書館日常的業務及服務事項。首先何謂「讀者諮詢服務」? 以下數端為常見認知:

(1)圖書館於推動「閱讀活動」或推介「館藏利用」時,以專人專責方式所提供之諮詢服務。

(2)然而,學術或專門圖書館向來皆以學科專家之「參考服務」為主軸;因此,此所謂「讀者(閱讀)顧問」(Reader’s Advisor)通常偏向公共圖書館、中小學圖書館之資訊服務職掌。

(3)圖書館「讀者諮詢服務」重點在於「閱讀資訊提供」以及「閱讀指導」。透過對於自身館藏與大眾出版品掌握,以及依據 (特定或一般)讀者之閱讀需求,而進行選書、推薦、指引、教育等功能性的圖書資訊服務。

(4)以「讀書會」與「讀者(閱讀)顧問」角色的資訊服務型態。

然而,我們也必須更進一步提問與回答若干問題 —

       Q : 如果「選書曁閱讀技巧」皆可源自每位讀者的「自身經驗」,則圖書館員「讀者顧問」角色還有價值與需求嗎?

A:出版品的多樣性 與 類型讀者的「資訊素養」差異性。 因此圖書館員不能不成為「閱讀專家」。

Q : 網路科技時代,「傳統的」「圖書館的」圖書資訊服務,仍需要個人式(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諮詢顧問嗎?

A : 身為「人」的讀者,仍需要有溫度及心靈感受得到的(貼心)服務;除非未來有「超高品質」的機器人與AI服務。

此外,圖書館(員)如何組織「閱讀」?原則此分成兩類型態:(1)介入:讓自己也成為讀者群之積極成員(Becoming the Engaged Readers),且參與閱讀指導;(2)不介入:僅協助讀書會(Book Group)設立。

而不論哪類型態其價值與目的在於:必須使館員自己成為專家,一位懂書、愛書與知性感性兼具的閱讀顧問。當我們回到「閱讀」的本質思考,自然會瞭解圖書館員不論是讓自己成為讀者群的積極角色或扮演閱讀指導角色,這些舉措皆已經是所謂的“Reading Engagement”,我暫且將之譯為「閱讀之約」。這種「約」既是一種閱讀活動的投入,也是一種與讀者之密切關係之約定。「閱讀之約」的讀者群必須能:[10]

(1)沈浸閱讀之中,享受樂趣和滿足他們的好奇心。

(2)能發現足以幫助他們學習成長的資訊與故事。

(3)能激勵更愉悅與容易的閱讀學習,並營造能持續進步的一項良性循環。

「聖經書目療法」如果有可能成為「閱讀之約」而被擺上,那每一位基督徒館員就必須更謹慎更努力;如果它可以持續作為一門「研究學問」,則研究參與者就必須更謙卑,即使少人聞問,她/他的喜樂來源是源自信心,但內心「說不出來,滿有榮光」。(彼得前書1:8)

「聖經書目療法」可以依循既有的書目療法理論架構,例如:一般「書目療法」源於圖書館館藏資訊服務,在今日它可納入館藏發展政策的主題特藏、參考服務的專題選粹,以及開發成主題資料庫檢索等。而「聖經書目療法」因著它特殊的閱讀「屬性」:

(1)單一書目(聖經),多元主題(教導、故事、比喻等);

(2)多元主題,核心思想(神與人關係的陳述);

(3)核心思想,多元應用(人生方向)。

因此,它更應該超脫所謂「圖書館」的場域,而可更活潑的應用於其他職場、產業活動(例如:「出版與書業」的主題企劃與營銷)中。屏除上述情境功用,「聖經書目療法」仍必須仰賴在聖經神學與諮商輔導的諸多理論基礎之協助上,未來才足以有更深刻的研究題材與拓展應用的可能。

「聖經書目療法」也無疑是多個「雙重」領域的結合:書目療法與《聖經》、更是神學與心理學的整合、圖書館學與神學的知識背景;以及閱讀推廣活動傳統與基督教靈魂關懷的精神傳統。同樣的道理,在思考基督教傳統和現代心理學傳統的衝突問題時,所產生的不同派典(典範),或許可作為圖書館於實施「聖經書目療法」理論參考。

一般「書目療法」基於閱讀輔導的觀點,多少會與心理學或諮商輔導相關,因而有所謂「臨床性」與「發展性」之區隔。但在「聖經書目療法」特質上,必須再加以思考宗教信仰因素,故藉助已成熟的派典–基督信仰與心理學的五種對話觀點,或可有助深層探析問題,這五種觀點模式是:[11]

  1. 「聖經輔導模式」:《聖經》優先,與心理學二者互相獨立常有衝突;
  2. 「基督教(徒)心理學模式」:亦強調「整合」,惟認定聖經與心理學兩者互不相干,聖經為核心佐以心理學;
  3. 「轉化心理學模式」:最新近出現的觀點。同樣強調「整合」,但更注重靈命成長和心靈關懷(soul care)面向;
  4. 「整合模式」:兩者互補整合,致力平衡兩者對話(但仍以聖經為主,心理學為輔;
  5. 「多層次(學科)解釋模式」:心理學優先,常以心理學評估聖經是否符合科學;兩者視為各自平行同等且獨立。

此五種模式在神學與心理學意義的關係光譜上,依序從「傾向聖經詮釋」一路朝「傾向科學/心理學」傾斜。而其反映在「聖經書目療法」的應用層面,便顯現不同的閱讀輔導(資訊服務提者)的「聖經資訊素養」、理論與應用手段(approaches),以及他們面對不同的讀者(受輔者)的資訊需求與自身條件的差異時,作為「聖經書目療法」研究者,不妨將這五種對話模式當作可能的假設條件來思考《聖經》與神學的涉入程度,換言之,「聖經書目療法」的研究課題,可以借不同的理論派典來展現研究設計、完成不同的研究旨趣與命題。然而,我們也必須承認所持派典不同,就看見不同事實,這當然也便是「典範的變遷」(Paradigm Shift),也是科學革命–學術研究的新詮釋。及如此一來,圖書館員對於書目的選擇、解釋,以及研究設計與研究執行的分析詮釋上,都會有不同的風貌,無疑地,這又豐富了「聖經書目療法」研究與實務應用上的成果。

面對如此複雜的模式與派典,實務研究者也就必需擇一遵從。若將「聖經書目療法」限縮在「聖經輔導觀」基礎上的書目療法,在這個世俗且樣樣講求「多元文化」的社會,有其挑戰與「危機」;倘若順移至「整合觀點」或「多層次(學科)解釋模式」的架構上,在圖書館本業執掌之外,賦予愈多的心理諮商輔導使命於「聖經書目療法」應用實務上,自然會使得工作繁複,研究的因果關係亦難以釐清,可是這也是「聖經書目療法」研究的挑戰性樂趣。

從閱讀輔導(指導)的角度,當我們將「聖經書目療法」呈現在「關懷」面向,「聖經書目療法」或許就比較像以《聖經》為本而偏屬靈觀點的「聖經輔導」、「轉化心理學模式」;依次才是諮商輔導以及以心理學之理解為基礎,但卻分頭平行強調聖經與閱讀輔導的「基督徒心理學」等理論類別。儘管在理想上,若能以心理學觀點併聖經真理的「整合觀點」行閱讀輔導之實,當然更佳。然而就社會化、讀本、故事、閱讀者的核心個體來說,「多層次(學科)解釋模式」雖然可能是最「安全、合宜、務實」的選項,也反映了「聖經書目療法」的本質侷限(受限於讀者與信仰的多元)所使然。然而,我們也不可否認:基礎的「聖經輔導」立論似乎仍較為符合「聖經書目療法」的屬性與初衷,因為「聖經書目療法」似乎存在兩種不同途徑(approaches):

手段性:達到讀者心靈紓解、淨化即可;

目的性:心靈紓解與淨化乃是手段,其真正期待乃是認識 神。

手段與目的之延續與否,端看館員(閱讀指導)與讀者兩者對於聖經是否有能力及信心持續更深化的閱讀互動關係,否則「手段性」將是唯一的途徑。除此之外,「聖經輔導」式的「聖經書目療法」足以使它所能達成的果效既單純又清晰,這除了方便閱讀指導者的書目選定之外,似乎也是針對「非基督徒讀者」與「基督徒讀者」所設想的權宜之計,而其真正目的不也是在「福音」的散播與使徒訓練?!這顯然是不可規避否認的企圖與期盼,只是它不符俗世多元文化社會的遊戲規則。

Mar McMinn在《罪與恩典:基督徒輔導的整合模式》指出「基督教故事是一個關係性的神 — 聖父、聖子和聖靈 — 創造了需要有關係的人類,在親密關係中得以興盛」。[12] 「聖經書目療法」是否應該有更崇高的理想與目標,使「聖經書目療法」能更廣為接觸讀者(不論是基督徒或非信徒)?為此,則「聖經書目療法」的確必須有更多的同理心與彈性,例如:更以整合觀點切入書目的輔導協助。只是,倡導「聖經書目療法」的初衷又是什麼呢?研究者,也是立論者,毫無疑問地,她/他必須先確立自己的研究旨趣與立場。

待解的「聖經書目療法」研究與教學變異性

❮聖經❯66本經卷中,各自將其運用「書目療法」又該是怎麼樣的光景?舊約與新約的適用差異?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不同年齡層與生活背景者的領受差異?以及整全的書卷或單一經文的獨立或跨卷交叉應用,哪一種方式更適合「書目療法」的理論應用及架構?

圖書館「聖經書目療法」究竟是該見於神學圖書館,還是可以在一般公共圖書館,甚至大學圖書館成為一項服務?答案是顯而易見,它應該在所有處所為有需要的人而存在。在已知的文獻上,處所與內容之實際例證不多。純就學術研究與應用之角度,我們則可以從幾處問題著手:

(1)圖書館:身為專業圖書館的台灣多所神學(院)圖書館專業館員對「聖經書目療法」的認知及角色職掌?是否可能以神學(院)圖書館作為深植與推廣之培訓園地?公共圖書館如何藉由基督徒館員「志願性」的提供服務?大學圖書館可否協同校園輔導進行此服務?

(2)教會組織:教會以查經小組或團契方式,進行「聖經書目療法」應用?

(3)閱讀團體:嘗試以《聖經》為本,輔以「聖經故事」或相關神學信仰名著作為書目導讀?

(4)個別差異:如何因應閱讀者與群體的屬性差異,做出最適切的「聖經書目療法」應用?

(5)書目選擇與課程:辨別《聖經》經文中不同類型,例如:事件、人物、啟示、綜合,以及單一書卷之閱讀性,以及閱讀指導。如何設計與提供課程教材?

(6)知識地圖與「藥方」:眾多取材於《聖經》的經文書目中,如何將諸多運用到的類型(如上述)與所欲訴求的「認同、淨化、領悟」步驟結合,並匯出相對應圖譜於電子資料庫中?

「聖經書目療法」之實證,乃是主觀經驗的描述,但藉由觀察、訪談、問卷等研究方法來達到科學規範。如果「聖經書目療法」離開了圖書館場域,就更意味著將更方便以「臨床性」的書目療法之架構來執行研究,若此,則「聖經書目療法」勢必更加注重心理學的「科學」基礎,以及諮商輔導的「藝術」應用。除此之外,必備的聖經資訊素養相關的神學知識卻仍始終不可或缺,圖資學門與圖書館事業對於這樣的「聖經書目療法」之教學研究,無疑地將是極其富饒與深刻。

結論

以《聖經》為本的「聖經書目療法」至始至終都是書目療法的最佳應用之一。即使是「發展性的聖經書目療法」也是充分以《聖經》為本,並以其他相關釋經、聖經故事、比喻、基督信仰書籍等書目為輔,使之成為全方位的閱讀輔導與服務。「聖經書目療法」應用既是歷史事實,也是屬靈的曠野。我們需要信心也需要聖靈的幫助。然而,我們在謹慎不濫用經文並求聖靈幫助的同時,了解不同場域(例如:各類型圖書館)與讀者對象需求,也更期待有更多具備聖經素養與專業,以及因認識神而大發熱心的參與者,有這樣的「聖經書目療法」團隊一同耕耘,既是教學研究也是助人與自助,沒有比這樣的機會更令人期待的了。正如經上所說「你要謹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訓,要在這些事上恆心;因為這樣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聽你的人」(提摩太前書4:16)。而充滿挑戰的「聖經書目療法」種種相關議題,在眾多變數中,不也足以讓「聖經書目療法」能榮神益人?!


[1]陳書梅,「臺灣之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發展現況探析:由「邁向健康幸福人生論壇」談起」,公共圖書館研究,6期 (2017年11月):3-3, 3-4;安可人生編者,「台大教授推薦繪本書目療法,釋放負面情緒豐富熟齡生活」,見https://ankemedia.com/2018/15038

[2]Rebecca Foster, “Bibliotherapy for the New Year,” January 11, 2016.https://bookishbeck.wordpress.com/2016/01/11/bibliotherapy-for-the-new-year/.

[3]Patricia Furstenburg, “Therapy through Books. Bibliotherapy. Reading to stay Happy,” June 5, 2020. https://alluringcreations.co.za/wp/therapy-through-books-bibliotherapy-reading-stay-happy/

[4]愛琴海希臘的拔摩島(Patmos)之聖約翰修道院圖書室入口牆上,嵌著希臘文“Psyches Iatreion”也就是“Healing Place of the Soul” (靈魂的療癒所)的石碑銘文,此銘刻可以回溯到千年前,而同樣的字義也被刻於埃及法老王拉美西斯二世陵寢之底比斯圖書館入口。此外,在古代歷史上最宏偉的亞歷山大圖書館也有著類似的銘文。

[5]相關文章見 Shulamit Ritblatt and Janet H. Ter Louw, “The Bible as Bibio-source for Poetry Therapy,” Journal of Poetry Therapy, no. 5 (1991): 95-103.

[6]Shrodes, C., Bibliotherapy: A Theoretical and Clinical Experimental Study.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1950.

[7]Nick Canty, “Bibliotherapy: Its Processes and Benefits and Application in Clinical and Developmental Settings,” 2017, https://discovery.ucl.ac.uk/id/eprint/1574599/1/Bibliotherapy%20FINAL%20pdf.pdf.

[8]Harold A Moses, and Joseph S. Zaccaria, “Bibliotherapy in an Educational Context; Rationale and Principles,” The High School Journal, LII (April, 1969), 402-404. cited by Helen Hoopes, “An Introduction to Bibliotherapy” Children’s Book and Media Review, 10 (4), 1989. https://scholarsarchive.byu.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588&context=cbmr.

[9]Louis A. Rongione, “Bibliotherapy: Its Nature and Uses,” Catholic Library World, XLIII (May, 1972), 497. cited by Helen Hoopes, “An Introduction to Bibliotherapy” Children’s Book and Media Review, 10 (4), 1989. https://scholarsarchive.byu.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588&context=cbmr.

[10]National Library of New Zealand, “Why reading engagement matters,” https://natlib.govt.nz/schools/reading-engagement/understanding-reading-engagement/why-reading-engagement-matters

[11]相關資料「四種模式」可參見 張宰金,教牧諮商:改變生命的助人模式,(新北市:中華福音神學院,2005),238;「五種觀點」見 埃里克.約翰遜(Eric L. Johnson)編,心理學與基督教:五種觀點,廖暢泳等譯(香港:恩道出版社,2020)。

[12]馬克敏(Mark R. McMinn),罪與恩典:基督徒輔導的整合模式,宋梅琦譯(South Pasadena, CA: 美國麥種傳道會,2012),230。 

書目療法的助人技巧(下)

圖書館書目療法應用:助人歷程與技巧

「助人」(Helping)係廣泛普遍用語,因為「助人者」(Helper)提供協助,可以是各樣身份角色,亦較不涉專業證照資格(如:諮商、心理治療)。在這類名詞的使用上必須相當謹慎,即使「諮商」(counseling)一詞較常指稱服務對象是在適應上有問題但仍屬「健康」的個體;「心理治療」(psychotherapy)卻指那些有較嚴重身心病症或未解決衝突的個體。這些詞彙的差異並非有著影響成效的實質意義,反倒是「這些字詞及差異性反應的可能是地盤勢力之爭,而不是能力的差異」。[1]

接受協助的人即是「個案」(client)。「助人」可被定義為:助人者幫助個案,兩者共同合作,以個案為對象,探索其情感、使獲得洞察並從而在生活中反思與改變。由於「個案」本身是「他們自己的專家」,所以「助人歷程」並非在於希望「助人者」可以幫助解決問題,乃是期待具有改變主體性的「個案」,能與「助人者」一起合作尋求困惑問題的解決之道。我是誰?我要去哪裡?我要從我的生命中得到什麼?這些問題莫不引領個案深思問題核心。書目療法是否也能幫助讀者處理這類存在議題至何種程度?又該怎麼做?怎麼處理?

圖書館之書目療法常藉助主題式閱讀來協助個案淨化心靈、走出陰霾,此操作模式就必須留意過度主觀之主題選目所造成的偏誤。事實上,「臨床」與「發展性」書目療法的份際仍有其曖昧之處。理論上,個案尋求協助的動機通常有兩種必備情境:(1)面臨困難抉擇且感到痛苦時,以及(2)眼前痛苦大於尋求協助的痛苦時。[2] 因此,即便是對於「健康」個體的諮商,都仍屬於非發展性書目療法之服務事項。這種衝突並不突兀,但是卻凸顯了尊重專業領域並繼而虛心學習與擴展領域視野的重要性。

圖書館所提供的書目療法通常是一種自助式的閱讀行為。它的優點在於避免了個案/讀者對於尋求專人心理諮商時的尷尬和不安,例如,擔心曝光而被貼心理疾病標籤。因此,應用書目療法時,其助人目標應當鎖定在幫助個案探索及選擇他們的自我價值,必須將適當的讀物媒介給適當的讀者,這便是書目療法實施策略上必須謹守的界線。然而,在讀者身心仍稱「健康」之狀況下,如何在自助式的閱讀行為中,獲得實質的效益?由於助人者除了必須仍自我覺察,瞭解自己的內在狀況以便區別與反應個案之外,也需要具備適當的溝通與助人技巧,傳達同理、協助個案洞察事件原委,這些都屬相當積極性的做法。換言之,圖書館所提供的純粹「發展性」的書目療法,就可能難以做到關懷、探索、同理、洞察、建議等助人的各種催化技巧,而達到更為進階有實質效益的服務。

所謂「催化」(facilitating)是懂得運用好的態度與方法來幫助個案,而非單單憑恃技巧。催化條件是助人歷程所反映一種表現。與催化條件有關的概念,比如:同理、慈悲、無條件的積極尊重個案,不做主觀批評等等,而能真誠且真實的活在當下,助人者與個案共同合作。如果圖書館閱讀推廣服務僅及於強調讀者與書籍的適配性,而並不重視「諮商參與者對彼此的感受和態度,以及表達方式的一種治療關係」[3],則館內的書目療法推廣,便是始終與助人歷程技巧保持了相當大的距離。

在圖書館場域中,發展性的書目療法雖然有絕對意義與價值,但有了相當大的功能限制,很難表現出這項催化功能。因此其建置就更必須講求一套成熟的標準運作模式,避免進退失據而使管理失靈。除此外,甚至更有義務制定書目療法的倫理守則,負責任地指出何者為書目療法之必要手段與原則,以保護讀者與指引館員的實施品質及責任份際。如此方能積極地關心與宣導心理健康的相關訊息和書目,在合宜的份際之間來推廣服務,但又不致流於消極的「發展性」書目療法應用。

助人者的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即是瞭解本身的問題與狀況,不僅對自我認識與自我洞察,還有想助人的動機等,都應該掌握並覺察可能存在的偏見。這種自我覺察在本質是正向的,而且即使在倫理實務上也是必要的。[4] 因此,圖書館內所使用的書目療法即便不屬於臨床性質,但是要成為發展性的書目療法館員,仍應該有予以若干職前訓練,特別針對下列可能的自我覺察項目:(1)挑選書目療法之書目的動機與背景為何?(2)若過程中必須採介入協助,則該專責館員的個別自我覺察為何?

圖書館員相信書目療法是一項獨立的專業,而「聖經書目療法」(BBT)卻是協力的,因為後者必須保有神學的專業。然而圖書館場域,若可以保有「聖經書目療法」的應用,則它應該在助人技巧的「行動」第三階段中,才顯現出「臨床」與「發展性」書目療法的分野,也就是不必再繼續第三階段所為,不需要追蹤讀者後續改變與評估事項。「聖經書目療法」的「認同」與「淨化」前兩階段,即相當於助人三階段的個案自我「探索」階段:鼓勵表達和體驗感覺。易言之,它們的差別在於BBT是以他人(上帝)故事、教訓,而省去部分個案自己的敘事分析。BBT書目閱讀的功能(例如:從聖經教導與案例中學會解決問題),但是否足以替代(或有助於)助人三階段的「探索」?

回到書目療法的本質應用上,「探索」階段的助人技巧將成為書目療法「認同、淨化」前兩階段的一種工具手段。此時,運作BBT之專業助人者便自然可以擔負起閱讀指導的輔助功能,況且助人技巧所具備的各個階段常反覆來回應用與個案輔導中,若此,則「聖經書目療法」的神學性教導與催化者角色,自當適時出現,以補自助閱讀可能的不足處,並發揮書目療法在特定題材與場域之應用可行性。

聖經書目療法:智慧與復原力

書目療法常以事先進行選題規劃及書目編整,來協助讀者瞭解書中故事人物與事件的啟示等為目的。而在諮商助人的技巧上,則是協助個案確認所涉事件的影響,例如:感覺(失望、受挫、難過、焦慮等)、想法(回憶、盤算新舊做法等)、行為(逃避、依賴、譴責等)與經驗(受羞辱、被懷疑、被責罰等)之個別或組合的心理材料,進而鼓勵個案討論和確認事件的關係因素等。但是,書目療法若能與心理諮商的助人歷程技巧相結合,也就是再透過助人者串連該書籍選目與讀者(個案)之間,將讀者(個案)對於書中他人遭遇與自身遭遇之共同主題的領悟,進一步催化其感受、反應和經驗。則這類事先規劃綜整的書目療法選題書目似乎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了個案所隱藏的心理敘事,也就形成了助人技巧中探索情緒與問題的重要線索與依據。

        在眾多情緒現象的描述中,涉及到環境面及個人個性成熟度問題,Gerard Egan認為有所謂「社會情緒智能」(social-emotional intelligence),它是直接或間接影響個案成熟度的重要因素,因為擁有了這種社會情緒智能的成熟個體,就能做好自我瞭解、自我控制及自我管理,同時也自然善於處理人際關係的同理心和溝通;以及願意與更寬廣的世界連結。[5]

智慧

對於「社會情緒智能」一詞,Egan進一步假設它能引導人尋求較美好的人生,則其中的「智慧」(wisdom)必然是它的另一個重要面向,原因在於這樣的「智慧」可以引領進入卓越生活。[6] 「智慧」向來是許多人樂意分享與解釋的名詞,「智慧」的特質依據Robert Sternberg之見解可能包含了許多特質,像是:自覺與成熟度、生命責任與目標知識、文化制約的理解、對人際互動的洞察力、洞察情境的能力並理解事務背後意義、洞察各種因素之間關係的能力,以及對生活信仰面向的理解能力等等特質。[7]

        以上種種智慧的特質多多少少涉獵了心靈層次,而且明白展現了宗教信仰的積極力量。智慧是一種展現於心智上的優秀技能,也是一種現實與理想之間的橋樑。然而,《聖經》中的智慧,更是必須連結於 神,因為經上說「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先是清潔,後是和平,溫良柔順,滿有憐憫,多結善果,沒有偏見,沒有假冒」(雅各書3:17)。且從心理諮商的角度而言,經文不斷提醒人們保持心靈的純正,有正確的人際關係必不致引起紛爭,要致力和睦關係,並有耐性來尊重他人感受,多用同理心來理解有困擾的人事,而樂於協助與饒恕,誠實面對自己,不偏袒也不徇私,如此將可使需要的人獲得協助而恢復健康。

復原力

哀傷受挫的人其實最渴望的仍是期待改變這些不堪,他們即使在絕望下實際仍期待獲得復原力(resilience),只是不曉得該從何處得著這幫助。復原力通常被定義為人類在遭逢人生重大苦難與創傷而內心感到悲苦哀傷之壓力下,依然可以克服困境且成具的一種生活調適能力。有學者也將這些復原力再細分成兩類:結果復原力(outcome resilience)與過程復原力(process resilience);前者意謂著有能力回到先前未遭遇困境時的狀況,後者則代表可以處理「正常」生活部分時的種種持續努力。[8]

就「聖經書目療法」(BBT)在「復原力」的應用而言,無疑地是指個案勝過了自身的處境。換言之,BBT的過程復原力乃是持續在信仰上的信靠。因為勝了這世界的唯有信心,「因為凡從 神生的,就勝過世界;使我們勝了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約翰一書5:4)。然而,聽似容易,做卻又談何容易?信主的人有很大的誘惑與挑戰,特別是信靠看不見的 神,又飽受世人奚落。

哀傷的人若相信「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知識的確據」(希伯來書11:1),如此,同樣也就會牢記「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是永遠的」(哥林多後書4:18),而受到安慰。人要在基督裡誇勝,必定要有十足的信心。耶穌說:「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翰福音16:33b),哀傷的個案如果能如同經文大聲宣告這樣的信心,則他/她就已經是充滿了復原力了。 BBT之所以不同於一般的書目療法,便在於BBT更容易引領人在逆境中,藉著信心與恩典,也就是福音,來拯救失喪的靈魂,好讓靈魂不死。助人者該協助每一位個案來發現自己所存在的復原力,即使這個案尚不信主,但運用BBT的助人者,他/她是更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靈魂該勝過處境,而恩典高於意志。唯有這樣的情操,在陪同與等待中,讓哀傷的個案回到原來所屬的平安裡。


[1]Clara E. Hill,助人技巧:探索、洞察與行動的催化,五版,林美珠與田秀蘭譯(台北市:學富文化,2021),5。

[2]A. E. Gross and P. A. McMullen, “Models of the help-seeking process,” in Depaulo B., Nadler A. and Fisher J. D. eds., New Directions in Helping, Vol. 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3): 45-70, quoted in Clara E. Hill,助人技巧:探索、洞察與行動的催化,五版,林美珠與田秀蘭譯(台北市:學富文化,2021),11。

[3]Clara E. Hill,助人技巧:探索、洞察與行動的催化,五版,林美珠與田秀蘭譯(台北市:學富文化,2021),37。

[4]同上註,54。

[5]Gerard Egan,助人歷程與技巧,二版,鍾瑞麗譯(台北市:新加坡商聖智學習,2012),13-15。

[6] 同上註,16。

[7]R. J. Sternberg, “Wisdom and Its Relations to Intelligence and Creativity,”in R. J. Sternberg (Ed.), Wisdom: Its Natur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42-159, quoted in Gerard Egan,助人歷程與技巧,二版,鍾瑞麗譯(台北市:新加坡商聖智學習,2012),16-17。

[8]M. Holaday and R. W. McPhearson, “Resilience and Severe Burns,”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75, 345-356, quoted in Gerard Egan,助人歷程與技巧,二版,鍾瑞麗譯(台北市:新加坡商聖智學習,2012),160。

心靈相契:聖經書目療法與講道講章

邱炯友


前言

由於「聖經書目療法」在閱讀、分享與指導之實施過程中,藉著聖經或選介的相關讀物來幫助心靈受傷的讀者,因此在經過認同、淨化、領悟三階段的心理歷程時,不免因為題材的特殊性,而透露許多「神學」意涵與教導,以便協助讀者適切地瞭解閱讀內容,並適時地傳達關懷與支持。換言之,「聖經書目療法」可能較一般的書目療法更需要借助額外的指導協助,不論是編輯教材、讀書會,以及專人閱讀指導等等皆是有意義性的附屬活動。如此一來,便也有可能產生另外一種情境:當「聖經書目療法」活動涉及這些額外的協助,因而更易產生某種「教導」功能,這時就增添了許多類似牧者「講道」的特質。

神學性的講道

「聖經書目療法」內容是否必須具備「神學性」,總是以神為基礎?這是極為核心的提問與思辨過程:若不以神學性為基礎,則以《聖經》作為書目,又有何意義?但若一但過於強調其「神學性」則又與「講道」(preaching)何異?則還需要「聖經書目療法」?企圖解決以上這些疑問,研究者或使用者必須:

  1. 能分辨「聖經書目療法」與講道的異同,並且強化「聖經書目療法」的內涵與操作模式;或者
  2. 能將「聖經書目療法」細分形式等級類別,使其分別具備不同屬性的閱讀書目或教材(例如:針對信徒的神學內容、非信徒與一般性的閱讀素材等兩類別)。

「聖經書目療法」與「講道」都注重後續的生活應用性,畢竟讀者對於閱讀所產生的「領悟」必須實踐在生活應用與態度上才是有效的療癒,而兩者差異乃是在手段與目的性之互為運用,並且因著不同閱聽者而顯差異。事實上,「聖經書目療法」當然不能等同於「講道」。教會牧者對於「講道」主題之選擇都充分呈現了主題式的中心思想,也常常配合特定節期意義,適時以天時地利人和的議題來準備講章。然而,「聖經書目療法」,一如前言所述,因它的題材特殊性常必須再仰賴更明確的輔助教導,才有助於讓讀者深切領悟並改變行為反應,因此將此特性連結到「講道」所必備的講章時,我們就必須再度思考「聖經書目療法」與「講道」(或講道之講章)之間的差異問題。

講章應該出自聖經的經文

論及教牧神職人員所做之「講道」,鍾馬田(David Martyn)認為「講章應該出自聖經的經文」,並且應該視場合選擇講題出處,正式的「講道訊息必須直接源自聖經,而不是出自人工的架構」,如此才可確保講道的正確性;至於非直接取自聖經的課程教導訊息,則可以讓聽眾自己閱讀與學習,再予進行小組討論。[1] 此外,鍾馬田也強調講道之講章內容必須持守並維護「聖靈的自由」,應該禱告並尋求聖靈的引導。[2] 「講道」不見得總是一定要以系列的方式呈現,仍由聖靈來帶領所該傳講的信息。因此,BBT的教材準備與「講道與講章」各有異同之處,BBT可以有更大彈性來選擇主題,BBT的對象是各樣的讀者受眾,雖然或許有著「引人遇見神」的期待,但也不應將此期待奉為圭臬,而無視時機與對象差異;更何況BBT的書目選擇與教材編撰乃是事先預備的,即使有聖靈的感動,但仍不應置其於「講道」的基礎與規格之上。

周聯華牧師:「講道的開始,進行中和終結,都應該是在祈禱中,這是講道的『開步走』…」[3]。BBT的指導協助者是否也應該如此?在進行輔助教導中,帶領禱告?

講道的「中心思想」並非是書目療法之充要條件

「充分且必要」(Sufficiency & Necessity)的意義:如圖一所示,就A而言,能擁有紫色區雖是「足夠」(也不錯,因為又多了B的部分加入),但不是非得「必要」;事實上,A必須要在紫色區有A存在的部分才可以完整、沒有缺陷,因為成為紫色區並非是A變「足夠」的條件。對此,且將A 比擬作「聖經書目療法」;B則為牧者的講道與講章。這就說明了兩者間之微妙關係了。

「講道必須始終是神學性的」,但BBT也不是專門用來處在「屬靈」的問題,若閱聽人並非基督徒,他們與上帝缺乏正確的關係,則仍難以解決「問題」。。

BBT與講道:共同的理想在於 —  領悟、(悔改)、應用;也就是信息中有福音、救恩、教導與實踐。BBT與講道也都涵蓋了這些信息於其中,但兩者都無法必定會達成理想目標:使受眾 領悟、(悔改)、應用。「講道」之講章內容是解釋聖經的信息與意思,例如:神的應許與拯救;但BBT不絕對在有效地「傳達上帝的話」,但仍在藉由「上帝的話」(道)來影響一直在等待 祂 的人。若將目的與意義兩相結合,則BBT與講道(或講章)兩者勢必是殊途同歸。

— — —

[1] 鍾馬田以聖經與教會系統性的教條(例如:要理問答)兩者為例,說明講道取材的差異。見鍾馬田(David Martyn Lloyd-Jones),講道與講道的人,夏蔚譯(South Pasadena, CA: 美國麥種傳道會,2015),212-213。

[2] 鍾馬田(David Martyn Lloyd-Jones),講道與講道的人,夏蔚譯(South Pasadena, CA: 美國麥種傳道會,2015),214。

[3] 周聯華。新編講道法,新北市:台灣基督教文藝,2013。308。

圖一 A與B交集下的充要條件

書目療法的助人技巧 (上)

  • 邱炯友

前言

處於圖書館資訊服務架構下的「書目療法」應用,通常都被設限在發展性(而非臨床性)的規模範疇,其主要原因不外乎假定了圖書館員不具備專業的心理諮商輔導資格;而這也就是圖書資訊學研究與教學環境中常遭遇到的困境之一,因為若嘗試要求大學圖資學系能聘有具備心理諮商資格之師資將顯得極不切實際,這除了考量教研人才之可遇不可求之外,更因為圖資學課程多元,在科技應用與跨科際整合課程的增加情形下,使得系所課程規劃與學位畢業學分數的配當更形窘迫。然而,既有的圖資學課程中,往往為了強化某專業學科的應用性,在取得系所課程發展的一致認同後,開設非本科傳統專業的特定課程,例如:著作權與授權、數位學習等,更遑論眾多的資訊科技相關課程了。換言之,「書目療法」課程在眾多圖資學相關系所裡未被列為必要課程,但並非表示其重要性不足,而可能是受限於師資以及若干觀念,譬如:學科相關性與細分議題之延展性等思維。如果將傳統課程中的「閱讀研究」、「讀者服務」(含「圖書館推廣服務與行銷」、「參考資訊與服務」等)視為課程大架構,則「書目療法」便是細分下的特定子議題。

不論是圖書資訊學若涵蓋了「書目療法」專業領域;或者圖書資訊學相關系所開設了「書目療法」專業課程,在意義上有不同程度的差異。前者已形成學門共識有利於全面深化研究與教學,後者端賴各個相關系所現況和需求來活化所屬系所特色;但是兩者依然存在共同的問題,那便是回到根本的爭議:發展性書目療法 vs. 臨床性書目療法。當實務界的圖書館與學術界的圖資學都將「書目療法」限縮在發展性的範疇內,其目的不僅是一種追求安全穩定的自我約束關係,但同時也可能產生一種另類困局,反將學門的實務應用與學術發展降低至淺層而無法進階深耕的僵局之中。在此僵局下,「書目療法」可能流於參考服務架構下的書目整理與推介,或是像圖書資訊策展般、或「讀書會」協辦的角色功能,相較於圖資學門的IT與新科技、新興議題延展性,這種設限傾向雖然滿足了某種現實因素,卻無疑宣告了「書目療法」在圖資學門的有限應用,無助於此學科的擴展與服務。

基於以上的論點,嘗試將「書目療法」訓練再積極地往前推展,使其在許多「助人的技巧」上有更大的裝備,將是「書目療法」在圖資領域應用上可以深究思考的問題。不論在學院課程下的學習,或圖書館場域中的應用,若我們對於「書目療法」可以有更精進的認識和學習,即使不必要具備諮商輔導證照,但是在相關技巧與知識的學習瞭解下,習得多些相關的「助人技巧」,不僅助人也助己,也無疑更有助於專業的周延,以及提升服務品質,贏得更多的尊重。

以助人技巧銜續書目療法

如果圖書館書目療法在閱讀服務之提供上,仍必須有目標性,就像圖書館資訊服務一樣,總要訂立目標甚至是KPI的達成率,以便評估檢討業務成效時;則同樣將「聖經書目療法」(BBT)應用加以檢視它的實質意義,以備理論架構與實務步驟之建立,就更有其必要性了。在助人關係上,我們常將生活遭逢困境並主動尋求協助的人稱作「個案」或「案主」,然而在圖書館場域裡,或許仍將此稱謂喚作「讀者」或「參與式讀者」(participatory patron)。這樣的讀者並非屬於行為不當而干擾館務正常運作的「問題讀者」(problem patron)。[1] 在此「參與式讀者」可以泛指遇到個人生活危機與困擾而感到挫折、哀傷與懷疑,因而尋求閱讀協助的讀者。書目療法與BBT在理論基礎上一致,但在手段應用與目的上,仍有不同。故實施BBT仍然應先釐清問題:

(1)圖書館或閱讀指導者已充分備妥相關書目療法書目給讀者,何種情境可將一般的書目療法轉至BBT服務;

(2)何種圖書館與館員角色才需要掌握讀者的閱讀狀況,並設定界線而適時提供轉介服務;

(3)提供書目療法乃至BBT的主要歷程與目標為何?

在圖書館事業的發展上,近年來許多先進國家已有愈來愈多的公共圖書館提供社工人員(social workers)從事心理健康諮詢與轉介服務,圖書館已不僅僅是社會體系的一環,更是社會教育與社會福利工作的重要資源站也已日漸成熟。[2]因此,圖書館書目療法的服務價值也就顯而易見。此外,回歸書目療法之本質,不論是負責書目療法或者是BBT的館員(或志工)都應該被視為諮商助人的「支持團體」之成員,藉由這樣的期許來形塑一個更為友善關懷的圖書館環境。然而,在「助人歷程與技巧」的教導上,都在在提醒:助人的目的並非幫個案解決問題,而是在切實幫助遭逢困擾的個案能更為有效地管理問題,甚至是超越這些問題的困境,進而把握新的人生契機。[3] 很顯然地,BBT不論在理論與實務上更是如此。

圖一所示,我們所知書目療法之歷程常被分成三個標準進程:Identification (認同、支持) 、Catharsis (情感宣洩、精神淨化) 與 Insight (領悟)。若再參照Clara Hill統整出的諮商助人技巧:探索(exploration)、洞察(insight)、行動(action)等三階段模式,從兩者間各自互動進程就可辨析出可合作的進階關係。發展性的書目療法是藉著解題書目與著作本身來協助讀者(或閱聽人)來抒解情緒的壓力和找回「失落」,其中是否涉及圖書館員的「指導」又或「如何指導」,總有一定的界線在於指出「發展性」與「臨床性」的差異。

圖ㄧ 書目療法與助人技巧之三進程

由於書目療法先期已透過閱讀來認同情境(例如:故事中的主角、處境、結局等),因此,讀者所得到的淨化與領悟作用皆是借鏡於他人的經驗與成長,而轉化成讀者自己的應用與改變;然而,諮商的助人技巧則為由助人者協助個案共同探索個案自身所遭遇的難題。嘗試將書目療法銜接助人技巧所呈現的三階段整合模式(見圖二),就可瞭解圖書館員若具備適當的「助人技巧」知識與訓練,將足以更進階幫助讀者在閱讀之後的參與式討論和輔導,這種參與式討論是由學科(專業)館員與讀者(前稱「參與式讀者」)共同組成的進階閱讀活動,也就是結合了書目療法與助人技巧的訓練,在已受相關基礎訓練的專業館員協助下,讓讀者(此即轉為所謂「個案」)自願參與進階討論,並在聲明不涉專業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的情境下,進行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在本質上仍謹守非臨床性的界線,卻又比所謂的「發展性書目療法」有更實質的服務效益。

圖二 書目療法銜續助人技巧階段

圖書館館員可以是一名稱職的助人者(helper),特別是假以時日並輔以特別的專門訓練學習。Clara Hill認為「助人」是個較為廣泛與普通的用語,可被界定成:

一個人幫助另一個人探索其情感、獲得洞察,並在他或她的生活中做改變;助人者與個案一起工作已獲得這樣的結果。這過程並不是如同生病的人去看醫生般希望專家可以將問題解決,而是一人(個案—個案是他們自己的專家,並可以有選擇改變的主體性)向另一人(助人者—有著常人的缺點,作為迴聲板)對生活問題尋求諮商的合作。[4]

從圖二可窺得同樣的「領悟/洞察」階段中,透過適當與進階的閱讀指導,也就是銜續具備助人技巧的服務功能,將有助於更順利地進展到下一個「行動階段」,好讓讀者能有真正認清問題並妥善尋求改變的契機。雖然延伸進階到此「行動階段」有可能需要更多的諮商專業之涉入,也就有更大的可能性逾越了「發展性」之份際而進入「臨床性」的界線。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在讀者閱讀啟發了淨化,並進而產生領悟時,若能趁時輔以若干助人的口語技巧,懂得傾聽、鼓勵以及自我覺察,這種有意義的助人關係無疑地值得圖書館員深思,特別是在這個圖書館服務多元化的時代裡,仰賴社工人員的參與介入已成不爭的事實。

臨床或發展性對於圖書館的書目療法應用,不該成為永遠的參孫髮綹或孫悟空緊箍圈。圖書館書目療法適當融入「助人技巧」知識,將會使圖書館服務有更大的影響力量與成長。


[1]通常問題讀者「在圖書館中出現違反館規、 法律、社會道德規範或干擾他人,甚至實際傷害或可能威脅同一場所中其他人的行為,致使其他讀者或館員產生負面感受,以致影響一般讀者、館員及正常的館務運作者」。資料見 陳書梅,「公共圖書館讀者服務館員面對問題讀者之因應方式研究:從情緒勞務的層面探討」,圖書資訊學研究 11卷,1期(2016年12月):4,https://www.lac.org.tw/sites/default/files/field_files/publish/attach227.pdf

[2]Elizabeth A. Wahler, Mary A. Provence, John Helling, and Michael A. Williams, “The Changing Role of Libraries: How Social Workers Can Help,” Families in Society: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Social Services 2020, Vol. 101(1), 34–43.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pdf/10.1177/1044389419850707.

[3]Gerard Egan,助人歷程與技巧,二版,鍾瑞麗譯(台北市:新加坡商聖智學習,2012),7。

[4]Clara E. Hill,助人技巧:探索、洞察與行動的催化,五版,林美珠與田秀蘭譯(台北市:學富文化,2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