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館書目療法應用：助人歷程與技巧
「助人」(Helping)係廣泛普遍用語，因為「助人者」(Helper)提供協助，可以是各樣身份角色，亦較不涉專業證照資格(如：諮商、心理治療）。在這類名詞的使用上必須相當謹慎，即使「諮商」(counseling)一詞較常指稱服務對象是在適應上有問題但仍屬「健康」的個體；「心理治療」(psychotherapy)卻指那些有較嚴重身心病症或未解決衝突的個體。這些詞彙的差異並非有著影響成效的實質意義，反倒是「這些字詞及差異性反應的可能是地盤勢力之爭，而不是能力的差異」。[1]
接受協助的人即是「個案」(client)。「助人」可被定義為：助人者幫助個案，兩者共同合作，以個案為對象，探索其情感、使獲得洞察並從而在生活中反思與改變。由於「個案」本身是「他們自己的專家」，所以「助人歷程」並非在於希望「助人者」可以幫助解決問題，乃是期待具有改變主體性的「個案」，能與「助人者」一起合作尋求困惑問題的解決之道。我是誰？我要去哪裡？我要從我的生命中得到什麼？這些問題莫不引領個案深思問題核心。書目療法是否也能幫助讀者處理這類存在議題至何種程度？又該怎麼做？怎麼處理？
圖書館之書目療法常藉助主題式閱讀來協助個案淨化心靈、走出陰霾，此操作模式就必須留意過度主觀之主題選目所造成的偏誤。事實上，「臨床」與「發展性」書目療法的份際仍有其曖昧之處。理論上，個案尋求協助的動機通常有兩種必備情境：(1)面臨困難抉擇且感到痛苦時，以及(2)眼前痛苦大於尋求協助的痛苦時。[2] 因此，即便是對於「健康」個體的諮商，都仍屬於非發展性書目療法之服務事項。這種衝突並不突兀，但是卻凸顯了尊重專業領域並繼而虛心學習與擴展領域視野的重要性。
圖書館所提供的書目療法通常是一種自助式的閱讀行為。它的優點在於避免了個案/讀者對於尋求專人心理諮商時的尷尬和不安，例如，擔心曝光而被貼心理疾病標籤。因此，應用書目療法時，其助人目標應當鎖定在幫助個案探索及選擇他們的自我價值，必須將適當的讀物媒介給適當的讀者，這便是書目療法實施策略上必須謹守的界線。然而，在讀者身心仍稱「健康」之狀況下，如何在自助式的閱讀行為中，獲得實質的效益？由於助人者除了必須仍自我覺察，瞭解自己的內在狀況以便區別與反應個案之外，也需要具備適當的溝通與助人技巧，傳達同理、協助個案洞察事件原委，這些都屬相當積極性的做法。換言之，圖書館所提供的純粹「發展性」的書目療法，就可能難以做到關懷、探索、同理、洞察、建議等助人的各種催化技巧，而達到更為進階有實質效益的服務。
所謂「催化」(facilitating)是懂得運用好的態度與方法來幫助個案，而非單單憑恃技巧。催化條件是助人歷程所反映一種表現。與催化條件有關的概念，比如：同理、慈悲、無條件的積極尊重個案，不做主觀批評等等，而能真誠且真實的活在當下，助人者與個案共同合作。如果圖書館閱讀推廣服務僅及於強調讀者與書籍的適配性，而並不重視「諮商參與者對彼此的感受和態度，以及表達方式的一種治療關係」[3]，則館內的書目療法推廣，便是始終與助人歷程技巧保持了相當大的距離。
在圖書館場域中，發展性的書目療法雖然有絕對意義與價值，但有了相當大的功能限制，很難表現出這項催化功能。因此其建置就更必須講求一套成熟的標準運作模式，避免進退失據而使管理失靈。除此外，甚至更有義務制定書目療法的倫理守則，負責任地指出何者為書目療法之必要手段與原則，以保護讀者與指引館員的實施品質及責任份際。如此方能積極地關心與宣導心理健康的相關訊息和書目，在合宜的份際之間來推廣服務，但又不致流於消極的「發展性」書目療法應用。
助人者的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即是瞭解本身的問題與狀況，不僅對自我認識與自我洞察，還有想助人的動機等，都應該掌握並覺察可能存在的偏見。這種自我覺察在本質是正向的，而且即使在倫理實務上也是必要的。[4] 因此，圖書館內所使用的書目療法即便不屬於臨床性質，但是要成為發展性的書目療法館員，仍應該有予以若干職前訓練，特別針對下列可能的自我覺察項目：(1)挑選書目療法之書目的動機與背景為何？(2)若過程中必須採介入協助，則該專責館員的個別自我覺察為何？
圖書館員相信書目療法是一項獨立的專業，而「聖經書目療法」(BBT)卻是協力的，因為後者必須保有神學的專業。然而圖書館場域，若可以保有「聖經書目療法」的應用，則它應該在助人技巧的「行動」第三階段中，才顯現出「臨床」與「發展性」書目療法的分野，也就是不必再繼續第三階段所為，不需要追蹤讀者後續改變與評估事項。「聖經書目療法」的「認同」與「淨化」前兩階段，即相當於助人三階段的個案自我「探索」階段：鼓勵表達和體驗感覺。易言之，它們的差別在於BBT是以他人(上帝)故事、教訓，而省去部分個案自己的敘事分析。BBT書目閱讀的功能(例如：從聖經教導與案例中學會解決問題)，但是否足以替代(或有助於)助人三階段的「探索」？
回到書目療法的本質應用上，「探索」階段的助人技巧將成為書目療法「認同、淨化」前兩階段的一種工具手段。此時，運作BBT之專業助人者便自然可以擔負起閱讀指導的輔助功能，況且助人技巧所具備的各個階段常反覆來回應用與個案輔導中，若此，則「聖經書目療法」的神學性教導與催化者角色，自當適時出現，以補自助閱讀可能的不足處，並發揮書目療法在特定題材與場域之應用可行性。
聖經書目療法：智慧與復原力
書目療法常以事先進行選題規劃及書目編整，來協助讀者瞭解書中故事人物與事件的啟示等為目的。而在諮商助人的技巧上，則是協助個案確認所涉事件的影響，例如：感覺(失望、受挫、難過、焦慮等)、想法(回憶、盤算新舊做法等)、行為(逃避、依賴、譴責等)與經驗(受羞辱、被懷疑、被責罰等)之個別或組合的心理材料，進而鼓勵個案討論和確認事件的關係因素等。但是，書目療法若能與心理諮商的助人歷程技巧相結合，也就是再透過助人者串連該書籍選目與讀者(個案)之間，將讀者(個案)對於書中他人遭遇與自身遭遇之共同主題的領悟，進一步催化其感受、反應和經驗。則這類事先規劃綜整的書目療法選題書目似乎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了個案所隱藏的心理敘事，也就形成了助人技巧中探索情緒與問題的重要線索與依據。
在眾多情緒現象的描述中，涉及到環境面及個人個性成熟度問題，Gerard Egan認為有所謂「社會情緒智能」(social-emotional intelligence)，它是直接或間接影響個案成熟度的重要因素，因為擁有了這種社會情緒智能的成熟個體，就能做好自我瞭解、自我控制及自我管理，同時也自然善於處理人際關係的同理心和溝通；以及願意與更寬廣的世界連結。[5]
智慧
對於「社會情緒智能」一詞，Egan進一步假設它能引導人尋求較美好的人生，則其中的「智慧」(wisdom)必然是它的另一個重要面向，原因在於這樣的「智慧」可以引領進入卓越生活。[6] 「智慧」向來是許多人樂意分享與解釋的名詞，「智慧」的特質依據Robert Sternberg之見解可能包含了許多特質，像是：自覺與成熟度、生命責任與目標知識、文化制約的理解、對人際互動的洞察力、洞察情境的能力並理解事務背後意義、洞察各種因素之間關係的能力，以及對生活信仰面向的理解能力等等特質。[7]
以上種種智慧的特質多多少少涉獵了心靈層次，而且明白展現了宗教信仰的積極力量。智慧是一種展現於心智上的優秀技能，也是一種現實與理想之間的橋樑。然而，《聖經》中的智慧，更是必須連結於 神，因為經上說「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先是清潔，後是和平，溫良柔順，滿有憐憫，多結善果，沒有偏見，沒有假冒」(雅各書3:17)。且從心理諮商的角度而言，經文不斷提醒人們保持心靈的純正，有正確的人際關係必不致引起紛爭，要致力和睦關係，並有耐性來尊重他人感受，多用同理心來理解有困擾的人事，而樂於協助與饒恕，誠實面對自己，不偏袒也不徇私，如此將可使需要的人獲得協助而恢復健康。
復原力
哀傷受挫的人其實最渴望的仍是期待改變這些不堪，他們即使在絕望下實際仍期待獲得復原力(resilience)，只是不曉得該從何處得著這幫助。復原力通常被定義為人類在遭逢人生重大苦難與創傷而內心感到悲苦哀傷之壓力下，依然可以克服困境且成具的一種生活調適能力。有學者也將這些復原力再細分成兩類：結果復原力(outcome resilience)與過程復原力(process resilience)；前者意謂著有能力回到先前未遭遇困境時的狀況，後者則代表可以處理「正常」生活部分時的種種持續努力。[8]
就「聖經書目療法」（BBT）在「復原力」的應用而言，無疑地是指個案勝過了自身的處境。換言之，BBT的過程復原力乃是持續在信仰上的信靠。因為勝了這世界的唯有信心，「因為凡從 神生的，就勝過世界；使我們勝了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約翰一書5:4)。然而，聽似容易，做卻又談何容易？信主的人有很大的誘惑與挑戰，特別是信靠看不見的 神，又飽受世人奚落。
哀傷的人若相信「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知識的確據」(希伯來書11:1)，如此，同樣也就會牢記「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是永遠的」(哥林多後書4:18)，而受到安慰。人要在基督裡誇勝，必定要有十足的信心。耶穌說：「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翰福音16:33b)，哀傷的個案如果能如同經文大聲宣告這樣的信心，則他/她就已經是充滿了復原力了。 BBT之所以不同於一般的書目療法，便在於BBT更容易引領人在逆境中，藉著信心與恩典，也就是福音，來拯救失喪的靈魂，好讓靈魂不死。助人者該協助每一位個案來發現自己所存在的復原力，即使這個案尚不信主，但運用BBT的助人者，他/她是更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靈魂該勝過處境，而恩典高於意志。唯有這樣的情操，在陪同與等待中，讓哀傷的個案回到原來所屬的平安裡。
[1]Clara E. Hill，助人技巧：探索、洞察與行動的催化，五版，林美珠與田秀蘭譯（台北市：學富文化，2021），5。
[2]A. E. Gross and P. A. McMullen, “Models of the help-seeking process,” in Depaulo B., Nadler A. and Fisher J. D. eds., New Directions in Helping, Vol. 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3): 45-70, quoted in Clara E. Hill，助人技巧：探索、洞察與行動的催化，五版，林美珠與田秀蘭譯（台北市：學富文化，2021），11。
[3]Clara E. Hill，助人技巧：探索、洞察與行動的催化，五版，林美珠與田秀蘭譯（台北市：學富文化，2021），37。
[4]同上註，54。
[5]Gerard Egan，助人歷程與技巧，二版，鍾瑞麗譯（台北市：新加坡商聖智學習，2012），13-15。
[6] 同上註，16。
[7]R. J. Sternberg, “Wisdom and Its Relations to Intelligence and Creativity,”in R. J. Sternberg (Ed.), Wisdom: Its Natur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42-159, quoted in Gerard Egan，助人歷程與技巧，二版，鍾瑞麗譯（台北市：新加坡商聖智學習，2012），16-17。
[8]M. Holaday and R. W. McPhearson, “Resilience and Severe Burns,”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75, 345-356, quoted in Gerard Egan，助人歷程與技巧，二版，鍾瑞麗譯（台北市：新加坡商聖智學習，201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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