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所看顧的「文學診所」 

邱炯友

談到「書目療法」(Bibliotherapy)一詞,幾乎都提及發表於1916年美國麻州波士頓《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中的一篇著名文章「一間文學診所」(A Literary Clinic)由Samuel McChord Crothers(1857-1927)所撰寫。[1] 通常許多人都認為“Bibliotherapy”這個嶄新名詞始於此,至少是首見此文字於刊物上。然而,如此所認定的事實,也似乎過於簡化了它的故事性,並且少了許多軼聞與線索。在此,中文譯詞仍作「文學診所」係為保有其時空背景之意圖。因為「文學」與否?並不關係著真正的文意,在彼時的出版市場滿是「文學性」的創作,「非文學性」幾乎不是主流商品的年代,「文學作品」與「一般出版品」便常劃為等號。

“A Literary Clinic”是一篇有趣且神奇的文章。它來自於兩位基督教宣教士的對話內容,是一篇精彩的對話錄、訪問記,說它是一篇「奇聞軼事」則一點也不為過。作者Samuel是一位基督教一神論者(Unitarian minister),所謂的「一神論」教義的辯證上,不屬於三一神的正統性,但在當時也有一些著名牧者的確是持著這種被視為異端宗派的觀念。[2] 受訪者是另一位名叫Dr. Bagster的宣教士,真正的主角,但仍無從查知他是否也是一神論者,然而這也不妨礙我們所聚焦的故事。Dr. Bagster真的是一位「醫生」嗎?這點不可考,也同樣不妨礙我們藉此認識「書目療法」的創始構想。

在“A Literary Clinic”文中首見許多有意思的新詞,像是:Bibliopathic, Bilblo-therapeutics, 以及Bibliotherapy等。文中使用的這三個字詞,無疑地皆是出自作者Samuel的轉述之語,他記錄了他所見到與聽到事實,來自朋友Dr. Bagster之診所名牌與口述。因此若欲追究誰為首而用了這些字詞,雖然查遍文獻仍無法得知Dr. Bagster的真實身份,但仍應將「名詞首見」的歷史角色歸於Dr. Bagster無誤,除非Dr. Bagster是Samuel所虛擬的人物。然而,“Bibliotherapy”用語即使出自Dr. Bagster之口,而被Samuel所記述,且成為學術研究文獻上所熱衷追溯的字源議題,但我們仍然可以隱約發現”Bibliotherapy”或” Bilblo-therapeutics”(書目治療學)字詞應該更早於此,即被外界所使用之口語。原因在於Dr. Bagster自述:「去年我就已經在從事一種書目治療學的系列做法,我不太注意[書籍]它是否是純文學或歷史類別;也不在乎是古書或現代書籍、英文或德文、散文或詩歌、歷史傳說或文集、羅曼史或寫實等。而我只會問:它的療癒價值為何?」[3] Dr. Bagster的這些系統性的構思與用語,難道沒有留下任何文字紀錄?卻只留待Samuel的文章披露?

當Samuel在拜訪好友Dr. Bagster的牧會教堂時,發現了有個新招牌繫於教堂地下室的專門儲藏祭衣聖具的房間門口,上頭寫著“Bibliopathic Institute”(在此且譯作「書目感知機構」),這類空間通常也可作為小禮拜副堂之用,如今卻高掛著這樣的牌子,並且清楚寫下服務對象與開放時間:

  • 稱職專家Dr. Bagster之圖書治療,透過預約問診。
  • 免費看診下午2-4時;
  • 患者居家出診限「社會服務部門」(Social Service Department)會員;
  • 「青年思想外借俱樂部」(Young People’s Lend-a-Thought Club)每周日晚7:30;
  • 困倦生意人班別授課,困倦生意人之疲憊妻可個別治療;
  • 疲憊母親為健康閱讀,其兒童可託白日照護。

作者Samuel常以近似嘲弄的口吻,或帶些奚落意味的文章佈局來記述他與Dr. Bagster的對話場景。或許這是源自於他們兩位已是極熟悉的宣教士好友之故,也可能是真的連Samuel自己也覺得驚奇與敬佩之故。Samuel就這樣描述這位好友:[4]

我已經好幾年沒見到Bagster了。那時,他已經過度為公益事務做了太多樣費力的事後,正在休養。事實上,他為公益事務所做的各種努力對他來說太過頭了。對Bagster來說,沒有什麼人是陌生的。從地極蜂擁而至的各式各樣想法,在他的腦海中都被宣告了「公民資格與義務」,不管這個想法多麼陌生,它從來沒有被視為外星敵人(alien enemy)。結果是,他過度遭受了外來的構思,而難以被本地人透徹理解。我有時會想,如果他在這些外星人拿出他們的第一份歸化入籍文件之前,不受這些外星人控制影響,可能會更好。但這不是Bagster的作風。

對於他人的好奇,Dr. Bagster在說到他自己為什麼開設這麼一間特別的「診所」,他說:[5]

真不幸啊!幾年前當我身體欠佳之時,宣教士們卻都開始[為信徒]做心理治療。我喜歡這個主意,也認真考慮過它,我不得不讓我的思緒沈澱一段時間,但沒有診所似乎太糟糕了。我們都應該比現在更健康,如果我們能夠有正確的想法並堅持下去,當可擺脫許多疾病,這點就連醫生們都承認了。我閱讀了有關該主題的內容,並在回來後立即開始操練。有一段時間一切都挺順利,當患者來到時,我會向他建議他理應堅持並且有益於靈魂與身體的一種思想。

Dr. Bagster據Samuel文中的描述,就像是一個在授課時老是滔滔不絕的老師,講起「書目療法」便眉飛色舞,東舉例西舉例地,總急著想把他自己的心得分享出來。Dr. Bagster善用比喻,像是說道:「一本書可能是一種興奮劑,或鎮靜劑;也可以是刺激劑,或催眠劑」,此外它也宛如咳嗽糖漿,或者是芥末醬般。他也進一步提到了文學批評的專業知識,他認為「文學批評」不在於評斷書的好壞,而在於診斷讀者的讀後心境。此外,他更描述了文學圖書的處方簽開立要領:[6]

  1. 給予一種基礎或主要成分,旨在治愈。
  2. 給予助劑,輔助作用,使其更快治愈。
  3. 給予一種糾正措施,像是矯味藥,以防止或減輕任何不良影響。
  4. 給予 一種載體或賦形劑,使其適合給藥並使患者感到愉悅。

從上述創想及用詞中,我們不難發現Dr. Bagster似乎有相當的知識背景,或者早已研讀過相關醫藥文獻。Dr. Bagster也自我揶諷說,他自己並非賣弄著所謂「文學藥學」(literary pharmacy),而是在強調的確有所謂的文學風格之事實。他更關心一本書有沒有基礎或主要成分?作者對自己誇大其詞可有事後糾正?而最重要的是,藥物是否以令人愉快的賦形劑呈現,以便它容易口服吞嚥?

Dr. Bagster的實證心得是相當活潑的,就像他所形容的經驗中,到處充滿了譬喻與解決方法。他可以活用書籍的效用對症下藥,即使連Congressional Record《國會議事錄》都有他的適應症患者。因此在他與Samuel的對話裡,盡是Dr. Bagster的有趣觀點,而Samuel只是從旁記錄罷了。”A Literary Clinic”文中也呈現了Dr. Bagster的療癒個案、建議書單,甚至也討論了他對諷刺文學的看法。他生動的比喻說「真正的諷刺文學是不會過度刺激人心的,它不是藥物,但它是開刀手術」;Dr. Bagster也有許多只神奇藥箱,像是標著「退燒藥」標籤的書箱子等等,他總是充滿自信,對於許多疑難雜症,就如用來治療良知過度自責的「良心過激症」也似乎都有他的辦法。除此之外,Dr. Bagster也展示了一個櫃子,上面刻著某位神父的祈禱詞:「主啊,救我們免於偏執和劣質蘭姆酒,祢知道哪個更糟」,他的書架上貼著天主教偏執、新教偏執、保守黨偏執、進步黨偏執等標籤,因為他認為偏執者是指那些不自由地依附於意見、系統或組織的人而言。

多麼奇妙的Dr. Bagster啊!他滿腦創意無限,有活力與執行力。你我不是活在那個時空下的教徒,因此,也無從得知教堂裡的Dr. Bagster口碑如何。“A Literary Clinic”內容風格彷彿有如Jonathan Swift《格列弗遊記》類似的奇特魅力,但我們卻也發現了一些智慧的影子:當他被Samuel問到「你有很多病人來治療他們的偏執狀況(不寬容)嗎?」,Dr. Bagster說「人們很少去看醫生,除非他們的疾病使他們感到疼痛。現在,不寬容不會給不寬容的人帶來痛苦。受苦的是另一個人。事實上,比起抗毒素藥物,更多人更喜歡他們身體中的毒素。在能為他們做很多事情之前,你必須克服他們的偏見」。

所有的訪談結束於Dr. Bagster接到患者的請求,臨時被召喚外出看診,原來有人服藥過量,閱讀了過多的戰爭文學!

開業於教堂地下室祭衣間的文學診所,它與聖靈同在;在熱心的祭司的服事下,每個心靈受傷與軟弱的人都有神的祝福:(Arron’ Blessing)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民數記7:24-26)


[1]Atlantic Monthly創立於1857年,今已更名為The Atlantic。它被視為歷年來榮獲「美國國家雜誌獎」最多殊榮的月刊。相關資料見https://zh.m.wikipedia.org/zh-tw/大西洋_(雜誌)。有趣的是幾乎每位圖資學者與學生在「資訊科學發展史」的學習過程中,耳熟能詳的重要事件與人物,即是1945年Vannevar Bush發想的“Memex”機器之論述,即出自於同樣來自The Atlantic Monthly的“As We May Think” (誠如所思)一文,文見https://cdn.theatlantic.com/media/archives/1945/07/176-1/132407932.pdf

[2]Brannon Deibert, “What Is Unitarianism? Discover The History and Beliefs of Unitarian Church,” https://www.christianity.com/church/denominations/what-is-unitarianism-discover-the-history-and-beliefs-of-the-unitarian-church.html.

[3]Samuel McChord Crothers, “A Literary Clinic,” The Atlantic Monthly (September 1916): 291.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1916/09/literary-clinic/609754/.

[4]Ibid.

[5]Ibid., 292.

[6]Ibid., 293.

書目/詩歌療法(Biblio/Poetry Therapy)歷史與發展(中)

邱炯友

[前集提要] 書目療法使用的書籍通常又是哪一類的「自助書」?圖書館若實施「書目療法」是否會有前述對於「自助書」的擔憂?而身為基督教教牧人員則所推介「自助書」之選目標準又是如何?欲回答此問題,首先必須從圖書館的角度來積極回應其他人文社會領域學者的質疑;以及回頭再次探討「書目療法」的意涵、成因、應用與歷史背景。在這些因素下,透過「自助書」意義來增進我們對書目療法的理解和應用。

圖書館如何回應相關質疑

圖書館涉入書目療法服務雖然已經有相當長遠歷史,即使用於當代圖書館事業發展以及新型態圖書館多元化轉型的環境下,許多原本不存在於傳統圖書館服務之業務日漸浮現,常見的模式通常結合媒體資源、社區資源與社工人員等,來進行某些社會服務事項,這使得圖書館型態更不典型。圖書館事業必須對於書目療法之應用而辯護,特別是在某些用語譯詞,以及從歷史發展之角度來妥善詮釋圖書館之價值。

用語譯詞釋疑:療法與治療

充作「書目療法」名詞是否有被濫用之嫌?我們不難發現其他類似的稱謂還包括:「閱讀療法」、「讀書療法」或「讀書治療」,以及「閱讀療癒」(reading cure)等。E. Alston曾指出「書目療法」的表面價值(face value)確實存在,因為圖書提供了相當廣泛的人生議題,它有最大的供人取得機會但卻也有最少使人產生防禦心的本質。[1] 如此更讓人放心領略閱讀。

然而,更根本性的質疑,恐怕是在於其中「治療、療法」(therapy)意義界定之問題。在中文的譯詞上,不論是較屬醫學用詞的「治療」或是相對較為溫和通用的「療法」一詞,都仍然有相當的歧異性與挑戰存在。「書目療法」是可以成為相當平易近人的行為或活動,它既平民化也單純,尤其當它轉化成自助式的閱讀推廣行為時更是如此;即使它無法「治癒」所有心理疾患,但它確實對許多問題提供了思考與解脫之方(或許“It will cure no one, but it may help many.”表達了這個事實)。

顯然「自助書」的圖書出版分類,一如出版市場之分類,仍可分為「虛構文本」(fiction literature)與「非虛構文本」(non-fiction literature)兩大類別,而圖書館所提供的書目療法依然可將這兩類的選目書單分別提供給讀者,使讀者辨別與意識到其所選閱的書目療法用書究竟何屬?這種做法有助於分辨它們的閱讀方法及應該注意事項,以及便利館方決定是否仍須仰賴其他更深入的閱讀協助,例如:讀者諮詢顧問、學科館員、社工人員的引領;同時,也可檢視書目療法的個別選目中,是否都已滿足相關的應用解題之說明?據以決定賡續委由專家學者與館員完成編寫該書內容的情節舉例、情緒療癒效用等解題書目。此外,圖書館亦可多加留意借閱排行榜圖書,例如:非虛構文本類項下的心理學自助書或勵志書籍,以這些最受青睞的書單為起始點,成為圖書館重點推介及協助解題之書目。

用語譯詞釋疑:虛構與非虛構文本

一般對於「文學」的傳統認知常分類成:詩歌、小說、散文、戲劇等四類。我們企圖釐清的問題,例如:書目療法究竟是使用了哪些「文學作品」?什麼又是「文學作品」或是應該正名為「文本」?由於書目療法所選用的書目資料常常以“literature”作定義,於是便產生了譯詞問題,若未適當釐清該名詞意義則難以明確描述書目療法的應用工具,也無法回答前述某些心理學者對此專業與「自助書」等工具所產生的質疑。嘗試將“literature”不譯做「文學」相關用語是有其必要性,因為它既非專指「文學作品」亦難做「文獻」解意,因此以「文本」作譯詞更為恰當。「文本」這樣的譯詞避免落入了「文學」或「非文學」之爭;同時也明顯有助於理解「自助書」的「文本」乃是涵蓋虛構與非虛構的各類創作文本之實。

就文學創作的虛構性與實用性而言,人們似乎習慣認定文學作品是屬演繹的虛構性質,此源自於「文學」給人既印象偏向「在某種虛構的形式中顯示它們自身的存在」,而虛構的作品常泛指「任何敘述體的文學作品,無論是採用散文還是詩歌體裁,只要是出自虛構與編造,不具備歷史真實性的都在其列」;換言之,敘事模式已被分成虛擬模式和經驗模式兩種,而前者多為「文學」,後者多被視作「非文學」。[2] 然而,有別於文學的傳統認知類別,時下的文學創作出版早已被區分出來的「非虛構文本」定義範圍幾乎呈現非常分歧之狀況,就像常見的繪本作品與童書中的兒童文學、童話、寓言屬於虛構類,但是因著主題的豐富性之故,一旦內容觸及傳記、歷史、自然生態和科普書籍等類型,則又毫無疑問地可以被歸類於非虛構文本。因此以單一讀者屬性來絕對地分歸二類別,乃是過於主觀且不正確的做法。事實上,某些作者的靈活創作早就混肴彼此而突破了文體的功能界線,自然無法全然廓清所有的出版品之二分屬性。台灣書市暢銷書排行版上的「文學類」與「非文學類」書榜,就偶見這種跨類的書籍文本。

「非虛構文本」被認為係指運用真實事件來充做文學創作的背景基礎,通常它會將真實景況予以重新架構成文學內容,基於作者的經歷或聽聞,而在敘事情節上力求表達真實生活之情境,也讓作品展現引人的故事性。這類源起美國1960與1970年代的所謂「非虛構文本」浪潮不僅打破了原本虛構文本的刻板印象,例如:小說一定是虛構文本,反而造就更多創作。「非虛構文本」也涵蓋了非虛構小說、新新聞主義小說、口述實錄體小說、歷史小說、報導文學、傳記和遊記散文等寫作類型,即使將較為拗口的「非虛構文本」是一種外來的寫作概念,改稱作「紀實文本」也難掩蓋它的複雜性。[3] 前述受非議的「自助書」無疑地也可能呈現在這類虛構與非虛構文本當中,「勵志」內容並非盡屬某一類文本;然而,我們必須正視的問題以及回答的是:「自助書」的專業性和有效性,並非是圖書館的責任;但是圖書館事業必須具備更大的理想來提昇「自助書」的利用性與使用指導。這種做法乃在滿足所熟知的阮甘納桑(S. R. Ranganathan)溯自1931年的「圖書館五律」(Five Laws of Library Science)精神。

自助書與圖書館書目療法

阮甘納桑認為圖書、圖書館館員與讀者是變動與成長中的有機體之重要組成份子。在2014年Lynn Connaway與Ixchel Faniel在她們的Reordering Ranganathan: Shifting User Behaviors, Shifting Priorities 報告中,再度重新檢視各個原則的時代新解,報告中認為瞭解圖書館所在社群與其需求,便是認識「圖書館是成長有機體」的的最佳方法,因為圖書館服務理應替目前與潛在讀者們的使用需求行為而不斷地持續進化;報告更建議一種新的解構方法來促進「成長有機體」發展的意義:[4]

(1)相關性(Relevance),在於重新檢視目前圖書館所提供的服務與產品之相關性;

(2)能見度(Visibility),在於充分令讀者知悉圖書館服務功能與內容,深化常用服務項目與讀者的連結;

(3)獨特能耐 (Unique capabilities),則是廣為拓展服務內容使其具有與其他資訊提供者迥然不同的獨特性質,例如:樹立新型態的圖書館特定服務與口碑、整合並鏈結相關資源與資訊使讀者充分知悉、以讀者所喜歡的實體或虛擬環境來提供服務,並透過圖書館利用教育、諮詢和合作等方式來讓讀者知道圖書館的專業價值,以及提供正面與友善的互動服務。

如果「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僅是採取解題書目和策展活動,則印證了前述自助書有關的「自助」的定義:「自助是一種在沒有專業幫助的情況下,應對個人或情感問題的形式」。然而,這種自助式的服務模式恐怕也並非完全符合圖書館精神。圖書館提供書目療法服務向來有其正當性,在參考服務與讀者諮詢顧問的專業執掌下,積極提升本身的專業素質與服務內容之餘,適時利用書目療法推廣活動的時機,有效結合外部資源而促進社區資訊學(community informatics)意義下促進社區發展。

當公共圖書館被定位為社會教育與資訊傳播機構時,就不應自外於其他學域整合需求,在多元文化社會中傳達「正確」資訊,乃至協助「教化」功能向來都是無法卸責的勞苦重擔。認真因應心理諮商學者的挑戰,即使他們並非全然質疑「圖書館書目療法」之做法,然而身為時代新挑戰下的圖書館員可以有更積極與細膩的「助人技巧」之知識與訓練。[5] 這種架構在專業知識背景上的服務精神,才會得到更多的讚賞與尊重。認識歷史與典範,足以更清楚站穩腳步再邁進;也可以回到初衷,更有信心堅持到底。

圖書館在實施書目療法服務所提供的書目,的確可以包容眾多的媒體形式與文本類型,也不排除心理諮商輔導相關的專業診療書籍。然而在傳統上,可能由於館員比較難以深入具備心理諮商等額外的專業知識,以及目前相當缺乏整體的書目療法跨圖書館、跨專業域之討論與資源整合,因此常就偏向輕薄短小的書目整備工作,在不涉及份外能力與人力之情境下進行書目療法業務,也較難提供完整的各式各類文本來滿足所謂「自助書」的廣義類型,充其量或許可在閱讀推廣中見到如同書市銷售排行榜書單,對應圖書館借閱排行榜的「文學與非文學」(或虛構與非虛構文本)之介紹與策展罷了。目前真正用於圖書館書目療法之選目仍是有所侷限,原因眾多,但部分原因無非是圖書館事業總是步步為營,想求取中庸之道,同時避免淪入無謂紛爭之中;自助書館藏與推介之考量是如此,書目療法亦如出一轍。

書目療法之圖書館價值

圖書館已經見證了書目療法的歷史發展,不論從早期精神病院所附屬的圖書館(圖書室),直至現今讀者諮詢服務的多元發展觀點,圖書館似乎為書目療法提供了絕佳的實作場所。圖書採訪與館藏的傳統職能更加促使圖書館員必須具備分析各種閱讀文本和行銷溝通能力,但同時也必須留意將讀者的閱讀興趣與需求,優先置於作品的聲望或文學價值之上,而不做個人過度主觀介入與干預。[6]「書目療法」正是這樣的情境下,橫跨了圖書館技術服務與讀者服務,而被許多圖書館列為重要業務之一。書目療法與圖書館兩者相互為用,在歷史上兩者彼此輝映。兩者關係正如美國圖書館學者Margaret E. Monroe提出之理由,她認為圖書館對讀者提供服務所需的三項技術功能,分別為:[7]

1. 資訊功能:將所需資料素材交至讀者手中,由圖書館員完成選擇、評估和解釋工作。

2. 教學功能:向讀者展示如何使用圖書館各項工具,並為讀者確保其資訊取得或選擇閱讀書籍時所需之技能;此功能更是必須存在於重要的閱讀資料內。

3. 指導功能:係透過以讀者興趣和需求為根據之各類合適資料的相關解釋,來幫助讀者選擇圖書館資料;而這正是書目療法領域賴以發展之故,書目療法遵循與所有閱讀指導相同的一般原則。

閱讀本來就是相當隱私的個人私事。從倫理上講,圖書館員的確不必要去深究讀者的閱讀內容、興趣與閱讀反應,除非他應讀者之要求與同意,或者因為後續專業服務之公益需求而執行某些事項。館員基於上述三項技術功能為圖書館專業提供了必要的業務措施,但必須保障讀者們參與閱讀資料的選擇,與讀者輕鬆互動並確保讀者自由意志來討論這些閱讀文本對他們自己的意義,書目療法的確為圖書館帶來有意義生機,Monroe將此稱為「變革原動力」(change agents),她認為許多富有創意的文本資料在促進淨化和領悟的療癒過程中,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們缺乏使書目療法成為一種精確技術的知識精確度;此外Monroe亦相信透過書籍獲益之本質遠比所謂「書目療法」表面詞義來得重要,圖書館也必須把精力花在探索書籍可以為讀者做什麼?以及身為圖書館員究竟該幫助讀者?因此一個新的「書目療法」定義,並非根據圖書館員的活動而下定義,而是依據讀者閱讀的效應來界定;這類「書目療法」即使被簡單定義成「閱讀對讀者之健康影響」而變為一門真正的「科學」,然而對「書目療法」效果的探索,將使得圖書館員可以幫助讀者選擇適當的資料,而獲得更高程度的精確性,如此也就可以使圖書館的讀者服務有更靈活和多樣化的規劃。[8]

在傳統的「書目療法」定義上,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早已於1961年收錄了「書目療法」詞條作定義,並且美國圖書館協會(ALA)也在1966年接受了此定義:「使用選定的閱讀材料作為醫學和精神病學的輔助治療;此外,透過[讀者]親自閱讀以做為個人問題得解決之指引」。這個定義對Monroe乃至現在的書目療法發展而言,顯然都無法貼切地反映出它應有的活潑多樣性,所以即使此定義基於歷史而涉及了醫學治療之意圖,也仍然引起其他專業領域人士的疑慮。因此,圖書館學學者Rhea Joyce Rubin在1978年重新為「書目療法」作出定義:「基於各類媒體形式之資料(media)和實際參與體驗者所互動產生之計劃,而凡是印刷或非印刷資料(material),無論是想像性的還是資訊型的,都在引導者的幫助下進行體驗與討論」。[9]

然而,1980年代即使遠在歐陸的英國學界對於”Bibliotherapy”一詞仍有所微詞,英國對於美式或由美國所主導的文化用語向來似乎有些心結,反而喜歡以「閱讀療癒」(Reading Therapy)稱之。英國心理醫師Duncan Leys於一場有英國圖書館學會所舉辦的研討會中,直言批評與鄙視美式的”Bibliotherapy”,形容該詞在美國的普及宛如是一種「療癒的酒精中毒症」(A form of therapeutic alcoholism),斷然拒絕使用該詞,此外也有英國學者於醫院圖書館之演講場合中,不諱言地表示「美國人所稱的書目療法,我還是喜歡稱之為引導式閱讀,[這種引導式閱讀]是這個國家[英國?]幾乎沒有涉及的另一種領域。」[10]

從以上的歷史定義討論中,顯見「書目療法」即使用語有歧見,但其跨領域之發展造就了十分豐富的議題與觀點,如何更貼近使用者觀點來「依據讀者閱讀效應」作定義?而Rubin的定義仍未滿足Monroe的期待,許多定義向來都有某些學者基於學域或個人之定見,但不論如何,書目療法在藉由圖書館事業的羽翼保護下茁壯仍是不爭的事實。

Alice Bryan是一位來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服務學院(Columbia University School of Library Service)且身兼心理學曁圖書館教育專家身份的學者,她曾於1939年發表「可有書目療法之學科嗎?」(Can there be a Science of Bibliotherapy?)。[11] 對此提問,事實上,Bryan自己已有定見,因為她早已明白「書目療法」領域在當時已經具備了哲學論證、實用假說以及定義,惟獨非常欠缺實驗數據與受過科學訓練的從業人員。[12] 她認爲如果是一門成熟的學科,就必須結合醫師與受「書目療法」相關專業訓練的醫院圖書館員兩者之間的密切合作,他們首先必須建立廣泛且可證明的定義,進而積累實驗數據以建立基本原則,並且最終按照科學路線進行基礎研究。[13] 換言之,Bryan相信「它必須更花心思謹慎地控制每次個案研究的效應,並研究閱讀某些類型資料時,對數百名未經刻意選擇之特定類型疾病康復患者的影響」,以及有必要記住許多「可能對結果有影響的變項」等;而它在學科上的科學價值就在於必須保有較為廣闊的定義:「書目療法是一項閱讀資料之處方,它將有助於情緒成熟度的發展,並且滋養與維繫著心理健康」。[14] Bryan簡要歸結書目療法應用於讀者身上,其目標在於:[15]

1. 讓讀者明瞭自己不是第一個遇到困難與問題的人;

2. 讓讀者看到自己的問題存在不只有一種解決方案;

3. 幫助讀者瞭解特定情境下人們之基本動機,不論是來自己或他人皆然;

4. 幫助讀者從人的角度看待所涉及的經驗價值;

5. 提供解決自己的困難與問題所需之事實;

6. 鼓勵讀者真實面對自己的處境。

「書目療法」無疑是一種跨領域結合,英國圖書館學者L. Stanley Jast亦同樣於1939年之際隔海唱和,發表文章呼籲圖書館事業應該設立「醫師館員」(physician-librarian)的新職份,由他們來開立能做為心靈療癒用途的作者之書單。[16]「書目療法」在圖書館的應用既是一門處理人與人關係的「藝術」,它對應著傳統的「讀者服務」業務;同時也是ㄧ項注重方法理論的「科學」,此對應著傳統的「技術服務」工作。此外,在所利用的研究方法上,它是實證研究無誤,既可以是量化研究,亦可以藉由質性研究或任何植基於經驗與觀察之研究設計,來展現這種人文關懷與科學並進的學科特色。「書目療法」帶給圖書館學過去的歷史見證,也帶來圖書資訊學的前瞻願景。毫無疑問地,它在未來仍將不乏有更多的主題性發展與相關效應產生。

回歸到稍早的討論內容,「自助書」所遭遇到的抨擊始終在於內容專業性的不足,或是欠缺有效的輔助指導。圖書館涉入這些「自助書」,或將「自助書」納入館藏所提供的書目療法選目之中,最為理想與能實踐圖書館精神的做法無非就是:專業涉入、內外部資源的結合。圖書館本於傳統職責功能,並再外加可資促進「成長有機體」的發展因子,補足自身專業的不足,理當仍可以讓書目療法於圖書館場域發光發熱。而且圖書館也不必為那些批判而對書目療法服務妄自菲薄,以致失去提供服務之信念。

若論及「聖經書目療法」於圖書館或其他場域之實施可行性時,其所遭遇的質疑和挑戰是可預見的,然而它並不完全相同於上述責難,因為「聖經書目療法」之選目或文本是非虛構的事實存在,它已經具備許多論述觀點與解釋,並有許多衍生的經典作品,它可以是針對兒童、學生、成人等來量身定做的讀本與帶讀活動,也可以是必須再結合各種專家學者通力合作來完成的事工。


[1] E. Alston, “Bibliotherapy and Psychotherapy,” Library Trend 11 (1962): 159-176.

[2] 李思寧、張茹,「論文學與非文學的區別:以文學的三特徵以及語言和形式為切入點」,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34卷增刊 (2012年6月):119。

[3] 高曉仙、趙國月,「非虛構文學術語翻譯在中國傳播與影響」,外國語文研究 3卷5期(2017年5月):68-69.

[4] Lynn Silipigni Connaway and Ixchel M. Faniel, Reordering Ranganathan: Shifting User Behaviors, Shifting Priorities (Dublin, Ohio: OCLC, 2014): 92-97. https://www.oclc.org/content/dam/research/publications/library/2014/oclcresearch-reordering-ranganathan-2014.pdf.

[5] 邱炯友,「書目療法的助人技巧」,https://joyochiu.page/2022/03/30/bt-helpingskill/

[6] Association of Hospital and Institution Libraries, Bibliotherapy: Methods and Materials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71): 9.

[7] Margaret C. Monroe, “Reader Services and Bibliotherapy,” in Reading Guidance and Bibliotherapy in Public, Hospital and Institution Libraries, edited by Margaret E. Monroe, (Madison: Library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71): 40-41. https://files.eric.ed.gov/fulltext/ED065166.pdf#page=44.

[8]Margaret C. Monroe, “Reader Services and Bibliotherapy,” in Reading Guidance and Bibliotherapy in Public, Hospital and Institution Libraries, edited by Margaret E. Monroe, 42-44.

[9]Rhea Joyce Rubin, Using Bibliotherapy: A Guide to Theory and Practice (Phoenix, AZ: Oryx Press, 1978), 1-2.

[10]Jean M. Clarke, “Reading Therapy – An Outline of Its Growth in the UK,” in Reading Therapy, ed. Jean M. Clarke and Eileen Bostle (London: Library Association Publishing Ltd., 1988), 4-5.

[11]Alice I Bryan, “Can There Be a Science of Bibliotherapy?” Library Journal 64, no.18 (October, 1939):773-776.

[12]Mary Niles Maack, “Alice I. Bryan (1902-1992),” pre-publication version. http://pages.gseis.ucla.edu/faculty/macck/Bryan.htm.  

[13]Veterans Administration

[14]Alice I Bryan, “Can There Be a Science of Bibliotherapy?” Library Journal 64, no.18 (1939):774-775, cited in Juris Dilevko and Candice F. C. Magowan, Readers’ Advisory Service in North American Public Libraries, 1870-2005: A History and Critical Analysis (Jefferson, North Carolina: McFarland & Company, 2007), 228.

[15]Alice I Bryan, “Can There Be a Science of Bibliotherapy?” Library Journal 64, no.18 (1939): 773, cited in Richard E. Anstett, “Bibliotherapy: An Adjunct to Care of Patients with Problems of Living,” Journal of Family Practice 17, no. 5 (1983): 846.

[16]Jean M. Clarke, “Reading Therapy – An Outline of Its Growth in the UK,” 3.

《約伯記》應用於書目療法之哀傷輔導應用

二版2022/06

邱炯友

經文

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曉得智慧的所在。….他對人說:敬畏主就是智慧;遠離惡是聰明。(約伯記28:23; 28)

一、前言       

「書目療法」(Bibliotherapy)是大學校園內一門相當特殊的課程,其授課通常由圖書館學相關系所擔綱,它在校園內不是一門臨床科學,但卻是發展性的實務應用。宗教經典也經常被運用在這類書目療法,例如:將《聖經》當作詩歌類的書目資源(biblio-source)施作於書目療法上。[1] 也曾有研究者針對《聖經》閱讀在國立臺灣大學基督徒學生群之中,所產生的個人情緒療癒效用進行探討。[2] 我們毫無疑問早已相信《聖經》所帶來的啟示與見證之果效。然而,如何更明確地運用《聖經》中的特定書卷來當作「發展性的書目療法」課程與研究之書目對象?《聖經》中,記載義人受苦的經典之作《約伯記》無疑是最佳範本之一,誠如吳獻章教授指出《約伯記》的核心問題是拋出了人之所以活著 (Being) 時「智慧何處尋?聰明之處在哪裡呢?」此問題顯然已由遭逢苦難時的怨懟,力求超脫困阨,昇華到思索人生價值。相對於在個體之外的所有附加物(Belongings)又該抱持何種人生態度?[3] 而當極受珍惜的Belongings遭剝奪;甚至連Being都備受挑戰時,這樣的「苦難」如何令凡人承受?即使像約伯這樣受上帝稱許的義人,更是情何以堪?基於這樣的一層啟發,嘗試將《約伯記》應用在書目療法的哀傷輔導上,想必有其意義和發現。

二、書目簡述:認識《約伯記》

《約伯記》的中心思想記述了向來「完全正直、敬畏 神,且遠離惡事」的約伯承受了人間極大苦難,「義人受苦」呈現的苦難觀與矛盾。即使由遠方聽聞而欲前來安慰約伯的三個朋友:以利法、比勒達、瑣法,言語卻多抱持偏見,無法以適切的同理心了解約伯的真正苦悶,而與約伯同為喪子的約伯之妻,竟也無法諒解向來獻祭、敬神端己的丈夫。唯有另一位始終在旁的年輕人以利戶,說出了約伯的問題,這也揭開了上帝隨後的顯現,訓誡約伯的自以為義,令約伯無地自容。但隨著約伯的懊惱認錯,《約伯記》的主題再度回到「敬畏 神是智慧,遠離惡事是聰明」的終極答案;並有了上帝最後加倍的祝福。

約伯的三位友人,以利法、比勒達和瑣法(我們且先不講另一位輩份較輕的以利戶),不約而同從遠方而來,我們相信他們的到訪,畢竟是充滿熱誠友誼之舉,所以想向約伯致慰問之意。且按下耶和華神的意旨或者是那撒但的意圖不表,約伯的富有與義人形象,應該是朋友之間廣為知悉的。三人無疑是想做個能與「做傷心人的好朋友」之事,尤其在好友極端不幸且痛苦的時刻,這不僅是人之常情,也應該是身為約伯「朋友們」的特權,因為關係匪淺且值得驕傲。

然而,事情的發展卻讓人瞠目結舌。他們難道不是為了替約伯悲傷來安慰他的嗎?約伯因禍事而顯憔悴,這三友竟遠觀,或因習俗,或因懼怕同受無端之禍,僅止陪著約伯七天七夜,「一個人也不向他說句話,因為他極其痛苦」(伯2:13)。陪伴、聆聽以及用同理的話語回應,這是在「做傷心人的好朋友」步驟中的首要。好友們竟近似無知的舉措,錯過了這一重要時機。

約伯或許是聰明的,毫無疑問他就是一個智慧人(遠遠超越我們的那一種),他自己終於還是自己先開了口:以自我咒詛開場。這難道是三個好友所要的嗎?當然不是。三友相似撒但在這試探事件中所派來的使者,掀起了這場巨大的口舌風暴。

約伯最大的人生「失落」或生命「擱淺」不是所屬財物、權力與小孩的消逝無助,而是誠如耶和華神所誇讚約伯「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伯2:3),約伯最最難過的乃是他深怕自己因為這些連續禍事,會導致他失去對上帝的信靠。三友不僅未能洞察約伯的苦楚,喪失了安慰先機;更糟糕的是在繼約伯自咒之後,竟仍多回合輪番上陣同與約伯辯論,刺激約伯的自尊與損毀約伯的自信!我們寧可相信:約伯再怎麼咒罵責怪自己,但隱藏的內心仍是充滿盼望,萬般的捨不得、想不透自己的好與過、是與非怎淪為此境?!在求死不得的困境下,朋友們想面對這樣的絕境之人的輔導,的確相當不易。但是事實上,「求死」「自救」與無聲的吶喊「求救」才是約伯真正的企圖與真實心境。無奈這群朋友,粗魯不文、無耐心又自義地指摘教訓,盡是說盡那些約伯自己早已知曉的道理,更惱怒了約伯的苦毒人性的一面。

三友的指正之詞是一般的人設道理,卻非約伯真正需要的及時雨。許多時候,例如:以利法說:「神所懲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輕看全能者的管教」(伯5:17),又如比勒達安慰說:「惡人的亮光必要熄滅,他的火燄必不照耀;他的帳棚中的亮光要變為黑暗,他以上的燈也必熄滅」(伯18:5-6),或面質(套用心理學名詞confrontation)約伯而說:「這些話你要說到幾時?口中的言語如狂風要到幾時呢?神豈能偏離公平?全能者豈能偏離公義?….。」(伯8:2-3);以及像瑣法說:「你豈不知亙古以來,自從人生在地,惡人誇勝是暫時的,不敬虔人的喜樂不過轉眼之間嗎?」(伯20:4-5)。諸如此類的話語,實在難以理解是陪伴哀傷者的有效智慧,它不僅無同理心,也盡是無效的傾聽(約伯的回應)之後,又強說盡的傷人之語。或許這三友想做所為心理學的「認知轉換」,然而,在毫無同理心的信賴下,也未曾先做好哀傷人的情緒紓解與淨化下,這種強勢開導,難有實效。約伯何嘗沒有反駁三友指正的不是,他們安慰人,反叫人愁煩。

在哀傷人的情緒衝突中,此衝突中的三角關係,如:約伯的防衛機制、所顯現的情緒與行為、真實情緒等,三友對於「三角」觀念問題全然陌生,且又有他們自己個性的缺陷,終至形成相當不堪的案例。所幸這一切都是出於神的安排,有另一年輕友人以利戶的緩衝,以及本著約伯的真本性與智慧,當然最最關鍵而為人所信服的話語,即是在旋風中耶和華神的出手介入與顯現,終讓約伯心眼開放,見識到造物主的全能與悲憫,而願意臣服說:「我從前風聞有你[耶和華 神],現在親眼看見你。因此我厭惡自己[的言語],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伯42:5)。我們的造物主或許在《約伯記》中,也想讓有心幫助哀傷朋友的人,瞭解什麼是真智慧,以及什麼是好的助人技巧。

約伯起初的確盼望上帝給出他受害的理由,然而上帝有祂自己的做法,祂並未給對應的明確答案,只帶領這心愛的僕人約伯看祂的創造,要約伯親自去看、去聽、去感受,以至於去思想領悟「智慧」。最後,約伯的確不需要答案了,因為他遇見上帝、找到了自己。 我們無法替那三友想出安慰約伯的更好說詞,在角色上、在個人的軟弱與能力上,我們也都無法說什麼。或許只能怯怯地說:「遇見我主我神真好!」

從「書目療法」的操作實務上,基督徒與非基督徒閱讀此書卷,二者之間的感受是否會有不同?在未作任何實際觀察研究之前,似乎不應該回答此問題。然而,就聖經所賦予《約伯記》的啟示而論,就在於人與神的和諧關係,以及如何完全信靠這位真正的主;以及論證究竟誰有權力,解釋無辜者受害之因。受苦哀傷之人何等的脆弱渺小,輔導者嘗試分析苦難原因,或指責、或安撫,並歸因於任何真實或假設性的觀點,都仍將最終解決問題的關鍵角色,交付給哀傷的人自己,期待她/他能渡過難關,走出陰霾。但是,藉由聖經中的《約伯記》所要表達的則是:讓哀傷者遇見 神、信靠神。因此,對大部分的人而言,「上帝的顯現」似乎比「上帝的隱藏」來得更實際、更容易感受。但是,事實上,永遠仰賴期待「顯現的上帝」卻並不務實、也超脫現實。因此,「書目療法」所實踐的三項基本步驟或階段:認同(identification)、淨化(catharsis)、領悟(insight)便可以反映出應用《約伯記》的價值。讓輔導者、哀傷人同時藉由《約伯記》來實踐如何與「哀傷人做朋友」,有共鳴、有釋放,也有昇華;並也認識神、找著人生價值。

「書目療法」是藉著讀者與文獻的互動來達到情緒紓解,涉及哀傷人的注意力轉移、感情觸動、共鳴與投射,以及透過文獻與輔導者的支持關懷,來使哀傷者能建立自信,有滿足而能面對問題與管理問題;換言之,正如台大陳書梅教授所言:讓哀傷者的負面情緒釋放、挫折復原力(resilience)提高,「從而能勇敢地面對困擾個人的挫折事件或逆境」,並使「心靈達到恬然安適」的狀態。[4] 書目療法所指的「認同」步驟係指「串連自身經驗並產生共鳴」;「淨化」指釋放壓抑的情緒並得釋懷;「領悟」則指「將閱讀習得的新觀念或啟發,運用在自身的困境並得自我價值之提升」。[5]

三、《約伯記》經文之哀傷輔導應用:解題書目

本文試圖簡略地從書目療法的三階段論,來分析若干《約伯記》經文對此理論的應用性,以作為解題書目之用。雖然並非所有的聖經書卷都足以達到完整的認同、淨化、領悟三階段,並且每位讀者的遭遇情境亦不相同,自然有不同感受果效。就《約伯記》單此書卷而言,原本為詩歌體裁,但因為語言迻譯關係,詩歌體裁特色消失,且和合本編排亦不識得原貌,故將之視作「人物傳記」書目權充。[6]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主動將《約伯記》以「推介」的方式呈現書目療法之三階段,此乃不同於常見訪談研究中,所歸納而成受訪者的主客觀表達。

不論是認同、淨化或領悟等階段,在《約伯記》的經文裡,起初,約伯相當堅持自己無罪,抱怨上帝不公平,也影射怪上帝未能好好管理宇宙萬物;甚至希望自己出生之時,就被「鱷魚」(leviathan)吃掉(3:8)。因此,真正主要的療癒果效,乃來自以利戶之言(32-37章)以及來自上帝(38-41章; 42章:7-8)。

茲將若干正負案例列舉於后:

  1. 認同

*失敗案例 –

約伯完全無法認同並指責三友所言。對朋友的無效安慰,感到失望:「那將要灰心,離棄全能者、不敬畏 神的人,他的朋友當以慈愛待他。我的朋友詭詐,好像溪水,又像溪水流乾的河道。….請你們教導我,我便不作聲;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錯。….請你們轉意,不要不公;再請轉意,我的事有理」(伯6:14-15; 6:24; 6:29)。約伯甚至求友不要再過份誤解他,以致造成最終傷害:「求你想念,我的生命不過是一口氣;我的眼睛不再見福樂。觀看我的人,他的眼必不再見我;你的眼目要看我,我卻不在了」(伯7:7-8)。

*成功案例 –

以利戶對約伯說「你們查究所要說的話;那時我等候你們的話….誰知你們中間無一人折服約伯,駁倒他的話。你們切不可說:我們尋得智慧; 神能勝他,人卻不能。約伯沒有向我爭辯;我也不用你們的話回答他」(伯32:11-14)。以利戶又說「我在 神面前與你一樣,也是用土造成,我不用威嚴驚嚇你,也不用勢力重壓你。你所說的,我聽見了,也聽見你的言語,說:我是清潔無過的,我是無辜的;在我裡面也沒有罪孽」(伯33:6-9)。

此外,上帝開口問約伯說「你要如勇士束腰;我問你,你可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時候,你在哪裡? 你若聰明,只管說吧!」(伯38:3-4) 連續兩次,上帝要約伯「你要如勇士束腰;我問你,你可指示我」(伯38:3; 40:7),如果這一切,約伯「有理」欲再反駁,也就適當給了約伯勇氣與機會。

*小結 — 約伯的情緒困擾是「沒人了解他的苦」,過去所遭遇的不幸處境、回憶在在難忘。但有了以利戶和上帝的顯現(即使是「教訓」),約伯感到終於「有人瞭解自己」,因為他自己心中從來沒有「棄掉(咒詛) 神」。

2. 淨化

*失敗案例 –

約伯因以利法說曾說「神所懲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輕看全能者的管教。….」(伯5:17),情緒也就因此徹底跌入低谷,且自況說「惟願我的煩惱稱一稱,我一切的災害放在天平裡;現在都比海沙更重,所以我的言語急躁。因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其毒,我的靈喝進了;….惟願我得著所求的,願 神賜給我所切望的;就是願 神把我壓碎,伸手將我剪除」(伯6:1-4; 8-9)。

此外,又如比勒達訓誡約伯說「神豈能偏離公平?全能者豈能偏離公義?或者你的兒女得罪了他;他使他們受報應」(伯8:3-4);隨之又說「神必不丟棄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惡人」(伯8:20)。連續一番話更令約伯難堪並回答說「我真知道是這樣;但人在 神面前怎能成為義呢?」(伯9:2);約伯心裡也不服氣地說「我雖有義,自己的口要定我為有罪,我雖完全,我口必顯我為彎曲」(伯9:20),甚至也反駁說「我因愁苦而懼怕,知道你必不以我為無辜。我必被你定為有罪,我何必徒然勞苦呢?我若用雪水洗身,用鹼潔淨我的手,你還要扔我在坑裡,我的衣服都憎惡我」(伯9:28-31)。至此,約伯的情緒波瀾,毫無被淨化之果效。

*成功案例 –

以利戶用同理心,並嘗試換成另一種言詞體諒地對約伯說「我不用威嚴驚嚇你,也不用勢力重壓你。你所說的,我聽見了,也聽見你的言語,說:我是清潔無過的,我是無辜的;在我裡面也沒有罪孽」(伯33:7-9)。然而,以利戶從旁觀察情境,隨後便用許多實例,好讓約伯的「自以為義」有所收斂,例如:以利戶指出約伯常自認有公義,而上帝奪去他的理,也就當頭棒喝說「誰像約伯,喝譏誚如同喝水呢?」(伯34:5-7)。最後也總結說道「論到全能者,我們不能測度;他大有能力,有公平和大義,必不苦待人。所以,人敬畏他;凡自以為心中有智慧的人,他都不顧念」。約伯始終無任何辯詞,或許他陷入了長考與反省。

上帝的話臨到,無疑地是絕對的震懾與高潮。耶和華對約伯告誡說「你豈可廢棄我所擬定的?豈可定我有罪,好顯自己為義嗎?你有 神那樣的臂膀嗎?…你要以榮耀莊嚴為裝飾,以尊榮威嚴為衣服;要發出你滿溢的怒氣,見一切驕傲的人,使他降卑….;我就認你右手能以救自己」(伯40:6-14)。

*小結 –

情緒的沈靜、紓解,必須以「信服」為基礎。約伯內心徹底臣服,在上帝的顯現之後,從旋風中聽到 神的聲音,並為之震懾順服,不再心存抗拒。以利戶的出現,替稍後上帝的顯現留下了伏筆。約伯自始至終便是一位不做惡事也敬畏神的人,上帝的訓誡,解開了約伯心中的疑惑問題(或者是明知故問),心中塊壘得以消解。約伯深知他自己的心意仍是尊主為大,乃是與神一致的。因此,約伯從原先的退縮,進而慢慢得以淨化,並步入稍後認錯悔改的階段。

3. 領悟

*失敗案例 –

約伯的三友,費盡力氣「安慰」約伯,卻是愚妄地曲解約伯,因為就像耶和華說:「我的怒氣向你[以利法]和你兩個朋友發作,因為你們議論我,不如我的僕人約伯說的是」(伯42:7),三友的言詞犀利不當,反令約伯憤怒和失望,甚至更自怨而責怪起上帝。約伯最後甚至呼求說「惟願有一位肯聽我說!願那敵我者所寫的狀詞在我這裡!我必帶在肩上,又綁在頭上為冠冕」(伯31:35-36)。「約伯的話說完了」(伯31:40)在思想與情緒上,卻難以有任何的啟發與領悟。

*成功案例 –

以利戶對約伯說「你要向天觀看,瞻望那高於你的穹蒼。你若犯罪,能使 神受何害呢?你的過犯增加,能使 神受何損呢?你若是公義,還能增加他什麼呢?…」(伯35:5-7)

耶和華妙詰約伯「你若聰明,只管說吧!你若曉得就說,是誰定地的尺度?….地的廣大你能明透嗎?你若全知道,只管說吧!」(38:4-18) ;又說「強辯的豈可與全能者爭辯?與 神辯駁的可以回答這些吧!」(伯40:1-2) 。甚至回應約伯「你能用魚鉤釣上鱷魚嗎?能用繩子壓下牠的舌頭嗎?….你按手在牠身上,想與牠爭戰,就不再這樣行吧!….沒有那麼兇猛的人敢惹牠。這樣,誰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誰先給我甚麼,使我償還呢?天下萬物都是我的。」(伯41:8-11)

*小結 – 約伯既然已經歷經了認同和淨化兩階段,有了以利戶與耶和華 神的提示,終於如醍醐灌頂,約伯說出了:「….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因此我厭惡自己(的話),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伯42:3-6)。約伯能徹底的轉念與信靠,而耶和華 神就使約伯從苦境中轉回,日子滿足而死。

四、結論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是「約伯」,我們翻開《約伯記》就宛如在閱讀自己的「書」。雖然,曾有過的抱怨與失落,遠不如約伯的苦難,但總有時候認為「上帝不公平」。套用「書目療法」時,我們的角色既是:約伯也是自己;因此,書卷中約伯的情緒也可能是我們的情緒,從《約伯記》所敘述的「案例」就成為一面鏡子,同時合一映照著約伯與我們。

若以約伯為「書目療法」輔導個案,它的原則與步驟仍舊必須使約伯能得到認同、淨化、領悟,也就是陪同、容許約伯的哀傷、傾聽、支持、同理與探索、分析,更重要的是:陪同尋著 神,並為情緒禱告,必要時儀式性的處理過往的失落與哀傷。然而,我們需要有怎樣的「書目」來輔導約伯呢?約伯向來即是一位敬虔之人,在那樣的時空,我們或許無法找到任何一本書來安慰與輔導約伯。然而,所謂「書目療法」它不一定是「書」,也可以運用任何可以療癒哀傷人的媒介,「上帝的顯現」並非平常,「上帝的隱藏」也必非必然,但可以肯定的是上帝的聲音、教訓與憐憫,療癒了受苦的約伯。

在苦難中,約伯的確誠實面對自己的情緒,而有了許多的抱怨微詞;及至最後始面對了自己的無知與無能。這些轉變,源於上帝的顯現下,約伯得以繼續憑藉信心、信仰來信靠耶和華 神;而人的情緒與無知,通常是難以避免,但是卻是在隱藏的上帝之憐憫下,我們得以懷抱信念而死。

「苦難」改變了人與神的關係。究竟這項關係是更緊密,還是疏離?答案是明確的:全在 神充分憐憫的基礎下,讓人有了轉念、悔改及信靠。


[1] 相關文章見Shulamit Ritblatt and Janet H. Ter Louw, “The Bible as Bibio-source for Poetry Therapy,” Journal of Poetry Therapy, no. 5 (1991): 95-103.

[2] 參見 陳倩兒。「《聖經》對基督徒之情緒療癒效用探析:以臺大學生為例」。碩士論文,國立台灣大學圖資所,2016。

[3] 相關論述參見 吳獻章。擱淺的日子:約伯記註釋。台北市:校園出版社,2011年。

[4] 陳書梅,「臺灣之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發展現況探析:由「邁向健康幸福人生論壇」談起」,公共圖書館研究,6期 (2017年11月):3-3, 3-4;安可人生編者,「台大教授推薦繪本書目療法,釋放負面情緒豐富熟齡生活」,見https://ankemedia.com/2018/15038

[5] 同上註。

[6] 在 陳倩兒所著之「《聖經》對基督徒之情緒療癒效用探析:以臺大學生為例」碩士論文中,研究者將《約伯記》歸為「人物傳記及其故事」,而且僅有一名受訪者主動以《約伯記》作為受訪書目。

書目/詩歌療法(Biblio/Poetry Therapy)歷史與發展(下)

第二版

邱炯友

書目療法之歷史典範與內涵

探討「書目療法」的歷史淵源,當可發現它與昔日西方的精神病院有密切關聯。「書目療法」在早期被視作「道德治療」方法之一,並且在精神病院的輔助體系下被高度重視。所謂的「道德」(moral)治療對精神病患而言,它是一種凡是不使用到藥物或物理治療的方法皆可稱之,因此它可以涵括許多不同的方法和休閒活動,也就相當於現在習稱的職能與遊憩治療。[1]

文本類別歷史

究竟院中的患者該接觸閱讀哪些書籍?也常常有不同見解。通常在選擇書籍以供精神病患使用時,都需要特別留意一些情況,基於某些常見的認知(但不見得能做實證的理由)下,幻想式題材的作品常被認為必須避免提供,而患者以前所熟悉的任何相關知識內容之讀物,則又似乎被認定可提供,以引導和改善注意力的恍惚情況。見解的不一,就像有的醫生認為該使用小說來當作心靈與消遣讀物;但卻也有人對此深不以為然,反對者以小說類為批判對象,他們稱「小說」的情節更容易使人精神失常,故不適合精神病患,倒不如讀一些鼓舞人心的遊記、人物傳記、歷史故事等書籍來得有益處。[2]

另一個爭論點是《聖經》是否應該被納入精神病院圖書館讀物。19世紀初的Benjamin Rush (1746~1813)是一位美國醫生與醫學教育者,他就極力建議這類精神病院圖書館應該多提供旅遊書、哲學與宗教類之書籍給病患,同時他也喜歡採用小說來輔助治療,並視這類嶄新的職掌分類為「遊憩書目治療師」(recreational-bibliotherapist)之工作。[3] Benjamin Rush被視為史上第一位推薦《聖經》於書目療法應用的學者,深受英國基督教貴格會經營的約克退修會(York Retreat)之影響頗多,Rush他繼而提出《聖經》能用於書目療法的許多治療經驗,像是對於某些憂鬱而疑心自己得病的患者,便可藉由閱讀經文的方式得到某種程度的紓解,尤其在臨近夜晚時所出現的精神萎靡和沮喪情緒時更為有效。[4]

在19世紀的時空背景下,書籍本身價格就不菲,圖書館的館藏都是寶貴的資產,尤其在西方社會的宗教信仰環境中,精神病院供應《聖經》閱讀來幫助病患是相當常見的事,當然即使是作為一種消遣方式,僅僅閱讀的行為本身就是有益的,因此這些院內的圖書館角色份量相當吃重,館員職份是由助理醫師負責,而再由輕症病患來充當助理。此外,在當時病患入院診斷中常見所謂「宗教興奮」(religious excitement)症候,雖然這或許是不同基督教宗派立場所產生的歧見,而當時有極大部分的案例是針對新教教會以外的異端標籤,甚至一些信奉傳教士William Miller的「米勒主義」者或其他「基本教義派」或「非東正教」信仰的人也經常被貼上瘋子標籤而遭送精神病院,這些病院可能因此採取禁制閱讀《聖經》的措施,因為「這些患者的疾病[可能]導致他們不恰當地使用經文」。[5] 但是在另一方面,同被視為美國的書目療法先驅者之一的John Minson Galt II(1819-1862)則認為即使對於一些有宗教幻覺的患者,不給閱讀《聖經》也可能徒勞,因為他們早已熟記部分內容。Galt仍強調《聖經》是他的病人「最渴望和閱讀的書」,他認為對於患有憂鬱症的患者來說,每天閱讀安慰人心的《詩篇》和新約經文是必須的。[6] 他建議將這些經文中比較能安慰人的章節標記出來,並要求憂鬱症患者每天閱讀這些章節內容,會是相當有益處的。

J. M. Atwater與D. Smith曾於1982年針對一群基督徒心理學研究學會(Christian Association for Psychological Studies, CAPS)99名成員進行調查,試圖瞭解他們運用書目療法之方法,研究發現這類基督教團體的確會給予不同類別書單之建議,即使在那宗教相關自助書籍都偏少的時空環境裡,一些屬靈與信仰相關的書籍仍是最為這些實務從業者所青睞,但此研究並無展開後續的使用狀況追蹤調查。[7] 而1989年另外一位學者P. Giblin之研究更發現凡屬追求靈性等類似靈修性質書籍對受輔之個案來說,其重要性勝於一般書籍,而且許多治療師也將價值觀和具有深刻意義的問題與個案的心理動態狀況相結合。[8] 相對於治療師的角色,一些研究文獻也顯示基督徒受輔個案傾向於接受宗教主題鮮明的自助書,並且這些個案遠比一般非信徒更會信服於身兼教牧身份之心理諮商師的輔導。[9]

教牧諮商之自助書選目

耶穌對門徒說,「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正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樣,並且我為羊捨命。」(约翰福音10: 14-15)

身為基督教徒並身兼諮商輔導事工的教牧人員,他們在利用書目療法作為輔助工具時,通常根據哪些原則來為其所牧養的基督徒開立自助書書單?心理學家W. Brad Johnson 與William L. Johnson於1990年代後期便針對基督徒個案進行調查,從中瞭解教牧諮商人員使用自助書的實務作為。這兩位學者首先提出下列主要研究命題:[10] (1)教牧諮商人員引介自助書籍的頻率如何?(2)教牧諮商人員在實務事工中如何使用自助書籍?(3)教牧諮商人員選擇自助書籍之標準何在?(4)比較碩士和博士級教牧諮商人員於選書標準或實務利用上是否存在差異?(5)女性和男性教牧諮商人員於使用自助書籍方面有無區別?(6)教牧諮商人員最常推薦哪些自助書籍?

這次Johnson與Johnson同樣以CAPS成員為研究對象,但必須同時兼具「從業人員」身份。由於屬於基督教團體,因而他們大部分可被視為「教牧人員」或有「諮商輔導」身份,本文在此且稱他們為「教牧諮商人員」,經確認總計有784位成員具備博碩士學位資格的諮商輔導員,其中243位(佔31%)成為研究參與者。[11] 研究也發現77%的教牧諮商人員公開支持在協談過程中,應該陪同諮商個案進行禱告,即使偶爾從之亦可;此相當於31%的諮商個案中都伴隨禱告之情事。此外,研究亦發現教牧諮商人員很可能基於某些自助書具有作者信仰相稱之內容,而開立相關該自助書給予個案參考,但碩博士學歷的差異似乎也有不同的偏好,碩士學歷者比博士學歷者更支持採用基督教義內容之自助書,且無關諮商個案是否為基督徒或該書是否被其他同儕所推薦。[12]

此研究將自助書依品質與實用性做依歸分成14大類,並由研究參與者列舉一至三本書籍將其入類。茲詳述Johnson與Johnson的分類標準、項目與運作方式如下:[13]

1. 選書標準:

書籍能有良好的體驗結果、基督教內容或重點、作者的專業資歷、同儕之推薦、基督教作家、書籍之研究基礎、書籍的受歡迎程度等計7項。

2. 自助書分類:(可重複入類)

成癮和康復、焦慮、兒童發展和育兒、沮喪、家庭、悲傷與失落、人際交往技巧、婚姻、性別問題、個人調整與改善、人際關係、性慾、靈性、頂級經典等14類。

3. 主要運作方式:

與個案討論自助書內容、推薦課後自助書、閱讀後之指定功課、協同個案共讀等計4項。

由於基督教出版社通常具有一定規模且符合教義信仰之自助書出版,因此教牧諮商人員的選書來源也就與這些出版社較有密切關聯,此因素自然成為另一項研究上的干擾變項,可以被暫時擱置不探究但也可再做進一步觀察。在這些選書標準、分類與運作方式中,教牧諮商人員與個案的關係是非常特別的,這些專業人員在助人的理念上,如何思考用特別的心思而懷著又「都要聽他講道,又指望醫治他們的病」(路加福音6:17b)的初心,這種帶著「耶穌的印記」對信徒與非信徒的意義是什麼?想必是雖然有諮商輔導的原則技巧之規範存在,但卻也基於信仰之故,如同好牧人般多了些負擔、堅持與悲憫。

典範人物與關鍵作為

我們已知探索「書目療法」之當代發展,即可發現它與圖書館事業有相當深厚的歷史淵源,圖書館毫無疑問是書目療法發展的見證機構。而且過去源自精神病院患者的需求,也因時代的演進,醫學觀念與患者權益的改善下,「書目療法」應用於精神病院(乃至相對歧視用語「瘋人院」)之外的一般醫院身心診療之需求也日漸受到重視,這也使得「書目療法」的推廣,開始有了很好的契機。西元1800年代後期之美國,大多數精神病院患者人數因爲移民人口增加而加劇,這使得病院中推行的「書目療法」必須更仰賴更有制度與訓練基礎的院內圖書館館員來執行這種特殊服務,以提升監督效率。然而,真正的訓練擘劃且以計畫性的建置方向所形成的發展,則始見於1904年,位於馬薩諸塞州的麥克萊恩醫院(McLean’s Hospital in Waverly)圖書館長E. Kathleen Jones首將「書目療法」正式納為院方的標準執掌之一,開創了全美對患者進行書目療法之先例,而她也被視為第一位具備專業訓練資格可協助執行心理治療的館員,自此使得「書目療法」被接納成為圖書館事業之一環。[14]

基於書目療法與圖書館事業之歷史關係上,哪位學者專家足以成為歷史典範並能充分展現擘劃與積極創新之內涵?另一位被譽為「書目療法」先驅者的Arleen McCarty Hynes(生卒年1916-2006)事業始自圖書館,應該堪為此代表。Arleen在其人生歲月中,也是一名重視靈閱(lectio divina)活動且與「上帝創造性之同在」的天主教徒,及至60多歲她更成為一名虔誠的聖本篤會修女。[15] 西元1971年Arleen成為美國華盛頓特區的聖伊莉莎白醫院(St. Elizabeths Hospital)病患圖書室館員。[16] 任職期間Arleen以圖書館學知識並強調聚焦與對話的活動型態,來積極幫助和帶領到館患者舉行讀書會。此外又曾經在美國丹佛大學、華盛頓特區的天主教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兼職開設「書目療法」課程;兩校的課程分別是僅1至2學分的大學部課程小型課程設計,以及3學分的研究生課程;而從1973年開始,更是為書目療法首創了學習與實習兼具的2年制教育訓練課程。[17]

Arleen有計畫地將「書目療法」轉變成一種真正可行的治療方式,而非僅只是停留在圖書資訊服務的功能上,她轉而更積極地想將書目療法構想與詩歌或創意寫作等似乎較具休閒意味的活動區分開來,因為這些活動雖然具有某些治療效益,相較於已較具規模的書目療法而言,它們仍較缺乏基礎理論、實踐架構以及針對特定人群的有目的之書目選擇和應用方法。Arleen的完整著作直至1986年她與女兒Mary Hynes-Berry共同出版了Bibliotherapy —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A Handbook,奠定了書目療法實務與理論研究的另一里程碑。[18]

深入「書目療法」定義:Arleen觀點

Arleen既然在當代被譽為「書目療法」的先驅者,在其陸續再版專書Bibliotherapy — The Interactive Process乃至Biblio/Poetry Therapy– The Interactive Process版本中,替此名詞術語擴大定義為:「書目療法使用文本 (literature)在參與者和引導者之間產生治療互動。此種交互式書目療法(interactive bibliotherapy)由受訓練的引導者帶領討論,並幫助以臨床或發展性[書目療法]之參與者來整合對選定作品的感受和認知反應,這些作品可以是印刷文本、某種形式的視聽資料或參與者的創造性寫作」[19] 以上定義得知Arleen明確地強調「書目療法」它的互動特性以及它所產生的成果。易言之,在她的認知中,書目療法機制絕非單純的選目與策展功能,而且協助工具來自多元的選目,甚至可包括更仰賴心理諮商之寫作治療技巧,以達成心靈與情緒上的療癒;如果我們又將之置於圖書館場域來思考,以Arleen身份背景之故,想必她對於圖書館肩負書目療法服務的理想機制,亦應同樣適用於此觀點。

根據Arleen與同事Kenneth Gorelick服務於聖伊麗莎白醫院時的實務經驗,他們共同整理出了「書目療法」實施時,不可或缺的七個構成要件:[20]

1. 關於書目療法理論的教誨信息,應該包括臨床和發展模式之間的差異,以及有關心理健康的展望信息;

2. 以基本的人文治療觀為導向;

3. 關於群體動力學的知識和觀察;

4. 「個案-引導者」書目療法課程之實施經驗和執行專業工作的細節分享,例如與其他工作同仁合作,對書目療法的上級督導撰寫報告,並在個案記錄中輸入觀察資料;

5. 參與小組督導群,由多位學員在精神科醫生或心理學家的指導下,討論他們對此帶頭小組的相關反應;

6. 對每個參與合作的小組群進行專業監督;

7. 在由同伴學員所組成的發展性書目療法小組中分享經驗。

上述經驗是Arleen在醫院的服事經驗,毋寧說是圖書館書目療法的一種深刻實務應用,它不僅有著理論、信仰,也有步驟與方針。可是如此專業繁瑣的實施程序,對圖書館而言,絕非單純的圖資專業可以負擔和滿足,它必須結合更多外部資源,使書目療法在圖書館服務裡得以開展。但就許多圖書館的現實情境下,並非每個圖書館或館員可以勝任於此。既然「書目療法」基於讀者閱讀諮詢顧問的固有特色而發展於圖書館學項下,源自內外部之爭議難以避免,面對與改進則是唯一的正向態度。

專業術語之分歧

暫且不論”Bibliotherapy”之中文譯法為何?在台灣由於多位圖書館學者與從業館員的積極推動下,「書目療法」一詞已有相當普遍的認同。這項事實也印證了當代“Bibliotherapy”發展的特性,此詞偏好者有許多是來自圖書館學領域,因為從圖書館員傳統服務角色而言,提供館藏閱讀資料,也就是所謂的各類媒體形式的「書目資料」(bibliography)供使用並產生教化作用,本是圖書館服務的傳統應用觀念之一。

書目療法所使用的選目資料幾乎囊括了所有文學類光譜之範圍,從詩歌直到科幻小說等。心理學者Nicholas Mazza,他也是一位暨臨床教育顧問並且長久以來擔任了著名的Journal of Poetry Therapy期刊主編的觀點裡,他認為:「書目療法」雖然在許多研究文獻中受到長期關注,但主要仍是「被當作方法、治療技術和教育工具,而不是做為學科、理論框架或專業」;而「詩歌療法」已是一個國際性的跨領域學科,也具有包容性,它的相關文獻更是包括了一些長期以來與「書目療法」相關的文獻,例如:書目諮商(bibliocounseling)、治療閱讀(therapeutic reading)、書目鏈結(bibliolinking)、文學治療(literatherapy)、閱讀指導(guided reading)和閱讀療法(Reading Therapy)等術語。因此,Mazza從本質上指出,書目(閱讀)療法已經被納入在一個屬於更大範圍:「詩歌療法」下的一個領域;基於這樣的緣由,有時合稱為書目/詩歌療法(Biblio/Poetry Therapy)。[21] 以多音節新單字呈現“Bibliotherapy”似乎比不上”Poetry Therapy”來得清晰,雖然從圖書館學的角度「書目療法」一詞有著更為堅實的含義,特別是圖書館學對於「書目」(bibliography)向來有明確意涵,「書目」用字它可以更為廣泛地將各式各類的媒體與作品(紙本、電子與視聽資料,以及文學與非文學、一般與諸專業STM等等文獻資料)納入這個專有名詞底下,但是在現實環境的考量下,圖書館員的專業用語恐怕仍不敵其他眾多專業領域人士的既定認知。

「詩歌」一如「全國詩歌療法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oetry Therapy; NAPT)的定義,便已說明了「書目」不敵「詩歌」為用語的現實,而此時,唯有眾人所信服的先驅者Arleen Hynes的調和以「書目/詩歌」來表達這一項值得跨領域合作的助人專業活動,毫無疑問地是堅持與妥協下的合宜名詞了。而從中文對應「bibliotherapy」譯詞,將之意譯成「閱讀療法」而非「書目療法」,則恐怕又是一場「非圖書館學」的謬誤,因為所謂的「閱讀」與「書目」用詞完全是兩種不動的描述或活動,姑且暫時撇下「療法」、「治療」、「療癒」等接續譯詞的分歧,惟稱「閱讀療法」雖然淺白,卻仍然沒有「書目療法」意義來的深刻且符合其歷史初衷。

儘管純粹的「詩歌療法」理論架構與可能較早形成的「書目療法」理論十分相似,即使有了後來發展的「書目/詩歌療法」的通用稱謂。這種複合式的通用名稱,不外乎在於試圖整合與解決學者立場的歧異,但也仍存在更複雜的雙套詞或雙音節的拗口。在「書目療法」、「詩歌療法」、「書目/詩歌療法」等三種稱謂的競合下,究竟何者為最大包容性?已是難解的歷史課題。最終與最理想的解決態度,可能就是基於各專業領域立場的互動與學習交流,各自使用自己習慣的專業術語,即使有些微不同的論述與運作焦點,但在理想與目標上始終合一。

書目療法與詩歌療法的合一

詩歌或創意寫作可以是休閒活動,但也可以深化其理論架構與應用性,進而擴展出「詩歌療法」亦當不令人意外。詩歌療法及其與書目療法的關係頗為微妙,從NAPT的觀點這兩者之異同在於:[22]

「書目療法」字面意思是書籍或文本(literature),用之於醫學之協助與服務;而「詩歌療法」則是一種特殊而強大的書目療法形式。詩歌療法在隱喻、意象、節奏和其他詩作的技巧都獨樹一幟。長久以來,圖書館員著眼於那些對精神患者有益的書籍而選擇並運用了它們的價值,因而採用了「書目療法」術語,這詞在選目上,早期特指一些具有傳達某些信息功能書籍之使用,例如,Karl Menninger的《人類心靈》(The Human Mind)以及精選的富有想像力的小說,其人物可以作為讀者的模範或警示。….雖然圖書館員保留了「書目療法」術語的使用,但它的服務並不包括計劃討論讀者對該文獻資料的個人反應,並且這種形式的「互動過程」或「互動對話」後來隨著 1960 年代團體治療的流行而演變。

但是Rhea Joyce Rubin認為因為存在下列三項事實差異,而使得「書目」或「詩歌」在療癒上得理論運用之間,兩者出現了實質上的差別:[23]

  1. 詩歌治療師於治療過程中僅使用詩歌,並無其他類別;
  2. 詩歌療法之發展主要是藉由詩人作品與心理治療師,並不經由圖書館學的協助;
  3. 詩歌療法強調詩歌創作以及詩作閱讀與討論。

從精神病患療癒的臨床經驗中,Rush亦曾指出患者在接近康復階段盡可能閱讀一些輕鬆與娛樂性的書籍,並且更需要「用眼睛」與「用耳朵」來看書與聽書,他認為在獲取知識時,眼、耳常無法同時併用在不同事物上,聽會比看更為理想;而大聲朗讀也不失為好方法,他因而建議書目治療師不只必須讀給患者聽,也必要讓患者來讀給他(她)聽。[24] 發展性的書目療法在這種「讀與聽」的互動效果中,並沒有明顯的實證研究案例,這似乎也映證了上述Rubin的分析,也就是「詩歌療法」的應用並非是圖書館館員所關切的目標。圖書館的自助式閱讀指導中,自然少見這種互動模式了。

詩歌療法理論與發展

約莫1960 年代,隨著團體心理治療的發展,心理治療師們發現了「詩歌療法」可以是一種可以融入專業輔導的有效輔助技巧,他們也積極探索各類相關的文學著作素材,尤其是詩歌具備的治療價值之潛力,因為這些素材可以幫助喚起個案患者更新他們的生活意義,甚至在操作技巧上,亦可藉由個案本身根據經歷與感受來寫下對他人寫的詩歌或原始素材的回應。[25] 追溯更早歷史軌跡則該歸功予1950 年代具詩人、藥劑師和律師身份的Eli Greifer,他先在克里德莫爾州立醫院(Creedmore State Hospital)以及坎伯蘭醫院(Cumberland Hospital)陸續創辦了詩歌療法小組,此舉也帶動了更多學者專家的參與,這種開拓精神最終在1969年促成了一個具備認證標準資格的詩歌療法協會(The Association for Poetry Therapy, APT)的成立。[26] 直至1980年,APT召開理監事大會進而討論改組成立全國性的機構,即為「全國詩歌療法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oetry Therapy; NAPT)。美國NAPT網站開宗明義揭示了「詩歌療法」的定義:[27]

詩歌療法是在治療、教育、成長和社群建構能力(community-building capacities)中使用語言、符號和故事;它依賴於使用詩歌、故事、歌詞、意象和隱喻來促進個人成長、康復和更宏觀的自覺。而書目療法、敘事、日記寫作、隱喻、講故事和[宗教]儀式都屬於此詩歌療法之範疇。

NAPT雖是美國的專業組織協會,但一如其他成立於美國的「全國」性的組織一樣,它已是跨國與跨領域整合的國際組織。NAPT成員來自各種領域專家,其中不乏作家、社工人員、醫護人員、心理學家、教育人員、神職人員與圖書館員等,而服務範圍更是遍及監獄、心理支持互助團體、學校、醫院與長照機構。

詩歌之所以會牽動人們的情緒感受,這是不證自明的事實。在理論應用上,就不免想到《詩學》。像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在論著《詩學》(Poetics)中提到「悲劇以憐憫與恐懼來使這種情感得到淨化」。苦難事件不也是是產生「哀憐」與「恐懼」的事件?! 對於「悲劇」所下的定義,亞里斯多德這麼說:[28]

悲劇是模仿一個嚴肅而本身完整的行動,行動的範圍應相當廣泛;劇中使用的語言應依不同情節而加上愉悅的伴奏;其形式應是富於戲劇性的,而不是敘述性的;最後,藉由其劇情引起哀憐與恐懼之感,藉以達成此等情緒的「淨化」。

而且在他的另一作品《修辭學》(The Art of Rhetoric),也將演講分成三個主要元素:演講者、講題與聽眾,繼而指出成功演講的關鍵在於講者之特質、講題之論證、聽眾之情緒三項,換言之,一齣好的悲劇故事與演出,這些元素都不可或缺。[29] 這個形容就像交互影響的「書目療法」三要素:引導者(facilitator)、文學資料(literature)和個案(patient)本身,缺一不可。根據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好的悲劇更有六個元素,它們分別是情節、角色、對話、想法、舞台效果,以及音樂;前兩項為主要因素,而後相互映襯,形成整體張力。[30] 亞里斯多德相信在不同的樂調及節奏下,聆聽者自有不同的心情或態度,哀歌令人哀傷,或使人脆弱,但也有的使人溫和平靜,有的激情澎湃;因此,各種曲調和節奏,對於不同年齡,不同階層,不 同類型的人作用各不相同,應該區別對待。[31] 這些觀點自然印證了詩作結合歌頌樂曲,乃至運用其多協助技巧,而產生更大的心靈共鳴,都有利於書目/詩歌療法之運作。

屬靈信仰與詩歌靈閱

Arleen自己曾經明白地指出「書目/詩歌療法」扮演著邁進人們心靈之大道(an avenue into the spirit),她進而將詩歌與屬靈問題相結合,並以SPIRIT為開頭字母的詞來進一步詮釋這道理:[32]

S 靈性與靈修(Spirituality)

P 感知與悟性(Perception)

I 洞察力與領悟(Insight)

R 關係意義(Relevancy)

I 整合與融合(Integration)

T 完全與整體(Totality)

經由這個字詞的引導,就可藉著字母離合詩的方式,協助每個參與者在運用「書目/詩歌療法」,特別是以「詩歌」為題材時,用這字詞所形成的字義思維來造句或寫下自己的感受,利用較具結構的方法來釋放自己心靈的想像空間。為了瞭解Arleen的這種SPIRIT 意義內涵,稍作闡述如下:[33]

「書目/詩歌療法」是在平庸中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思考如何將「靈性與靈修」真諦散播給參與者,Arleen自認所謂的屬靈層次乃屬上帝經驗(God-experience)因為他們相信有某種高於人的權柄存在著,也因此必須重視這「靈性與靈修」。正如著名的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H. Maslow)與榮格(Carl Jung)都曾對宗教對心靈的影響做了深刻的描述,馬斯洛認為:「屬靈生活是人類本質精髓之一部分,它是一種約束作用的人性特質,沒有它就不構成完整的人性;屬靈生活是真實自我的片段,是一個人的身份、一個人的特殊性,以及完全人性的一部分。」[34] 榮格則說:「人在苦難中永遠不會因為自己的想法而得到幫助,而只能通過比他自己的智慧更大的智慧的啟示。 正是這一點使他擺脫了困境」,進而評論說:「一個有宗教思想的人會談論來自上帝的指導,而做為一位治療師,[對任何改過的人]他會使用『心靈已經覺醒到自發生活』(psyche has awakened to spontaneous life)這類用語來形容此。」[35]

「感知與悟性」意味著,活在在日常生活的小細節上,我們必須擴增對瑣事與崇高的事務之間關係的理解,也必須多一些對於追求足以滲透思想與行動的靈性感知的需求。「洞察力與領悟」是一種深入理解人、事、物與感覺的內部運作方式,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詩歌的朦朧意境也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將我們帶向新的可能性和新視野,若詩歌能吸引人,則這一首詩歌就已經啟動了參與者的洞察力了。「關係意義」讓我們明白事物的相關性,其中透過語言與文字皆是關鍵,詩歌透過了語言而產生意義,在所有的書目療法模式是如此,僅有詩歌模式何嘗不也是如此。在詩歌療法中,語文讓心靈甦醒,通過語言表達對文學的回應,可以開口歌頌,也可流轉於字裡行間。

此外,「整合與融合」的概念是指人應該成為一個經驗、個性特徵想法和反應都合一,人也應是一個裡外感知都是愉悅的整體;整合與融合的人知道自己必須調適,以及意識到自己必須懂得原諒並與人和好。最後的「完全與整體」是整個詩歌療法所產生的價值總和,在努力工作並暫時獲得令人滿意的自我或整合感之後,便有能量正確看待更多事情而進入這得以「完全」的情境,個人的靈性成長是通過對他人與事物的善意,以及富有同情心的行為,來整體衡量是否達到一種完全的關愛。

像Arleen這樣的書目療法推動者,將信仰上的「靈閱」與現代的書目療法兩相調和,即使因為她特有的宗教信仰與實踐的結合,成為她真正發揚書目療法的核心精神,不論是基於聖經或詩歌的靈修態度與否,Arleen都相信這些素材都是足以改變最脆弱心靈的人。「書目療法」是屬於任何宗教信仰皆可應用的方法,但Arleen的實踐精神,告訴了我們她個人的執著與付出的真正根源。書目療法三階段論中的「淨化」,對某些基督徒便是自認有罪的心靈被洗滌了,而在基督裡睡著的人以及活著靈魂同得到安慰;而在基督裡新造的人得到生命的更新。Arleen她一定是從書目療法裡得到生命的印證。

結論

許多致力於書目詩歌療法並想活出神形象的人,他們的事工確實部分取自一些特殊的屬靈資源,就像讀經、禱告、靈修等,豐富了自己的生命也照護了他人。然而,宗教性的屬靈經驗與信仰被正確使用,卻也有可能誤用,所以本著關懷與助人的心理諮商治療師或小至發展性書目療法的事工,都必須謙卑和謹慎。他們似乎有一項特殊義務,即是「在治療過程中,定意活出安慰、醫治、和好與智慧的上帝形象」,這是必經之路亦無捷徑,毫無職業的自卑也毫無菁英主義的色彩。[36]


[1] 對於精神病的治療常劃分成兩大類,物理(Physical)與所謂的道德(moral)治療,至於為何用「道德」一詞,則又是歷史與哲學上的定義問題所衍生。此外,物理治療與職能(occupational)治療之區別則主要在於前者較重視如何治療疾病本身;後者則更看重該如何將疾病或患者與日常生活互相協調。

[2] Philip J. Weimerskirch, “Benjamin Rush and John Minson Galt, II: Pioneers of Bibliotherapy in America,” Bulletin of the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53, no. 4 (October 1965): 512.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198327/pdf/mlab00181-0020.pdf.

[3] Ibid., 511.

[4]Ibid., 513.

[5]Len Levin, “Bibliotherapy: Tracing the Roots of a Moral Therapy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Journal of the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101, no. 2 (April 2013): 90. doi:10.3163/1536-5050.101.2.003

[6]John Minson Galt, The Treatment of Insanity (New York, NY: Harper & Brothers, 1846), 566, cited in Len Levin, “Bibliotherapy: Tracing the Roots of a Moral Therapy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Journal of the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101, no. 2 (April 2013): 90. doi:10.3163/1536-5050.101.2.003. 以及Philip J. Weimerskirch, “Benjamin Rush and John Minson Galt, II: Pioneers of Bibliotherapy in America,” Bulletin of the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53, no. 4 (October 1965): 522.

[7]J. M. Atwater and D. Smith, “Christian Therapists’ Utilization of Bibliotherapeutic Resources,”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Theology 10 (1982): 230-235, cited in Brad Johnson and William L. Johnson, “Self-help Books Used by Religious Practitioners,” Journal of Counselling & Development 76 (Fall 1998):460.

[8]P. Giblin, “Use of Reading Assignments in Clinical Practice,”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17 (1989): 226, cited in Brad Johnson and William L. Johnson, “Self-help Books Used by Religious Practitioners,” Journal of Counselling & Development 76 (Fall 1998):460.

[9]W. Brad Johnson and William L. Johnson, “Self-help Books Used by Religious Practitioners,” Journal of Counselling & Development 76 (Fall 1998): 460.

[10]Ibid.

[11]該243位研究參與者中,有44%服務於個體從業者,另29%主要來自基督徒教諮商診所,其餘則分別來自教會、學術機構、精神科醫院等。

[12]W. Brad Johnson and William L. Johnson, “Self-help Books Used by Religious Practitioners,” 461, 464. 

[13]Ibid., 462-463.

[14]Rhea Joyce Rubin, Using Bibliotherapy: A Guide to Theory and Practice (Phoenix, AZ: Oryx Press, 1978), 14.

[15]在一篇悼念Arleen Hynes去世的紀念文中,Arleen的ㄧ生受讚喩為「像上帝詩歌般的生活,她自己就像一首詩,是上帝最喜悅的詩作」。而「就像一首好詩一樣,沉思Arleen的故事揭示了上帝創造性的同在,活躍於Arleen的生活解釋了她生活過程中。Arleen的生活故事、讀者和另一個存在之間的互動關係,呼應了書目療法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中,詩歌、參與者和引導者以一種動態的方式互動。它正代表一種閱讀方式的轉變,顯示她早年的文本處理方式已深深植根於靈閱的心靈實踐裡。」資料見Elizabeth McCloskey, “Arleen Hynes: Living as God’s Poetry,” in Arleen McCarty Hynes and Mary Hynes-Berry, Biblio/Poetry Therapy —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A Handbook, 3rd ed. (North Star Press: Saint Cloud, Minnesota, 2012): 204.

[16] St. Elzabeth醫院成立於1855年是全美第一所公立的精神病醫院,並以美國著名的心理醫學專家Dorothea Lynde Dix為信仰圭臬,1978年Arleen曾獲得Dorothea Dix Award.

[17] Rhea Joyce Rubin, Using Bibliotherapy: A Guide to Theory and Practice, 108.

[18] 此1986年首版由Westview出版社發行,此版復於2018年轉由Routledge重印,仍稱第一版;但1994年此書將Bibliotherapy更名為Biblio/Poetry Therapy,先後共再版兩次,由North Star Press出版分別為二版(1994)、三版(2012)。

[19] Arleen McCarty Hynes and Mary Hynes-Berry, Biblio/Poetry Therapy —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A Handbook, 3rd ed. (North Star Press: Saint Cloud, Minnesota, 2012), 10.

[20] Ibid., xxv-xxvi.

[21] Nicholas Mazza, Poetry Therapy: Theory and Practice, 3rd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10.

[22]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oetry Therapy, “History of NAPT,” https://poetrytherapy.org/History.

[23] Rhea Joyce Rubin, Using Bibliotherapy: A Guide to Theory and Practice, 75.

[24]Philip J. Weimerskirch, “Benjamin Rush and John Minson Galt, II: Pioneers of Bibliotherapy in America,” Bulletin of the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53, no. 4 (October 1965): 514.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198327/pdf/mlab00181-0020.pdf.

[25]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oetry Therapy, “History of NAPT,” https://poetrytherapy.org/History.

[26] Ibid.

[27] Ibid.

[28]陳中梅譯注,Aristotle《詩學》,(台北:商務,2001),226。 被引自鄧光志,「從亞里斯多德《詩學》論「淨化」概念」。東海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2頁。http://thuir.thu.edu.tw/retrieve/13279/099THU00259016-001.pdf

[29] 于千,「亞里士多德(二):悲劇有淨化作用?詩有教育作用?」香港01,2020年10月22日。https://www.hk01.com/sns/article/465740

[30] 同上註。

[31] 柏拉圖,《柏拉圖全集》第 3 卷。王曉朝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頁286, 289。 被引自鄧光志,「從亞里斯多德《詩學》論「淨化」概念」(碩士論文,東海大學,2011),27-28。http://thuir.thu.edu.tw/retrieve/13279/099THU00259016-001.pdf.

[32] Arleen McCarty Hynes, “Poetry: An Avenue into the Spirit,” in Arleen McCarty Hynes and Mary Hynes-Berry, Biblio/Poetry Therapy —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A Handbook, 3rd ed. (Saint Cloud, Minnesota: North Star Press, 2012), 205-206.

[33] Arleen McCarty Hynes, “Poetry: An Avenue into the Spirit,” in Arleen McCarty Hynes and Mary Hynes-Berry, Biblio/Poetry Therapy —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A Handbook, 3rd ed.(Saint Cloud, Minnesota: North Star Press, 2012), 206-213.

[34] Hung-Min Chiang and Abraham. H. Maslow, eds., The Healthy Personality: Readings,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1969), 471, quoted in Arleen McCarty Hynes, “Poetry: An Avenue into the Spirit,” in Arleen McCarty Hynes and Mary Hynes-Berry, Biblio/Poetry Therapy —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A Handbook,3rd ed.(Saint Cloud, Minnesota: North Star Press, 2012), 207.

[35] Carl Jung, Modem Man in Search of a Soul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 1933 ), np, quoted in Arleen McCarty Hynes, “Poetry: An Avenue into the Spirit,” in Arleen McCarty Hynes and Mary Hynes-Berry, Biblio/Poetry Therapy —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A Handbook, 3rd ed. (Saint Cloud, Minnesota: North Star Press, 2012), 207.

[36]Stanton Jones and Richard Butman, 當代心理治療,周文章譯(台北市:中華福音神學院,2004),481。

書目/詩歌療法(Biblio/Poetry Therapy)歷史與發展(上)

第二版

邱炯友

「書目療法」研究是一門人文應用學科,既是一項技術也是藝術。就圖書資訊學門而論,不僅是所謂臨床書目療法或發展性書目療法的差異,而且實務重於理論研究,它同時也是一種參考資訊服務與閱讀諮詢顧問的動態性運用,它的應用性並不在於借重系統化的科學測量與觀察,更不在於必須以控制性的實驗環境來驗證成效。然而,「書目療法」所利用的「自助書」確實可以協助一般讀者自行閱讀與領悟,但是若作為個案受諮商輔導時的一項閱讀補助工具,則仍難脫諮商者從旁協助探討之必要。這項事實,也就意味著任何的「自助書」(self-help books)可以是休閒式的讀物,亦可轉化成心理治療所備的療癒工具。

從自助(處方)書窺探書目療法

由於「書目療法」字義詮釋與應用之廣,也就容易吸引不同專業領域之關注。圖書館員樂於闡釋它的價值與優越性,此外,更不乏社工人員、心理學家、醫生、護理人員也都各自從自己專業服務角度來敘述書目療法的價值功用。 一位醫事人員她/他可能傾向將「書目療法」定義為:舉凡在醫生之指引下,針對身心症(psychiatric)患者之治療,以計畫性(planned)、執行性(conducted)與規範性(controlled)等程序,予以篩選與使用閱讀資料(讀物);並且必要時,此特定活動之方案可經由受過[書目療法]相關訓練的圖書館員協助之。[1] 換言之,為患者開處方書、患者選擇處方書,進而諮商討論處方書等步驟而依序展開。諸如此類觀點,也就不難理解書目療法之研究文獻在1960年代,鮮少引起醫學或心理學者的重視,因為此時期的許多文獻並非來自醫事相關人員的實證研究,因而被他們譏嘲並視為「重複淺薄、軼聞、不科學、臆測、費解、渲染、固著」的書目療法之見。[2] 然而,這類譏嘲顯然也是有所成見。

美國心理學者Steven Starker於1986年曾就心理醫師(psychologists)、精神科醫師(psychiatrists)、內科醫師與求助者,所開具自助式書籍(self-help books)處方簽的態度與實作經驗進行研究,此研究發現受訪者大多對自助式的處方書持有正面評價。上述族群中,尤以「心理醫師」對自助處方書最為肯定,總計121位受訪者中,高達88.6百分比的受訪心理醫師都樂於針對親子教養、人際關係、個人成長議題,來建議處方書協助治療工作;而Starker續於1988年另一研究指出以理性/教育模式(rational /educative model)來改變患者不健康的生活習性所造成的問題,例如:抽菸、酗酒、病態肥胖或厭食症等,則在心理諮商時也較容易搭配自助書使用。[3] 因為個案必須正視自己的問題,並做個積極的行動者來尋求自我改善,這種「有意識的選擇」(conscious choice)才能真正解決困擾多年的問題。這項觀點重新讓理性/教育的治療方法獲得重視,而自助書就是其中相當重要的輔助要素,而且這些閱讀輔導元素都利用了認知策略和決策技能來與臨床活動相結合。

此外,Starker並發現特定地區與心理學派之間對於處方書的態度也有明顯差異,此後續研究指出由於不同城市地區之心理醫師所承襲的心理學派不同,也影響了地區醫師在執業時開具處方書的意願高低。[4] 就心理學派而言,Starker研究發現一些崇尚動力/分析(dynamic/analytic)心理學派的學者和醫師們,通常都比較少運用處方書助人,他們傾向認為自助書僅是個案問題的部分解釋,可備而不用。[5]

Starker的研究屬於探索性調查,它們有助於瞭解當時的情況與定義,但卻不是給出問題的真正答案。因此,心理治療學派對於自助書處方書的熱衷與否,Starker的發現並非是絕對的現象或是存在絕對的因素,它只是反映當時研究設計與對象所呈現的狀況,並不能證明學派與是否建議自助書有必然關係。我們仍必須留意:能帶來療癒效能的不只是理論與學派,而是助人者與個案之間的真正良好與親近的治療關係。[6] 換言之,人與人的相會的情感交流,才是諮商與治療的核心,自助書仍然可以是最佳媒介,但是也有其侷限,它仍必須有適當的各項人、事、時、物之選擇與狀態分享。

為自助書設定界線

在心理治療時,必須謹慎地使用「自助書」,因為在若干研究亦曾指出某些自助書受到個案否認其效益。例如:G. Halliday在1991年的研究發現即使有大部分(37人佔比86%)的受試者認為可受益於心理學自助書之幫助;在這86%佔比人數之中,卻仍有少數人(其中3人)同時感受到痛苦。[7] 但益處卻是包括了:[8]

正向態度、鼓舞(「我可以做得到」、「我沒那麼糟」)、尋求專業協助、脾氣控制之技巧、總體自我理解、瞭解焦躁沮喪與其他症狀、不酗酒之激勵教導、社會關係與堅定自信、溝通之重要性、如何做較好溝通、有關精神壓力與疾病、正常化(「我的問題乃生活常見」、「愈是認識問題,愈是感到放心」、心情放鬆技巧等等。

Halliday同時指出除了自助書之外,仍有更多的活動,例如:閱讀心理醫師交付的手冊資料、雜誌文章、教會贊助之演講、電視秀、影音資料、專題講座等,都有若干效用。然而,Halliday也憂心自助書因人而異的效用,而且它們有些還來自於「非心理學家」之作,就像他的患者即使讀了《聖經》,有些人也不會認定《聖經》是自助書,但有些人則相信。[9] 除此之外,另一學者美國華盛頓大學精神病學暨行為科學教授Gerald M. Rosen相當不樂見自助書成為患者自我診斷與醫治的唯一依靠,1978年在其擔任美國心理學學會(APA)主席任內更是集結學者積極針對自助書的疑義做出反應來保護讀者。[10] 他亦曾指出「自助書」之出版應該盡可能經過實證分析和同儕審查,否則就僅是屬於作者個人所作的建議意見,難以評估它的有效性和貢獻。Rosen於1981年更是訂立了自助書評估七準則,茲摘錄其編號與內容如下:[11]

1項— 在其題名或內容已宣稱為哪一類自助診療(do-it-yourself treatment)之用途?

2項— A. 作者是否適當地表明有關於實證基礎的正確資訊?B. 作者是否確定了讀者的預期是準確的?

3項—A. 該書是否幫讀者提供了自我診斷之方法?B. 這些自我診斷法已評估過了嗎?

4項—書中所列出的各種技巧有否實證支持?

5項—該書本身是否已被驗證出臨床功效?

6項—在其題名或內容已宣稱的所有功效都符合上述準則?

7項—是否已將正在評論的書籍連同其他類似主題書籍進行比較?

爾後同樣的理念延伸之下,《華盛頓大學雜誌》 (University Washington Magazine)亦曾於1990年刊出一篇專文「自助抑或自我欺哄?」(Self-help or Self-hoax?),文中對「自助書」提出了許多學者的批判,揭示對「自助書」效益存疑的心理學學者或作者,常認為自助書籍的頭號問題即是讀者缺乏徹底地「跟進」(follow-through)的決心與態度,不遵循書中所有指示的人常常落入挫折之境地,最終落得發現他們自己的問題變得更糟。誠如另一位美國華盛頓大學學者Robert Kohlenberg所舉的案例:一個例子是「肯定」(affirmations)的趨勢——對自己重複一些積極的想法,例如「我是一個可愛的人」以試圖提高自尊;但「自我肯定」對解決自尊問題毫無幫助,而應該是「人們必須轉而處理與他人之關係」。[12] 然而,問題往往出在於讀者遺漏了此核心焦點,也可能是作者偏移了核心觀念。就如心理學曁行為科學家Gerald Rosen更認為心理諮商同儕學者都應該具備改進自助書的技能和義務,更積極的做法是他們可以嘗試將它們寫成小說,或者在短文應用在高中生讀者階段;作者還可以在前面放一個自我評估程序,再於最後章節來衡量讀者進度,並在整個過程中警告讀者:如果自助最終仍以失敗告終,切記不要責備自己。[13] 此專文文末以華盛頓大學臨床心理學家Richard Stuart 的建議作終結,Stuart呼籲讀者應該避免閱讀有以下特徵的自助書籍:(1)總是提供數據來支持書中的結論;(2)沒有參考書目;(3)承諾會有永久的改變;(4)以及標榜書中的解決方案是所有問題的共同標準答案。[14]

以上這些通則性的原則都相當有助於對自助書的選書政策之用,基於同樣情形,若對於基督教教牧人員的諮商輔導事工上,W. Brad Johnson等學者從作者創作與書籍本身撰述之角度,也提出了他們的看法與建議:[15]

  1. 作者是否有撰寫自助書之恰當資歷?
  2. 作者是否表現出對該學科的合乎情理的知識?
  3. 如果出現宗教實例和經文章節,它們有否被正確與適當地引述?
  4. 作者有否抄襲或者就其構想及方法所引用之來源給予明確列名?
  5. 此書所宣稱的潛在價值是否合理?
  6. 此書的用詞遣字是否清晰而無深奧空洞而趕流行的術語?
  7. 此書是否坦承它所標榜要改善之問題的複雜性?
  8. 讀者是否被告知此書能否適切符合他們的問題或關注點?
  9. 此書是否能為[讀者]的「改變」而提供具體與結構化之步驟?
  10. 此書所採行之方法是否有合理的研究依據?
  11. 此書是否受到在諮商實務中之同領域從業者的普遍認同?
  12. 這本書是否填補同類文本出版的空白,抑或僅是複製現有自助書?

從上述這類情況或觀點似乎說明了我們仍必須謹慎看待「自助書」可能帶來的正面與負面(有益處的或難理解的)效應;以及如何適切地委由專家來負責所謂「自助書」的撰寫、評論或導讀。但是除了專家的選書之外,究竟讀者又是如何選擇他們自己認定的心理自助書?學者Dawn Wilson與Thomas Cash於2000年所公布的研究旨趣便揭露了這項意圖。該調查試圖瞭解人們對心理自助書籍的態度與實際狀況,研究者設計若干必要的衡量標準來探測讀者對此類書籍的消費態度,並探究可能與選書行為相關的人格因素,這些研究發現將有助於我們日後思索「書目療法」乃至「聖經書目療法」之用。回顧文獻,首先Wilson與Cash提出以下研究假設,主要是基於某些心理傾向與向來自助閱讀所表現的過程和實質之間的一致性,隨後就264位不同種族的大學生進行問卷調查。茲將該提問與研究結果置於括弧內並呈現如下:[16]

1. 對於閱讀較具有正強化價值的人,會被預期他們應該重視自助閱讀。(成立)

2. 更具有心理意識(psychologically minded)的個人,會被假設對自助閱讀有更積極之態度。「心理意識」需要有識別思想、感覺和行為之間關係的能力,以及對個人行為意義的探究興趣。(成立)

3. 同樣情況下,因為具有個人自我意識的人很容易將注意力集中在他們的內在體驗上(即思想、感受、動機等),所以這些人常被預期是重視自助閱讀的一群。(未成立)

4. 就自助而鼓勵人們解決自己的問題而言,具有較強自我控制傾向、相信自我調節能力的人,乃是被期望進行更深程度的自助閱讀。(成立)

5. 基於先前文獻發現有關自助閱讀者通常保有較正向積極之態度,此研究預測相對較高的生活滿意度,係與更正面有益的自助閱讀態度相關。(成立)

6. 根據先前的研究證據,此研究假設女性會比男性更支持積極的自助閱讀態度。(成立;此外亦與大學主修相關,但與族群無關)

7. 最後,考慮到他們的學術興趣,心理學專業學生的自助閱讀態度有望優於非心理學專業的學生。(成立)

另一個來自Susan J. Adams的研究則整理出心理治療與諮商專業人員引介「自助書」的若干常見理由,依其高低序為:為鼓勵個案患者負責與自助、為了增強治療效用、個案患者之請求、加速療程進度、該書有助說明複雜觀念、評估個案患者之動機,以及其他答案。[17] 然而,究竟什麼才算是「自助書」?

自助書究竟是什麼?

自助書的主題常包括:個人成長、人際關係、處理精神壓力、身份角色認同等問題,它對於每一個可以想像的心理問題和每一個生活選擇,都有自助書提供答案;更有一些書解釋瞭如何獲得情感素養、如何保持理智、如何與人溝通,以及人能改變和不能改變的地方等等各式議題,想做一個積極思考者,幾乎都有作者著書立說。[18] 自助書出版市場的成長,以美國為例,近年來的出版規模幾乎翻倍成長,它造就了一種速食性的流行文化現象。根據長年追踪美國出版市場的NPD Bookscan之最新消息,自助書類別書籍也變得越來越擁擠,根據全球信息公司NPD Group的數據,自2013年以來,自助書的單位銷售額以11%的複合年增長率成長,2019年已達到1860萬冊。[19] 自助書儼然成為出版商積極投資的熱門類別,更是肇因於近年來消費者越來越關注正念和極簡主義,人們渴求人生意義、過更平安與平靜的日子,而閱讀這類自助書就成為激勵人們去嘗試追求可能帶來的改變機會。

有人嘗試將自助書的閱讀文化說成是一種「淺薄文化」(thin culture),但此並非在指控這些人的無知或者是叛逆,而是因爲閱讀的選擇因素,往往不是刻意在抵抗任何主流規範。就像社會學者Paul Lichterman認為讀者往往只是滿足自己的使用需求,且「自助書」充其量只是一種讀者矛盾情緒、躊躇與將就湊合的選擇;自助讀者在緊張與相互競爭的社會秩序中,他們所表現出的自助書閱讀行為也不過是更加證明了這些環境秩序的不穩固,而非他們對環境與狀況的真正適應力。[20] Lichterman無非是想強調人們實在不需要過於給予自助書讀者太多的動機揣測。

然而,自助書作者的確期待能帶給讀者信心與自省。有些人可以從簡單的文字中獲得經驗和靈感,有些人可能會從事件中落實並學習,而有些人需要更具體的研究和統計數據,而另一些人則僅尋求情感聯繫,同樣地,也有一群人需要理性和邏輯推理來接受事實或獲得動力。最重要的事實是這類自助書大多是由作者的經驗所獲得的想法和學習編寫的。他們講述事情的方式迥異,因此有些人可以感受到勵志效果,而有些人則可能難以領悟,這類情形證明了自助書因讀者的個人差異,便可能落入被誇大療癒效力的出版行銷手法,在研究意義上,就是所謂的它即使對某人的可療癒效度高,但信度卻是往往偏低的無奈之中。

在心理學書籍的背景下,自助是一種在沒有專業幫助的情況下,應對個人或情感問題的形式;因此,所有能達到這一實際目的的書籍都被認為是廣義的自助書籍。[21] 但是更嚴格的界定下,心理學者所說的這類「自助書」大都是與心理諮商輔導相關的專業診療書籍(self-help treatment book或 self-help psychology book)並且幾乎都宣稱具備某些治療目標;相反的實例,則是一般的敘事故事、散文、詩歌等文學性之圖書,即使是標榜著抒情和勵志內涵,但是也都必須借助讀者自身的領悟來達到所謂心靈療癒之效。這兩類「自助書」的確有部分的灰色地帶。

諮商輔導人員在推介「自助書」時,亦有不同的涉入程度,Russell E. Glasgow與Gerald M. Rosen將此狀況分為四種層級:[22]

  1. 自我管理(self-administered):以單一的文字資料構成讀者的唯一治療途徑,自沒有諮商輔導人員的聯繫與接觸之情境下,由讀者自行掌握文本之領悟,但有些時候,讀者可能與作者聯繫,而仍未涉及諮商相關程序建議之給予。
  2. 最少接觸(minimal-contact):是指進階與諮商輔導人員接觸,讀者已轉為壽輔個案,但仍主要依賴書信進行溝通,諮商輔導人員參與最少接觸條件之方式通常是每週電話、郵件通信,或不定期的面談。
  3. 諮商輔導人員管理(therapist-administered):由個案定期與諮商輔導人員聯繫,協談時專注於釐清問題或解說討論自助書所提供的信息。
  4. 直接諮商輔導(therapist directed):在某些理想情況下,過去經由前述自我管理、非接觸或治療師管理等條件後,則再進階與諮商輔導人員直接聯繫,並且不再使用手冊。

上述四種涉入層級,在彼時1970年代的時空下,或許至今有些場景與技術面的進步而有了新的面貌與新發展,例如:網路音訊與視訊溝通等;此外,以諮商輔導者為觀點立論,又何嘗不也是從讀者或個案角度出發之論點,因為「自助書」市場的普及與熱絡,往往也是不假他人之手,完全由讀者透過各種書市營銷媒介得知而閱讀。一般而言,在心理諮商的場景中,不只是個案選擇諮商輔導人員,諮商者也有可能同時選擇受諮商之個案,以及所應該採取的治療方法;而市場營運「自助書」之成功秘訣賴於其成本低於看診諮商費用、閱讀取用的方便性、保障隱私與刺激性兼得等特性,「自助書」在這出版市場的運作下,就有可能使得諮商輔導人員失去了關鍵角色。[23] 荷蘭社會科學家Ad Bergsma就認為諮商輔導人員與個案的關係應該是要雙向的選擇,才有助成功地達到預期的療效,然而時下的「自助書」市場卻是任由讀者自己選書為主流,並且讀者的閱讀習慣也是經常跳躍式地挑章節閱讀,而有些「自助書」卻又只求銷售業績卻不加任何警語提醒。就像許多這類的書籍常找名人代言推銷,且又過於封閉自利,未能盡到責任來提醒讀者尋找其他可能也會有益改善問題的其他正確資訊或它書;雖然讀者本身往往才是成功「自助」的最重要關鍵因素,但是如此的自助書市場讓讀者自己挑書、擔責,始終缺乏諮商治療師的實際參與及互動,卻也是存在著危機。[24]

「自助書」類別最大的困擾在於它難以有被認定的客觀標準。生活中的許多書籍,像是食譜、百科全書、指南等等工具書,可以算是「自助書」嗎?那麼引領人歸正或改善修為的宗教書籍,例如:聖經、靈修等經典著作算否?在西方社會的許多調查報告中,不難發現常常有受訪者表達他們視《聖經》為最重要的自助書,這項研究結果大多來自某些個案,屬於個人主觀的生活經驗與信仰之故。[25] 然而,這些不約而同的發現,也引起社會學家Micki McGee在Makeover Culture in American Life著作裡提出了一項關鍵的疑問:究竟所謂「自助」類別是否理應自成一類,並且該由讀者的使用觀點或者是從文本本身的內容特徵來定義其類?[26]

著名的美國心理醫生曁作者Steven Starker便曾積極探討自助書分類的問題,他曾執行研究來調查這難解議題,他發現即使利用Books In Print中的分類指引,雖然列明「自助書」ㄧ類,但都仍然被指引至「應用類:心理學項下之基督徒生活」(Psychology, Applied: Christian Life)、「成功:自文化」(Success: self-Culture),這種歸類依然粗淺無解。[27] Starker於是自己嘗試進行類別研究,僅針對較為包羅萬象的非虛構文本當作研究範圍,他坦承這個限制讓他必須割捨自己頗喜愛且鼓舞人心的好書,像是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天地一沙鷗)、Hope for the Flowers(花盼)等歷史悠久且叫座的虛構性之兒童讀物與繪本,他承認「自助書」既然係就一般讀者而作,則最為重要的「自助書」定義大概就是針對「預定讀者與想定效用」的認定,但是這卻又極為不容易判別。因此,Starker不得不另外設想新標準,就自助書能否符合某類最低標準的「內容向度」(dimensions of content)而據以分出類別:[28]

  1. 軼事與信息(Anecdotal vs. Informational)
  2. 規定性與描述性(Prescriptive vs. Descriptive)
  3. 封閉系統與開放系統(Closed vs. Open System)

Ad Bergsma也同樣將「自助書」的主題略作四種分項:個人成長(Growth)、個人關係(Relationships)、應付壓力(Coping)、身份認同(Identity)等;其中後項「身份認同」於分類時比較容易跟「個人成長」混淆,因為當問及「我是誰?」之命題時,通常也是讀者在尋求「個人成長」契機時的第一步;易言之,身份的自我認同乃是提供洞察力為目標,因而比較是歸屬於「身份認同」項下,而「個人成長」則是較為實務性的描述,所以個人的自我成長便是屬於「身份認同」後的第二個步驟了。[29] 當然這些認定標準非絕對性的準則,出版市場上的許多「自助書」作者向來是充滿創意與活潑,而突破既定的框架模式。在2008年Bergsma所發表的“Do self-help Books Help?”一文檢視了荷蘭自助書市場狀況,他根據前述四項主題將自助書分門別類,特別謹慎檢視書籍的實質內容,例如:標榜作為心理測驗或心理治療等相關書籍並不予納入「自助書」範疇,原因在於這些書籍旨趣不在於直接幫助讀者改善或治癒他們,而是提供讀者知悉何時作測驗以及該接受治療。在整體進階做法上,Bergsma又將前四項主題分成兩大理論導向之類型:「問題聚焦」(problem-focused)與「成長取向」(growth-oriented),以及其他介於兩者之混合型態;前述「個人成長」或「身份認同」主題類較傾向於「成長取向」理論,而應付壓力、沮喪與睡眠等困擾則為「問題聚焦」之理論導向。[30]

書目療法使用的書籍通常又是哪一類的「自助書」?圖書館若實施「書目療法」是否會有前述對於「自助書」的擔憂?而身為基督教教牧人員則所推介「自助書」之選目標準又是如何?欲回答此問題,首先必須從圖書館的角度來積極回應其他人文社會領域學者的質疑;以及回頭再次探討「書目療法」的意涵、成因、應用與歷史背景。在這些因素下,透過「自助書」意義來增進我們對書目療法的理解和應用。


[1] Armando R. Favazza, “Bibliotherapy: A Critique of the Literature,” Bulletin of the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vol. 54, 2 (1966): 138.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198402/pdf/mlab00175-0058.pdf.

[2] Ibid.

[3] Steven Starker, “Do-it-yourself Therapy: The Prescription of Self-help Books by Psychologists,” Psychotherapy 25, no. 1 (Spring 1988): 146.

[4] Starker分別以San Diego與Boston/Cambridge開業之心理醫師為研究對象,資料見Steven Starker, “Do-it-yourself Therapy: The Prescription of Self-help Books by Psychologists,” Psychotherapy 25, no. 1 (Spring 1988): 143.

[5] Steven Starker, “Do-it-yourself Therapy: The Prescription of Self-help Books by Psychologists,” 144-145.

[6] 「精神動力心理治療」最主要目的在於經由心理治療促成個案對於自身內在問題的了解,進而引起外在行為之改變。相對於最常被使用的「支持性心理治療(Supportive Psychotherapy)模式,此治療則是不去揭露個案內在或潛意識裡的衝突,反而是注重鼓勵個案之防衛機轉,產生適當的防衛機轉,並維持自我強度與平衡,終至能適應外在環境。

[7] G. Halliday, “Psychological Self-Help Books – How Dangerous Are They?” Psychotherapy 28, no. 4 (Winter 1991): 679.

[8] Ibid.

[9] Ibid., 680.

[10] Alansa Bates, “Self-help or Self-hoax,” University Washington Magazine (June 1990). https://magazine.washington.edu/feature/do-self-help-books-offer-a-remedy-or-a-delusion/

[11] Gerald M. Rosen, “Guidelines for the Review of Do-It-Yourself Treatment Books,” [Editorial] in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26, no. 3 (1981): 189, cited in Susan J Adams, “Who Uses Bibliotherapy and Why? A Survey from an Underserviced Area,”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45, no. 7 (September 2000): 647.

[12]Alansa Bates, “Self-help or Self-hoax”.

[13]Ibid.

[14]Ibid.

[15]W. Brad Johnson, William L. Johnson and C. Hillman, “Toward Guidelines for Development, Evalu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hristian Self-help Materials,”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Theology 25 (1997): 341-352, cited in W. Brad Johnson and William L. Johnson, “Self-help Books Used by Religious Practitioners,” Journal of Counselling & Development 76 (Fall 1998): 465. 

[16]Dawn M. Wilson and Thomas F. Cash, “Who Reads Self-help Books?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Self-help Reading Attitudes Surve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9 (2000): 121, 125-126.

[17]Susan J Adams, “Who Uses Bibliotherapy and Why? A Survey from an Underserviced Area,”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45, no. 7 (September 2000): 647-648.

[18] Ad Bergsma, “Do Self-help Books Help?”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9 (2008): 342. https://link.springer.com/content/pdf/10.1007/s10902-006-9041-2.pdf.

[19] Porter Anderson, “NPD: ‘A Decade of Personal Exploration’ Ahead in US Self-Help Books,” January 17, 2020. https://publishingperspectives.com/2020/01/npd-sees-decade-of-personal-exploration-opening-usa-self-help-books/

[20] Paul Licherman, “Self-help Reading as a Thin Culture,”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4 (1992): 444.

[21] Ad Bergsma, “Do Self-help Books Help?”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9 (2008): 343. https://link.springer.com/content/pdf/10.1007/s10902-006-9041-2.pdf.

[22]Russell E. Glasgow and Gerald M. Rosen, “Behavioral Bibliotherapy: A Review of Self-help Behavior Therapy Manual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5, no. 1 (January 1978): 2.  

[23]Steven Starker, Oracle at the Supermarket: The American Preoccupation with Self-help Book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89), 5-6.

[24]Ad Bergsma, “Do Self-help Books Help?” .

[25] 這些調查例如:Paul Licherman, “Self-help Reading as a Thin Culture,”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4 (1992): 434-435; 以及Steven Starker, Oracle at the Supermarket: The American Preoccupation with Self-help Book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89), 8.

[26] Micki McGee, Makeover Culture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93.

[27] Steven Starker, Oracle at the Supermarket: The American Preoccupation with Self-help Books, 8.

[28] Ibid., 9-10.

[29]Ad Bergsma, “Do Self-help Books Help?”, 344.

[30]Ibid.Ad Bergsma, “Do Self-help Books Help?”, 346.

書目療法的助人技巧(下)

圖書館書目療法應用:助人歷程與技巧

「助人」(Helping)係廣泛普遍用語,因為「助人者」(Helper)提供協助,可以是各樣身份角色,亦較不涉專業證照資格(如:諮商、心理治療)。在這類名詞的使用上必須相當謹慎,即使「諮商」(counseling)一詞較常指稱服務對象是在適應上有問題但仍屬「健康」的個體;「心理治療」(psychotherapy)卻指那些有較嚴重身心病症或未解決衝突的個體。這些詞彙的差異並非有著影響成效的實質意義,反倒是「這些字詞及差異性反應的可能是地盤勢力之爭,而不是能力的差異」。[1]

接受協助的人即是「個案」(client)。「助人」可被定義為:助人者幫助個案,兩者共同合作,以個案為對象,探索其情感、使獲得洞察並從而在生活中反思與改變。由於「個案」本身是「他們自己的專家」,所以「助人歷程」並非在於希望「助人者」可以幫助解決問題,乃是期待具有改變主體性的「個案」,能與「助人者」一起合作尋求困惑問題的解決之道。我是誰?我要去哪裡?我要從我的生命中得到什麼?這些問題莫不引領個案深思問題核心。書目療法是否也能幫助讀者處理這類存在議題至何種程度?又該怎麼做?怎麼處理?

圖書館之書目療法常藉助主題式閱讀來協助個案淨化心靈、走出陰霾,此操作模式就必須留意過度主觀之主題選目所造成的偏誤。事實上,「臨床」與「發展性」書目療法的份際仍有其曖昧之處。理論上,個案尋求協助的動機通常有兩種必備情境:(1)面臨困難抉擇且感到痛苦時,以及(2)眼前痛苦大於尋求協助的痛苦時。[2] 因此,即便是對於「健康」個體的諮商,都仍屬於非發展性書目療法之服務事項。這種衝突並不突兀,但是卻凸顯了尊重專業領域並繼而虛心學習與擴展領域視野的重要性。

圖書館所提供的書目療法通常是一種自助式的閱讀行為。它的優點在於避免了個案/讀者對於尋求專人心理諮商時的尷尬和不安,例如,擔心曝光而被貼心理疾病標籤。因此,應用書目療法時,其助人目標應當鎖定在幫助個案探索及選擇他們的自我價值,必須將適當的讀物媒介給適當的讀者,這便是書目療法實施策略上必須謹守的界線。然而,在讀者身心仍稱「健康」之狀況下,如何在自助式的閱讀行為中,獲得實質的效益?由於助人者除了必須仍自我覺察,瞭解自己的內在狀況以便區別與反應個案之外,也需要具備適當的溝通與助人技巧,傳達同理、協助個案洞察事件原委,這些都屬相當積極性的做法。換言之,圖書館所提供的純粹「發展性」的書目療法,就可能難以做到關懷、探索、同理、洞察、建議等助人的各種催化技巧,而達到更為進階有實質效益的服務。

所謂「催化」(facilitating)是懂得運用好的態度與方法來幫助個案,而非單單憑恃技巧。催化條件是助人歷程所反映一種表現。與催化條件有關的概念,比如:同理、慈悲、無條件的積極尊重個案,不做主觀批評等等,而能真誠且真實的活在當下,助人者與個案共同合作。如果圖書館閱讀推廣服務僅及於強調讀者與書籍的適配性,而並不重視「諮商參與者對彼此的感受和態度,以及表達方式的一種治療關係」[3],則館內的書目療法推廣,便是始終與助人歷程技巧保持了相當大的距離。

在圖書館場域中,發展性的書目療法雖然有絕對意義與價值,但有了相當大的功能限制,很難表現出這項催化功能。因此其建置就更必須講求一套成熟的標準運作模式,避免進退失據而使管理失靈。除此外,甚至更有義務制定書目療法的倫理守則,負責任地指出何者為書目療法之必要手段與原則,以保護讀者與指引館員的實施品質及責任份際。如此方能積極地關心與宣導心理健康的相關訊息和書目,在合宜的份際之間來推廣服務,但又不致流於消極的「發展性」書目療法應用。

助人者的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即是瞭解本身的問題與狀況,不僅對自我認識與自我洞察,還有想助人的動機等,都應該掌握並覺察可能存在的偏見。這種自我覺察在本質是正向的,而且即使在倫理實務上也是必要的。[4] 因此,圖書館內所使用的書目療法即便不屬於臨床性質,但是要成為發展性的書目療法館員,仍應該有予以若干職前訓練,特別針對下列可能的自我覺察項目:(1)挑選書目療法之書目的動機與背景為何?(2)若過程中必須採介入協助,則該專責館員的個別自我覺察為何?

圖書館員相信書目療法是一項獨立的專業,而「聖經書目療法」(BBT)卻是協力的,因為後者必須保有神學的專業。然而圖書館場域,若可以保有「聖經書目療法」的應用,則它應該在助人技巧的「行動」第三階段中,才顯現出「臨床」與「發展性」書目療法的分野,也就是不必再繼續第三階段所為,不需要追蹤讀者後續改變與評估事項。「聖經書目療法」的「認同」與「淨化」前兩階段,即相當於助人三階段的個案自我「探索」階段:鼓勵表達和體驗感覺。易言之,它們的差別在於BBT是以他人(上帝)故事、教訓,而省去部分個案自己的敘事分析。BBT書目閱讀的功能(例如:從聖經教導與案例中學會解決問題),但是否足以替代(或有助於)助人三階段的「探索」?

回到書目療法的本質應用上,「探索」階段的助人技巧將成為書目療法「認同、淨化」前兩階段的一種工具手段。此時,運作BBT之專業助人者便自然可以擔負起閱讀指導的輔助功能,況且助人技巧所具備的各個階段常反覆來回應用與個案輔導中,若此,則「聖經書目療法」的神學性教導與催化者角色,自當適時出現,以補自助閱讀可能的不足處,並發揮書目療法在特定題材與場域之應用可行性。

聖經書目療法:智慧與復原力

書目療法常以事先進行選題規劃及書目編整,來協助讀者瞭解書中故事人物與事件的啟示等為目的。而在諮商助人的技巧上,則是協助個案確認所涉事件的影響,例如:感覺(失望、受挫、難過、焦慮等)、想法(回憶、盤算新舊做法等)、行為(逃避、依賴、譴責等)與經驗(受羞辱、被懷疑、被責罰等)之個別或組合的心理材料,進而鼓勵個案討論和確認事件的關係因素等。但是,書目療法若能與心理諮商的助人歷程技巧相結合,也就是再透過助人者串連該書籍選目與讀者(個案)之間,將讀者(個案)對於書中他人遭遇與自身遭遇之共同主題的領悟,進一步催化其感受、反應和經驗。則這類事先規劃綜整的書目療法選題書目似乎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了個案所隱藏的心理敘事,也就形成了助人技巧中探索情緒與問題的重要線索與依據。

        在眾多情緒現象的描述中,涉及到環境面及個人個性成熟度問題,Gerard Egan認為有所謂「社會情緒智能」(social-emotional intelligence),它是直接或間接影響個案成熟度的重要因素,因為擁有了這種社會情緒智能的成熟個體,就能做好自我瞭解、自我控制及自我管理,同時也自然善於處理人際關係的同理心和溝通;以及願意與更寬廣的世界連結。[5]

智慧

對於「社會情緒智能」一詞,Egan進一步假設它能引導人尋求較美好的人生,則其中的「智慧」(wisdom)必然是它的另一個重要面向,原因在於這樣的「智慧」可以引領進入卓越生活。[6] 「智慧」向來是許多人樂意分享與解釋的名詞,「智慧」的特質依據Robert Sternberg之見解可能包含了許多特質,像是:自覺與成熟度、生命責任與目標知識、文化制約的理解、對人際互動的洞察力、洞察情境的能力並理解事務背後意義、洞察各種因素之間關係的能力,以及對生活信仰面向的理解能力等等特質。[7]

        以上種種智慧的特質多多少少涉獵了心靈層次,而且明白展現了宗教信仰的積極力量。智慧是一種展現於心智上的優秀技能,也是一種現實與理想之間的橋樑。然而,《聖經》中的智慧,更是必須連結於 神,因為經上說「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先是清潔,後是和平,溫良柔順,滿有憐憫,多結善果,沒有偏見,沒有假冒」(雅各書3:17)。且從心理諮商的角度而言,經文不斷提醒人們保持心靈的純正,有正確的人際關係必不致引起紛爭,要致力和睦關係,並有耐性來尊重他人感受,多用同理心來理解有困擾的人事,而樂於協助與饒恕,誠實面對自己,不偏袒也不徇私,如此將可使需要的人獲得協助而恢復健康。

復原力

哀傷受挫的人其實最渴望的仍是期待改變這些不堪,他們即使在絕望下實際仍期待獲得復原力(resilience),只是不曉得該從何處得著這幫助。復原力通常被定義為人類在遭逢人生重大苦難與創傷而內心感到悲苦哀傷之壓力下,依然可以克服困境且成具的一種生活調適能力。有學者也將這些復原力再細分成兩類:結果復原力(outcome resilience)與過程復原力(process resilience);前者意謂著有能力回到先前未遭遇困境時的狀況,後者則代表可以處理「正常」生活部分時的種種持續努力。[8]

就「聖經書目療法」(BBT)在「復原力」的應用而言,無疑地是指個案勝過了自身的處境。換言之,BBT的過程復原力乃是持續在信仰上的信靠。因為勝了這世界的唯有信心,「因為凡從 神生的,就勝過世界;使我們勝了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約翰一書5:4)。然而,聽似容易,做卻又談何容易?信主的人有很大的誘惑與挑戰,特別是信靠看不見的 神,又飽受世人奚落。

哀傷的人若相信「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知識的確據」(希伯來書11:1),如此,同樣也就會牢記「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是永遠的」(哥林多後書4:18),而受到安慰。人要在基督裡誇勝,必定要有十足的信心。耶穌說:「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翰福音16:33b),哀傷的個案如果能如同經文大聲宣告這樣的信心,則他/她就已經是充滿了復原力了。 BBT之所以不同於一般的書目療法,便在於BBT更容易引領人在逆境中,藉著信心與恩典,也就是福音,來拯救失喪的靈魂,好讓靈魂不死。助人者該協助每一位個案來發現自己所存在的復原力,即使這個案尚不信主,但運用BBT的助人者,他/她是更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靈魂該勝過處境,而恩典高於意志。唯有這樣的情操,在陪同與等待中,讓哀傷的個案回到原來所屬的平安裡。


[1]Clara E. Hill,助人技巧:探索、洞察與行動的催化,五版,林美珠與田秀蘭譯(台北市:學富文化,2021),5。

[2]A. E. Gross and P. A. McMullen, “Models of the help-seeking process,” in Depaulo B., Nadler A. and Fisher J. D. eds., New Directions in Helping, Vol. 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3): 45-70, quoted in Clara E. Hill,助人技巧:探索、洞察與行動的催化,五版,林美珠與田秀蘭譯(台北市:學富文化,2021),11。

[3]Clara E. Hill,助人技巧:探索、洞察與行動的催化,五版,林美珠與田秀蘭譯(台北市:學富文化,2021),37。

[4]同上註,54。

[5]Gerard Egan,助人歷程與技巧,二版,鍾瑞麗譯(台北市:新加坡商聖智學習,2012),13-15。

[6] 同上註,16。

[7]R. J. Sternberg, “Wisdom and Its Relations to Intelligence and Creativity,”in R. J. Sternberg (Ed.), Wisdom: Its Natur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42-159, quoted in Gerard Egan,助人歷程與技巧,二版,鍾瑞麗譯(台北市:新加坡商聖智學習,2012),16-17。

[8]M. Holaday and R. W. McPhearson, “Resilience and Severe Burns,”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75, 345-356, quoted in Gerard Egan,助人歷程與技巧,二版,鍾瑞麗譯(台北市:新加坡商聖智學習,2012),160。

心靈相契:聖經書目療法與講道講章

邱炯友


前言

由於「聖經書目療法」在閱讀、分享與指導之實施過程中,藉著聖經或選介的相關讀物來幫助心靈受傷的讀者,因此在經過認同、淨化、領悟三階段的心理歷程時,不免因為題材的特殊性,而透露許多「神學」意涵與教導,以便協助讀者適切地瞭解閱讀內容,並適時地傳達關懷與支持。換言之,「聖經書目療法」可能較一般的書目療法更需要借助額外的指導協助,不論是編輯教材、讀書會,以及專人閱讀指導等等皆是有意義性的附屬活動。如此一來,便也有可能產生另外一種情境:當「聖經書目療法」活動涉及這些額外的協助,因而更易產生某種「教導」功能,這時就增添了許多類似牧者「講道」的特質。

神學性的講道

「聖經書目療法」內容是否必須具備「神學性」,總是以神為基礎?這是極為核心的提問與思辨過程:若不以神學性為基礎,則以《聖經》作為書目,又有何意義?但若一但過於強調其「神學性」則又與「講道」(preaching)何異?則還需要「聖經書目療法」?企圖解決以上這些疑問,研究者或使用者必須:

  1. 能分辨「聖經書目療法」與講道的異同,並且強化「聖經書目療法」的內涵與操作模式;或者
  2. 能將「聖經書目療法」細分形式等級類別,使其分別具備不同屬性的閱讀書目或教材(例如:針對信徒的神學內容、非信徒與一般性的閱讀素材等兩類別)。

「聖經書目療法」與「講道」都注重後續的生活應用性,畢竟讀者對於閱讀所產生的「領悟」必須實踐在生活應用與態度上才是有效的療癒,而兩者差異乃是在手段與目的性之互為運用,並且因著不同閱聽者而顯差異。事實上,「聖經書目療法」當然不能等同於「講道」。教會牧者對於「講道」主題之選擇都充分呈現了主題式的中心思想,也常常配合特定節期意義,適時以天時地利人和的議題來準備講章。然而,「聖經書目療法」,一如前言所述,因它的題材特殊性常必須再仰賴更明確的輔助教導,才有助於讓讀者深切領悟並改變行為反應,因此將此特性連結到「講道」所必備的講章時,我們就必須再度思考「聖經書目療法」與「講道」(或講道之講章)之間的差異問題。

講章應該出自聖經的經文

論及教牧神職人員所做之「講道」,鍾馬田(David Martyn)認為「講章應該出自聖經的經文」,並且應該視場合選擇講題出處,正式的「講道訊息必須直接源自聖經,而不是出自人工的架構」,如此才可確保講道的正確性;至於非直接取自聖經的課程教導訊息,則可以讓聽眾自己閱讀與學習,再予進行小組討論。[1] 此外,鍾馬田也強調講道之講章內容必須持守並維護「聖靈的自由」,應該禱告並尋求聖靈的引導。[2] 「講道」不見得總是一定要以系列的方式呈現,仍由聖靈來帶領所該傳講的信息。因此,BBT的教材準備與「講道與講章」各有異同之處,BBT可以有更大彈性來選擇主題,BBT的對象是各樣的讀者受眾,雖然或許有著「引人遇見神」的期待,但也不應將此期待奉為圭臬,而無視時機與對象差異;更何況BBT的書目選擇與教材編撰乃是事先預備的,即使有聖靈的感動,但仍不應置其於「講道」的基礎與規格之上。

周聯華牧師:「講道的開始,進行中和終結,都應該是在祈禱中,這是講道的『開步走』…」[3]。BBT的指導協助者是否也應該如此?在進行輔助教導中,帶領禱告?

講道的「中心思想」並非是書目療法之充要條件

「充分且必要」(Sufficiency & Necessity)的意義:如圖一所示,就A而言,能擁有紫色區雖是「足夠」(也不錯,因為又多了B的部分加入),但不是非得「必要」;事實上,A必須要在紫色區有A存在的部分才可以完整、沒有缺陷,因為成為紫色區並非是A變「足夠」的條件。對此,且將A 比擬作「聖經書目療法」;B則為牧者的講道與講章。這就說明了兩者間之微妙關係了。

「講道必須始終是神學性的」,但BBT也不是專門用來處在「屬靈」的問題,若閱聽人並非基督徒,他們與上帝缺乏正確的關係,則仍難以解決「問題」。。

BBT與講道:共同的理想在於 —  領悟、(悔改)、應用;也就是信息中有福音、救恩、教導與實踐。BBT與講道也都涵蓋了這些信息於其中,但兩者都無法必定會達成理想目標:使受眾 領悟、(悔改)、應用。「講道」之講章內容是解釋聖經的信息與意思,例如:神的應許與拯救;但BBT不絕對在有效地「傳達上帝的話」,但仍在藉由「上帝的話」(道)來影響一直在等待 祂 的人。若將目的與意義兩相結合,則BBT與講道(或講章)兩者勢必是殊途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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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鍾馬田以聖經與教會系統性的教條(例如:要理問答)兩者為例,說明講道取材的差異。見鍾馬田(David Martyn Lloyd-Jones),講道與講道的人,夏蔚譯(South Pasadena, CA: 美國麥種傳道會,2015),212-213。

[2] 鍾馬田(David Martyn Lloyd-Jones),講道與講道的人,夏蔚譯(South Pasadena, CA: 美國麥種傳道會,2015),214。

[3] 周聯華。新編講道法,新北市:台灣基督教文藝,2013。308。

圖一 A與B交集下的充要條件

書目療法的助人技巧 (上)

  • 邱炯友

前言

處於圖書館資訊服務架構下的「書目療法」應用,通常都被設限在發展性(而非臨床性)的規模範疇,其主要原因不外乎假定了圖書館員不具備專業的心理諮商輔導資格;而這也就是圖書資訊學研究與教學環境中常遭遇到的困境之一,因為若嘗試要求大學圖資學系能聘有具備心理諮商資格之師資將顯得極不切實際,這除了考量教研人才之可遇不可求之外,更因為圖資學課程多元,在科技應用與跨科際整合課程的增加情形下,使得系所課程規劃與學位畢業學分數的配當更形窘迫。然而,既有的圖資學課程中,往往為了強化某專業學科的應用性,在取得系所課程發展的一致認同後,開設非本科傳統專業的特定課程,例如:著作權與授權、數位學習等,更遑論眾多的資訊科技相關課程了。換言之,「書目療法」課程在眾多圖資學相關系所裡未被列為必要課程,但並非表示其重要性不足,而可能是受限於師資以及若干觀念,譬如:學科相關性與細分議題之延展性等思維。如果將傳統課程中的「閱讀研究」、「讀者服務」(含「圖書館推廣服務與行銷」、「參考資訊與服務」等)視為課程大架構,則「書目療法」便是細分下的特定子議題。

不論是圖書資訊學若涵蓋了「書目療法」專業領域;或者圖書資訊學相關系所開設了「書目療法」專業課程,在意義上有不同程度的差異。前者已形成學門共識有利於全面深化研究與教學,後者端賴各個相關系所現況和需求來活化所屬系所特色;但是兩者依然存在共同的問題,那便是回到根本的爭議:發展性書目療法 vs. 臨床性書目療法。當實務界的圖書館與學術界的圖資學都將「書目療法」限縮在發展性的範疇內,其目的不僅是一種追求安全穩定的自我約束關係,但同時也可能產生一種另類困局,反將學門的實務應用與學術發展降低至淺層而無法進階深耕的僵局之中。在此僵局下,「書目療法」可能流於參考服務架構下的書目整理與推介,或是像圖書資訊策展般、或「讀書會」協辦的角色功能,相較於圖資學門的IT與新科技、新興議題延展性,這種設限傾向雖然滿足了某種現實因素,卻無疑宣告了「書目療法」在圖資學門的有限應用,無助於此學科的擴展與服務。

基於以上的論點,嘗試將「書目療法」訓練再積極地往前推展,使其在許多「助人的技巧」上有更大的裝備,將是「書目療法」在圖資領域應用上可以深究思考的問題。不論在學院課程下的學習,或圖書館場域中的應用,若我們對於「書目療法」可以有更精進的認識和學習,即使不必要具備諮商輔導證照,但是在相關技巧與知識的學習瞭解下,習得多些相關的「助人技巧」,不僅助人也助己,也無疑更有助於專業的周延,以及提升服務品質,贏得更多的尊重。

以助人技巧銜續書目療法

如果圖書館書目療法在閱讀服務之提供上,仍必須有目標性,就像圖書館資訊服務一樣,總要訂立目標甚至是KPI的達成率,以便評估檢討業務成效時;則同樣將「聖經書目療法」(BBT)應用加以檢視它的實質意義,以備理論架構與實務步驟之建立,就更有其必要性了。在助人關係上,我們常將生活遭逢困境並主動尋求協助的人稱作「個案」或「案主」,然而在圖書館場域裡,或許仍將此稱謂喚作「讀者」或「參與式讀者」(participatory patron)。這樣的讀者並非屬於行為不當而干擾館務正常運作的「問題讀者」(problem patron)。[1] 在此「參與式讀者」可以泛指遇到個人生活危機與困擾而感到挫折、哀傷與懷疑,因而尋求閱讀協助的讀者。書目療法與BBT在理論基礎上一致,但在手段應用與目的上,仍有不同。故實施BBT仍然應先釐清問題:

(1)圖書館或閱讀指導者已充分備妥相關書目療法書目給讀者,何種情境可將一般的書目療法轉至BBT服務;

(2)何種圖書館與館員角色才需要掌握讀者的閱讀狀況,並設定界線而適時提供轉介服務;

(3)提供書目療法乃至BBT的主要歷程與目標為何?

在圖書館事業的發展上,近年來許多先進國家已有愈來愈多的公共圖書館提供社工人員(social workers)從事心理健康諮詢與轉介服務,圖書館已不僅僅是社會體系的一環,更是社會教育與社會福利工作的重要資源站也已日漸成熟。[2]因此,圖書館書目療法的服務價值也就顯而易見。此外,回歸書目療法之本質,不論是負責書目療法或者是BBT的館員(或志工)都應該被視為諮商助人的「支持團體」之成員,藉由這樣的期許來形塑一個更為友善關懷的圖書館環境。然而,在「助人歷程與技巧」的教導上,都在在提醒:助人的目的並非幫個案解決問題,而是在切實幫助遭逢困擾的個案能更為有效地管理問題,甚至是超越這些問題的困境,進而把握新的人生契機。[3] 很顯然地,BBT不論在理論與實務上更是如此。

圖一所示,我們所知書目療法之歷程常被分成三個標準進程:Identification (認同、支持) 、Catharsis (情感宣洩、精神淨化) 與 Insight (領悟)。若再參照Clara Hill統整出的諮商助人技巧:探索(exploration)、洞察(insight)、行動(action)等三階段模式,從兩者間各自互動進程就可辨析出可合作的進階關係。發展性的書目療法是藉著解題書目與著作本身來協助讀者(或閱聽人)來抒解情緒的壓力和找回「失落」,其中是否涉及圖書館員的「指導」又或「如何指導」,總有一定的界線在於指出「發展性」與「臨床性」的差異。

圖ㄧ 書目療法與助人技巧之三進程

由於書目療法先期已透過閱讀來認同情境(例如:故事中的主角、處境、結局等),因此,讀者所得到的淨化與領悟作用皆是借鏡於他人的經驗與成長,而轉化成讀者自己的應用與改變;然而,諮商的助人技巧則為由助人者協助個案共同探索個案自身所遭遇的難題。嘗試將書目療法銜接助人技巧所呈現的三階段整合模式(見圖二),就可瞭解圖書館員若具備適當的「助人技巧」知識與訓練,將足以更進階幫助讀者在閱讀之後的參與式討論和輔導,這種參與式討論是由學科(專業)館員與讀者(前稱「參與式讀者」)共同組成的進階閱讀活動,也就是結合了書目療法與助人技巧的訓練,在已受相關基礎訓練的專業館員協助下,讓讀者(此即轉為所謂「個案」)自願參與進階討論,並在聲明不涉專業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的情境下,進行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在本質上仍謹守非臨床性的界線,卻又比所謂的「發展性書目療法」有更實質的服務效益。

圖二 書目療法銜續助人技巧階段

圖書館館員可以是一名稱職的助人者(helper),特別是假以時日並輔以特別的專門訓練學習。Clara Hill認為「助人」是個較為廣泛與普通的用語,可被界定成:

一個人幫助另一個人探索其情感、獲得洞察,並在他或她的生活中做改變;助人者與個案一起工作已獲得這樣的結果。這過程並不是如同生病的人去看醫生般希望專家可以將問題解決,而是一人(個案—個案是他們自己的專家,並可以有選擇改變的主體性)向另一人(助人者—有著常人的缺點,作為迴聲板)對生活問題尋求諮商的合作。[4]

從圖二可窺得同樣的「領悟/洞察」階段中,透過適當與進階的閱讀指導,也就是銜續具備助人技巧的服務功能,將有助於更順利地進展到下一個「行動階段」,好讓讀者能有真正認清問題並妥善尋求改變的契機。雖然延伸進階到此「行動階段」有可能需要更多的諮商專業之涉入,也就有更大的可能性逾越了「發展性」之份際而進入「臨床性」的界線。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在讀者閱讀啟發了淨化,並進而產生領悟時,若能趁時輔以若干助人的口語技巧,懂得傾聽、鼓勵以及自我覺察,這種有意義的助人關係無疑地值得圖書館員深思,特別是在這個圖書館服務多元化的時代裡,仰賴社工人員的參與介入已成不爭的事實。

臨床或發展性對於圖書館的書目療法應用,不該成為永遠的參孫髮綹或孫悟空緊箍圈。圖書館書目療法適當融入「助人技巧」知識,將會使圖書館服務有更大的影響力量與成長。


[1]通常問題讀者「在圖書館中出現違反館規、 法律、社會道德規範或干擾他人,甚至實際傷害或可能威脅同一場所中其他人的行為,致使其他讀者或館員產生負面感受,以致影響一般讀者、館員及正常的館務運作者」。資料見 陳書梅,「公共圖書館讀者服務館員面對問題讀者之因應方式研究:從情緒勞務的層面探討」,圖書資訊學研究 11卷,1期(2016年12月):4,https://www.lac.org.tw/sites/default/files/field_files/publish/attach227.pdf

[2]Elizabeth A. Wahler, Mary A. Provence, John Helling, and Michael A. Williams, “The Changing Role of Libraries: How Social Workers Can Help,” Families in Society: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Social Services 2020, Vol. 101(1), 34–43.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pdf/10.1177/1044389419850707.

[3]Gerard Egan,助人歷程與技巧,二版,鍾瑞麗譯(台北市:新加坡商聖智學習,2012),7。

[4]Clara E. Hill,助人技巧:探索、洞察與行動的催化,五版,林美珠與田秀蘭譯(台北市:學富文化,2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