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目療法的助人技巧(下)

圖書館書目療法應用:助人歷程與技巧

「助人」(Helping)係廣泛普遍用語,因為「助人者」(Helper)提供協助,可以是各樣身份角色,亦較不涉專業證照資格(如:諮商、心理治療)。在這類名詞的使用上必須相當謹慎,即使「諮商」(counseling)一詞較常指稱服務對象是在適應上有問題但仍屬「健康」的個體;「心理治療」(psychotherapy)卻指那些有較嚴重身心病症或未解決衝突的個體。這些詞彙的差異並非有著影響成效的實質意義,反倒是「這些字詞及差異性反應的可能是地盤勢力之爭,而不是能力的差異」。[1]

接受協助的人即是「個案」(client)。「助人」可被定義為:助人者幫助個案,兩者共同合作,以個案為對象,探索其情感、使獲得洞察並從而在生活中反思與改變。由於「個案」本身是「他們自己的專家」,所以「助人歷程」並非在於希望「助人者」可以幫助解決問題,乃是期待具有改變主體性的「個案」,能與「助人者」一起合作尋求困惑問題的解決之道。我是誰?我要去哪裡?我要從我的生命中得到什麼?這些問題莫不引領個案深思問題核心。書目療法是否也能幫助讀者處理這類存在議題至何種程度?又該怎麼做?怎麼處理?

圖書館之書目療法常藉助主題式閱讀來協助個案淨化心靈、走出陰霾,此操作模式就必須留意過度主觀之主題選目所造成的偏誤。事實上,「臨床」與「發展性」書目療法的份際仍有其曖昧之處。理論上,個案尋求協助的動機通常有兩種必備情境:(1)面臨困難抉擇且感到痛苦時,以及(2)眼前痛苦大於尋求協助的痛苦時。[2] 因此,即便是對於「健康」個體的諮商,都仍屬於非發展性書目療法之服務事項。這種衝突並不突兀,但是卻凸顯了尊重專業領域並繼而虛心學習與擴展領域視野的重要性。

圖書館所提供的書目療法通常是一種自助式的閱讀行為。它的優點在於避免了個案/讀者對於尋求專人心理諮商時的尷尬和不安,例如,擔心曝光而被貼心理疾病標籤。因此,應用書目療法時,其助人目標應當鎖定在幫助個案探索及選擇他們的自我價值,必須將適當的讀物媒介給適當的讀者,這便是書目療法實施策略上必須謹守的界線。然而,在讀者身心仍稱「健康」之狀況下,如何在自助式的閱讀行為中,獲得實質的效益?由於助人者除了必須仍自我覺察,瞭解自己的內在狀況以便區別與反應個案之外,也需要具備適當的溝通與助人技巧,傳達同理、協助個案洞察事件原委,這些都屬相當積極性的做法。換言之,圖書館所提供的純粹「發展性」的書目療法,就可能難以做到關懷、探索、同理、洞察、建議等助人的各種催化技巧,而達到更為進階有實質效益的服務。

所謂「催化」(facilitating)是懂得運用好的態度與方法來幫助個案,而非單單憑恃技巧。催化條件是助人歷程所反映一種表現。與催化條件有關的概念,比如:同理、慈悲、無條件的積極尊重個案,不做主觀批評等等,而能真誠且真實的活在當下,助人者與個案共同合作。如果圖書館閱讀推廣服務僅及於強調讀者與書籍的適配性,而並不重視「諮商參與者對彼此的感受和態度,以及表達方式的一種治療關係」[3],則館內的書目療法推廣,便是始終與助人歷程技巧保持了相當大的距離。

在圖書館場域中,發展性的書目療法雖然有絕對意義與價值,但有了相當大的功能限制,很難表現出這項催化功能。因此其建置就更必須講求一套成熟的標準運作模式,避免進退失據而使管理失靈。除此外,甚至更有義務制定書目療法的倫理守則,負責任地指出何者為書目療法之必要手段與原則,以保護讀者與指引館員的實施品質及責任份際。如此方能積極地關心與宣導心理健康的相關訊息和書目,在合宜的份際之間來推廣服務,但又不致流於消極的「發展性」書目療法應用。

助人者的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即是瞭解本身的問題與狀況,不僅對自我認識與自我洞察,還有想助人的動機等,都應該掌握並覺察可能存在的偏見。這種自我覺察在本質是正向的,而且即使在倫理實務上也是必要的。[4] 因此,圖書館內所使用的書目療法即便不屬於臨床性質,但是要成為發展性的書目療法館員,仍應該有予以若干職前訓練,特別針對下列可能的自我覺察項目:(1)挑選書目療法之書目的動機與背景為何?(2)若過程中必須採介入協助,則該專責館員的個別自我覺察為何?

圖書館員相信書目療法是一項獨立的專業,而「聖經書目療法」(BBT)卻是協力的,因為後者必須保有神學的專業。然而圖書館場域,若可以保有「聖經書目療法」的應用,則它應該在助人技巧的「行動」第三階段中,才顯現出「臨床」與「發展性」書目療法的分野,也就是不必再繼續第三階段所為,不需要追蹤讀者後續改變與評估事項。「聖經書目療法」的「認同」與「淨化」前兩階段,即相當於助人三階段的個案自我「探索」階段:鼓勵表達和體驗感覺。易言之,它們的差別在於BBT是以他人(上帝)故事、教訓,而省去部分個案自己的敘事分析。BBT書目閱讀的功能(例如:從聖經教導與案例中學會解決問題),但是否足以替代(或有助於)助人三階段的「探索」?

回到書目療法的本質應用上,「探索」階段的助人技巧將成為書目療法「認同、淨化」前兩階段的一種工具手段。此時,運作BBT之專業助人者便自然可以擔負起閱讀指導的輔助功能,況且助人技巧所具備的各個階段常反覆來回應用與個案輔導中,若此,則「聖經書目療法」的神學性教導與催化者角色,自當適時出現,以補自助閱讀可能的不足處,並發揮書目療法在特定題材與場域之應用可行性。

聖經書目療法:智慧與復原力

書目療法常以事先進行選題規劃及書目編整,來協助讀者瞭解書中故事人物與事件的啟示等為目的。而在諮商助人的技巧上,則是協助個案確認所涉事件的影響,例如:感覺(失望、受挫、難過、焦慮等)、想法(回憶、盤算新舊做法等)、行為(逃避、依賴、譴責等)與經驗(受羞辱、被懷疑、被責罰等)之個別或組合的心理材料,進而鼓勵個案討論和確認事件的關係因素等。但是,書目療法若能與心理諮商的助人歷程技巧相結合,也就是再透過助人者串連該書籍選目與讀者(個案)之間,將讀者(個案)對於書中他人遭遇與自身遭遇之共同主題的領悟,進一步催化其感受、反應和經驗。則這類事先規劃綜整的書目療法選題書目似乎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了個案所隱藏的心理敘事,也就形成了助人技巧中探索情緒與問題的重要線索與依據。

        在眾多情緒現象的描述中,涉及到環境面及個人個性成熟度問題,Gerard Egan認為有所謂「社會情緒智能」(social-emotional intelligence),它是直接或間接影響個案成熟度的重要因素,因為擁有了這種社會情緒智能的成熟個體,就能做好自我瞭解、自我控制及自我管理,同時也自然善於處理人際關係的同理心和溝通;以及願意與更寬廣的世界連結。[5]

智慧

對於「社會情緒智能」一詞,Egan進一步假設它能引導人尋求較美好的人生,則其中的「智慧」(wisdom)必然是它的另一個重要面向,原因在於這樣的「智慧」可以引領進入卓越生活。[6] 「智慧」向來是許多人樂意分享與解釋的名詞,「智慧」的特質依據Robert Sternberg之見解可能包含了許多特質,像是:自覺與成熟度、生命責任與目標知識、文化制約的理解、對人際互動的洞察力、洞察情境的能力並理解事務背後意義、洞察各種因素之間關係的能力,以及對生活信仰面向的理解能力等等特質。[7]

        以上種種智慧的特質多多少少涉獵了心靈層次,而且明白展現了宗教信仰的積極力量。智慧是一種展現於心智上的優秀技能,也是一種現實與理想之間的橋樑。然而,《聖經》中的智慧,更是必須連結於 神,因為經上說「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先是清潔,後是和平,溫良柔順,滿有憐憫,多結善果,沒有偏見,沒有假冒」(雅各書3:17)。且從心理諮商的角度而言,經文不斷提醒人們保持心靈的純正,有正確的人際關係必不致引起紛爭,要致力和睦關係,並有耐性來尊重他人感受,多用同理心來理解有困擾的人事,而樂於協助與饒恕,誠實面對自己,不偏袒也不徇私,如此將可使需要的人獲得協助而恢復健康。

復原力

哀傷受挫的人其實最渴望的仍是期待改變這些不堪,他們即使在絕望下實際仍期待獲得復原力(resilience),只是不曉得該從何處得著這幫助。復原力通常被定義為人類在遭逢人生重大苦難與創傷而內心感到悲苦哀傷之壓力下,依然可以克服困境且成具的一種生活調適能力。有學者也將這些復原力再細分成兩類:結果復原力(outcome resilience)與過程復原力(process resilience);前者意謂著有能力回到先前未遭遇困境時的狀況,後者則代表可以處理「正常」生活部分時的種種持續努力。[8]

就「聖經書目療法」(BBT)在「復原力」的應用而言,無疑地是指個案勝過了自身的處境。換言之,BBT的過程復原力乃是持續在信仰上的信靠。因為勝了這世界的唯有信心,「因為凡從 神生的,就勝過世界;使我們勝了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約翰一書5:4)。然而,聽似容易,做卻又談何容易?信主的人有很大的誘惑與挑戰,特別是信靠看不見的 神,又飽受世人奚落。

哀傷的人若相信「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知識的確據」(希伯來書11:1),如此,同樣也就會牢記「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是永遠的」(哥林多後書4:18),而受到安慰。人要在基督裡誇勝,必定要有十足的信心。耶穌說:「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翰福音16:33b),哀傷的個案如果能如同經文大聲宣告這樣的信心,則他/她就已經是充滿了復原力了。 BBT之所以不同於一般的書目療法,便在於BBT更容易引領人在逆境中,藉著信心與恩典,也就是福音,來拯救失喪的靈魂,好讓靈魂不死。助人者該協助每一位個案來發現自己所存在的復原力,即使這個案尚不信主,但運用BBT的助人者,他/她是更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靈魂該勝過處境,而恩典高於意志。唯有這樣的情操,在陪同與等待中,讓哀傷的個案回到原來所屬的平安裡。


[1]Clara E. Hill,助人技巧:探索、洞察與行動的催化,五版,林美珠與田秀蘭譯(台北市:學富文化,2021),5。

[2]A. E. Gross and P. A. McMullen, “Models of the help-seeking process,” in Depaulo B., Nadler A. and Fisher J. D. eds., New Directions in Helping, Vol. 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3): 45-70, quoted in Clara E. Hill,助人技巧:探索、洞察與行動的催化,五版,林美珠與田秀蘭譯(台北市:學富文化,2021),11。

[3]Clara E. Hill,助人技巧:探索、洞察與行動的催化,五版,林美珠與田秀蘭譯(台北市:學富文化,2021),37。

[4]同上註,54。

[5]Gerard Egan,助人歷程與技巧,二版,鍾瑞麗譯(台北市:新加坡商聖智學習,2012),13-15。

[6] 同上註,16。

[7]R. J. Sternberg, “Wisdom and Its Relations to Intelligence and Creativity,”in R. J. Sternberg (Ed.), Wisdom: Its Natur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42-159, quoted in Gerard Egan,助人歷程與技巧,二版,鍾瑞麗譯(台北市:新加坡商聖智學習,2012),16-17。

[8]M. Holaday and R. W. McPhearson, “Resilience and Severe Burns,”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75, 345-356, quoted in Gerard Egan,助人歷程與技巧,二版,鍾瑞麗譯(台北市:新加坡商聖智學習,2012),160。

心靈相契:聖經書目療法與講道講章

邱炯友


前言

由於「聖經書目療法」在閱讀、分享與指導之實施過程中,藉著聖經或選介的相關讀物來幫助心靈受傷的讀者,因此在經過認同、淨化、領悟三階段的心理歷程時,不免因為題材的特殊性,而透露許多「神學」意涵與教導,以便協助讀者適切地瞭解閱讀內容,並適時地傳達關懷與支持。換言之,「聖經書目療法」可能較一般的書目療法更需要借助額外的指導協助,不論是編輯教材、讀書會,以及專人閱讀指導等等皆是有意義性的附屬活動。如此一來,便也有可能產生另外一種情境:當「聖經書目療法」活動涉及這些額外的協助,因而更易產生某種「教導」功能,這時就增添了許多類似牧者「講道」的特質。

神學性的講道

「聖經書目療法」內容是否必須具備「神學性」,總是以神為基礎?這是極為核心的提問與思辨過程:若不以神學性為基礎,則以《聖經》作為書目,又有何意義?但若一但過於強調其「神學性」則又與「講道」(preaching)何異?則還需要「聖經書目療法」?企圖解決以上這些疑問,研究者或使用者必須:

  1. 能分辨「聖經書目療法」與講道的異同,並且強化「聖經書目療法」的內涵與操作模式;或者
  2. 能將「聖經書目療法」細分形式等級類別,使其分別具備不同屬性的閱讀書目或教材(例如:針對信徒的神學內容、非信徒與一般性的閱讀素材等兩類別)。

「聖經書目療法」與「講道」都注重後續的生活應用性,畢竟讀者對於閱讀所產生的「領悟」必須實踐在生活應用與態度上才是有效的療癒,而兩者差異乃是在手段與目的性之互為運用,並且因著不同閱聽者而顯差異。事實上,「聖經書目療法」當然不能等同於「講道」。教會牧者對於「講道」主題之選擇都充分呈現了主題式的中心思想,也常常配合特定節期意義,適時以天時地利人和的議題來準備講章。然而,「聖經書目療法」,一如前言所述,因它的題材特殊性常必須再仰賴更明確的輔助教導,才有助於讓讀者深切領悟並改變行為反應,因此將此特性連結到「講道」所必備的講章時,我們就必須再度思考「聖經書目療法」與「講道」(或講道之講章)之間的差異問題。

講章應該出自聖經的經文

論及教牧神職人員所做之「講道」,鍾馬田(David Martyn)認為「講章應該出自聖經的經文」,並且應該視場合選擇講題出處,正式的「講道訊息必須直接源自聖經,而不是出自人工的架構」,如此才可確保講道的正確性;至於非直接取自聖經的課程教導訊息,則可以讓聽眾自己閱讀與學習,再予進行小組討論。[1] 此外,鍾馬田也強調講道之講章內容必須持守並維護「聖靈的自由」,應該禱告並尋求聖靈的引導。[2] 「講道」不見得總是一定要以系列的方式呈現,仍由聖靈來帶領所該傳講的信息。因此,BBT的教材準備與「講道與講章」各有異同之處,BBT可以有更大彈性來選擇主題,BBT的對象是各樣的讀者受眾,雖然或許有著「引人遇見神」的期待,但也不應將此期待奉為圭臬,而無視時機與對象差異;更何況BBT的書目選擇與教材編撰乃是事先預備的,即使有聖靈的感動,但仍不應置其於「講道」的基礎與規格之上。

周聯華牧師:「講道的開始,進行中和終結,都應該是在祈禱中,這是講道的『開步走』…」[3]。BBT的指導協助者是否也應該如此?在進行輔助教導中,帶領禱告?

講道的「中心思想」並非是書目療法之充要條件

「充分且必要」(Sufficiency & Necessity)的意義:如圖一所示,就A而言,能擁有紫色區雖是「足夠」(也不錯,因為又多了B的部分加入),但不是非得「必要」;事實上,A必須要在紫色區有A存在的部分才可以完整、沒有缺陷,因為成為紫色區並非是A變「足夠」的條件。對此,且將A 比擬作「聖經書目療法」;B則為牧者的講道與講章。這就說明了兩者間之微妙關係了。

「講道必須始終是神學性的」,但BBT也不是專門用來處在「屬靈」的問題,若閱聽人並非基督徒,他們與上帝缺乏正確的關係,則仍難以解決「問題」。。

BBT與講道:共同的理想在於 —  領悟、(悔改)、應用;也就是信息中有福音、救恩、教導與實踐。BBT與講道也都涵蓋了這些信息於其中,但兩者都無法必定會達成理想目標:使受眾 領悟、(悔改)、應用。「講道」之講章內容是解釋聖經的信息與意思,例如:神的應許與拯救;但BBT不絕對在有效地「傳達上帝的話」,但仍在藉由「上帝的話」(道)來影響一直在等待 祂 的人。若將目的與意義兩相結合,則BBT與講道(或講章)兩者勢必是殊途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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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鍾馬田以聖經與教會系統性的教條(例如:要理問答)兩者為例,說明講道取材的差異。見鍾馬田(David Martyn Lloyd-Jones),講道與講道的人,夏蔚譯(South Pasadena, CA: 美國麥種傳道會,2015),212-213。

[2] 鍾馬田(David Martyn Lloyd-Jones),講道與講道的人,夏蔚譯(South Pasadena, CA: 美國麥種傳道會,2015),214。

[3] 周聯華。新編講道法,新北市:台灣基督教文藝,2013。308。

圖一 A與B交集下的充要條件

書目療法的助人技巧 (上)

  • 邱炯友

前言

處於圖書館資訊服務架構下的「書目療法」應用,通常都被設限在發展性(而非臨床性)的規模範疇,其主要原因不外乎假定了圖書館員不具備專業的心理諮商輔導資格;而這也就是圖書資訊學研究與教學環境中常遭遇到的困境之一,因為若嘗試要求大學圖資學系能聘有具備心理諮商資格之師資將顯得極不切實際,這除了考量教研人才之可遇不可求之外,更因為圖資學課程多元,在科技應用與跨科際整合課程的增加情形下,使得系所課程規劃與學位畢業學分數的配當更形窘迫。然而,既有的圖資學課程中,往往為了強化某專業學科的應用性,在取得系所課程發展的一致認同後,開設非本科傳統專業的特定課程,例如:著作權與授權、數位學習等,更遑論眾多的資訊科技相關課程了。換言之,「書目療法」課程在眾多圖資學相關系所裡未被列為必要課程,但並非表示其重要性不足,而可能是受限於師資以及若干觀念,譬如:學科相關性與細分議題之延展性等思維。如果將傳統課程中的「閱讀研究」、「讀者服務」(含「圖書館推廣服務與行銷」、「參考資訊與服務」等)視為課程大架構,則「書目療法」便是細分下的特定子議題。

不論是圖書資訊學若涵蓋了「書目療法」專業領域;或者圖書資訊學相關系所開設了「書目療法」專業課程,在意義上有不同程度的差異。前者已形成學門共識有利於全面深化研究與教學,後者端賴各個相關系所現況和需求來活化所屬系所特色;但是兩者依然存在共同的問題,那便是回到根本的爭議:發展性書目療法 vs. 臨床性書目療法。當實務界的圖書館與學術界的圖資學都將「書目療法」限縮在發展性的範疇內,其目的不僅是一種追求安全穩定的自我約束關係,但同時也可能產生一種另類困局,反將學門的實務應用與學術發展降低至淺層而無法進階深耕的僵局之中。在此僵局下,「書目療法」可能流於參考服務架構下的書目整理與推介,或是像圖書資訊策展般、或「讀書會」協辦的角色功能,相較於圖資學門的IT與新科技、新興議題延展性,這種設限傾向雖然滿足了某種現實因素,卻無疑宣告了「書目療法」在圖資學門的有限應用,無助於此學科的擴展與服務。

基於以上的論點,嘗試將「書目療法」訓練再積極地往前推展,使其在許多「助人的技巧」上有更大的裝備,將是「書目療法」在圖資領域應用上可以深究思考的問題。不論在學院課程下的學習,或圖書館場域中的應用,若我們對於「書目療法」可以有更精進的認識和學習,即使不必要具備諮商輔導證照,但是在相關技巧與知識的學習瞭解下,習得多些相關的「助人技巧」,不僅助人也助己,也無疑更有助於專業的周延,以及提升服務品質,贏得更多的尊重。

以助人技巧銜續書目療法

如果圖書館書目療法在閱讀服務之提供上,仍必須有目標性,就像圖書館資訊服務一樣,總要訂立目標甚至是KPI的達成率,以便評估檢討業務成效時;則同樣將「聖經書目療法」(BBT)應用加以檢視它的實質意義,以備理論架構與實務步驟之建立,就更有其必要性了。在助人關係上,我們常將生活遭逢困境並主動尋求協助的人稱作「個案」或「案主」,然而在圖書館場域裡,或許仍將此稱謂喚作「讀者」或「參與式讀者」(participatory patron)。這樣的讀者並非屬於行為不當而干擾館務正常運作的「問題讀者」(problem patron)。[1] 在此「參與式讀者」可以泛指遇到個人生活危機與困擾而感到挫折、哀傷與懷疑,因而尋求閱讀協助的讀者。書目療法與BBT在理論基礎上一致,但在手段應用與目的上,仍有不同。故實施BBT仍然應先釐清問題:

(1)圖書館或閱讀指導者已充分備妥相關書目療法書目給讀者,何種情境可將一般的書目療法轉至BBT服務;

(2)何種圖書館與館員角色才需要掌握讀者的閱讀狀況,並設定界線而適時提供轉介服務;

(3)提供書目療法乃至BBT的主要歷程與目標為何?

在圖書館事業的發展上,近年來許多先進國家已有愈來愈多的公共圖書館提供社工人員(social workers)從事心理健康諮詢與轉介服務,圖書館已不僅僅是社會體系的一環,更是社會教育與社會福利工作的重要資源站也已日漸成熟。[2]因此,圖書館書目療法的服務價值也就顯而易見。此外,回歸書目療法之本質,不論是負責書目療法或者是BBT的館員(或志工)都應該被視為諮商助人的「支持團體」之成員,藉由這樣的期許來形塑一個更為友善關懷的圖書館環境。然而,在「助人歷程與技巧」的教導上,都在在提醒:助人的目的並非幫個案解決問題,而是在切實幫助遭逢困擾的個案能更為有效地管理問題,甚至是超越這些問題的困境,進而把握新的人生契機。[3] 很顯然地,BBT不論在理論與實務上更是如此。

圖一所示,我們所知書目療法之歷程常被分成三個標準進程:Identification (認同、支持) 、Catharsis (情感宣洩、精神淨化) 與 Insight (領悟)。若再參照Clara Hill統整出的諮商助人技巧:探索(exploration)、洞察(insight)、行動(action)等三階段模式,從兩者間各自互動進程就可辨析出可合作的進階關係。發展性的書目療法是藉著解題書目與著作本身來協助讀者(或閱聽人)來抒解情緒的壓力和找回「失落」,其中是否涉及圖書館員的「指導」又或「如何指導」,總有一定的界線在於指出「發展性」與「臨床性」的差異。

圖ㄧ 書目療法與助人技巧之三進程

由於書目療法先期已透過閱讀來認同情境(例如:故事中的主角、處境、結局等),因此,讀者所得到的淨化與領悟作用皆是借鏡於他人的經驗與成長,而轉化成讀者自己的應用與改變;然而,諮商的助人技巧則為由助人者協助個案共同探索個案自身所遭遇的難題。嘗試將書目療法銜接助人技巧所呈現的三階段整合模式(見圖二),就可瞭解圖書館員若具備適當的「助人技巧」知識與訓練,將足以更進階幫助讀者在閱讀之後的參與式討論和輔導,這種參與式討論是由學科(專業)館員與讀者(前稱「參與式讀者」)共同組成的進階閱讀活動,也就是結合了書目療法與助人技巧的訓練,在已受相關基礎訓練的專業館員協助下,讓讀者(此即轉為所謂「個案」)自願參與進階討論,並在聲明不涉專業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的情境下,進行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在本質上仍謹守非臨床性的界線,卻又比所謂的「發展性書目療法」有更實質的服務效益。

圖二 書目療法銜續助人技巧階段

圖書館館員可以是一名稱職的助人者(helper),特別是假以時日並輔以特別的專門訓練學習。Clara Hill認為「助人」是個較為廣泛與普通的用語,可被界定成:

一個人幫助另一個人探索其情感、獲得洞察,並在他或她的生活中做改變;助人者與個案一起工作已獲得這樣的結果。這過程並不是如同生病的人去看醫生般希望專家可以將問題解決,而是一人(個案—個案是他們自己的專家,並可以有選擇改變的主體性)向另一人(助人者—有著常人的缺點,作為迴聲板)對生活問題尋求諮商的合作。[4]

從圖二可窺得同樣的「領悟/洞察」階段中,透過適當與進階的閱讀指導,也就是銜續具備助人技巧的服務功能,將有助於更順利地進展到下一個「行動階段」,好讓讀者能有真正認清問題並妥善尋求改變的契機。雖然延伸進階到此「行動階段」有可能需要更多的諮商專業之涉入,也就有更大的可能性逾越了「發展性」之份際而進入「臨床性」的界線。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在讀者閱讀啟發了淨化,並進而產生領悟時,若能趁時輔以若干助人的口語技巧,懂得傾聽、鼓勵以及自我覺察,這種有意義的助人關係無疑地值得圖書館員深思,特別是在這個圖書館服務多元化的時代裡,仰賴社工人員的參與介入已成不爭的事實。

臨床或發展性對於圖書館的書目療法應用,不該成為永遠的參孫髮綹或孫悟空緊箍圈。圖書館書目療法適當融入「助人技巧」知識,將會使圖書館服務有更大的影響力量與成長。


[1]通常問題讀者「在圖書館中出現違反館規、 法律、社會道德規範或干擾他人,甚至實際傷害或可能威脅同一場所中其他人的行為,致使其他讀者或館員產生負面感受,以致影響一般讀者、館員及正常的館務運作者」。資料見 陳書梅,「公共圖書館讀者服務館員面對問題讀者之因應方式研究:從情緒勞務的層面探討」,圖書資訊學研究 11卷,1期(2016年12月):4,https://www.lac.org.tw/sites/default/files/field_files/publish/attach227.pdf

[2]Elizabeth A. Wahler, Mary A. Provence, John Helling, and Michael A. Williams, “The Changing Role of Libraries: How Social Workers Can Help,” Families in Society: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Social Services 2020, Vol. 101(1), 34–43.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pdf/10.1177/1044389419850707.

[3]Gerard Egan,助人歷程與技巧,二版,鍾瑞麗譯(台北市:新加坡商聖智學習,2012),7。

[4]Clara E. Hill,助人技巧:探索、洞察與行動的催化,五版,林美珠與田秀蘭譯(台北市:學富文化,2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