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目/詩歌療法(Biblio/Poetry Therapy)歷史與發展(下)

邱炯友

圖書館如何回應相關質疑

充作「書目療法」名詞是否有被濫用之嫌?我們不難發現其他類似的稱謂還包括:「閱讀療法」、「讀書療法」或「讀書治療」,以及「閱讀療癒」(reading cure)等。E. Alston曾指出「書目療法」的表面價值(face value)確實存在,因為圖書提供了相當廣泛的人生議題,它有最大的供人取得機會但卻也有最少使人產生防禦心的本質。[1] 如此更讓人放心領略閱讀。

然而,更根本性的質疑,恐怕是在於其中「治療、療法」(therapy)意義界定之問題。在中文的譯詞上,不論是較屬醫學用詞的「治療」或是相對較為溫和通用的「療法」一詞,都仍然有相當的歧異性與挑戰存在。「書目療法」是可以成為相當平易近人的行為或活動,它既平民化也單純,尤其當它轉化成自助式的閱讀推廣行為時更是如此;即使它無法「治癒」所有心理疾患,但它確實對許多問題提供了思考與解脫之方(或許“It will cure no one, but it may help many.”表達了這個事實)。

顯然「自助書」的圖書出版分類仍可分為文學、非文學兩大類,而圖書館所提供的書目療法依然可將這兩類的選目書單分別提供給讀者,使讀者辨別與意識到其所選閱的書目療法用書究竟何屬?這種做法有助於分辨它們的閱讀方法及應該注意事項,以及便利館方決定是否仍須仰賴其他更深入的閱讀協助,例如:讀者諮詢顧問、學科館員、社工人員的引領;同時,也可檢視書目療法的個別選目中,是否都已滿足相關的應用解題之說明?據以決定賡續委由專家學者與館員完成編寫該書內容的情節舉例、情緒療癒效用等解題書目。此外,圖書館亦可多加留意借閱排行榜圖書,例如:非文學類項下的心理學自助書或勵志書籍,以這些最受青睞的書單為起始點,成為圖書館重點推介及協助解題之書目。

如果「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僅是採取解題書目和策展活動,則印證了前述自助書有關的「自助」的定義:「自助是一種在沒有專業幫助的情況下,應對個人或情感問題的形式」。然而,這種自助式的服務模式恐怕也並非完全符合圖書館精神。圖書館提供書目療法服務向來有其正當性,在參考服務與讀者諮詢顧問的專業執掌下,積極提升本身的專業素質與服務內容之餘,適時利用書目療法推廣活動的時機,有效結合外部資源而促進社區資訊學(community informatics)意義下促進社區發展。

當公共圖書館被定位為社會教育與資訊傳播機構時,就不應自外於其他學域整合需求,在多元文化社會中傳達「正確」資訊,乃至協助「教化」功能向來都是無法卸責的勞苦重擔。認真因應心理諮商學者的挑戰,即使他們並非全然質疑「圖書館書目療法」之做法,然而身為時代新挑戰下的圖書館員可以有更積極與細膩的「助人技巧」的知識與訓練。[2] 這種架構在專業知識背景上的服務精神,才會得到更多的讚賞與尊重。認識歷史與典範,足以更清楚站穩腳步再邁進;也可以回到初衷,更有信心堅持到底。

歷史典範與內涵

探索「書目療法」之當代發展即可發現它與圖書館事業有相當深厚的歷史淵源。圖書館是書目療法發展的見證機構。被譽為「書目療法」先驅者的Arleen McCarty Hynes(生卒年1916-2006)事業始自圖書館,但人生歲月卻也是一名重視靈閱(lectio divina)活動且與「上帝創造性之同在」的天主教徒,及至60多歲她更成為一名虔誠的聖本篤會修女。[3] 西元1971年Arleen成為美國華盛頓特區的聖伊莉莎白醫院(St. Elizabeths Hospital)病患圖書室館員。[4] 任職期間 Arleen以圖書館學知識並強調聚焦與對話的活動型態,來積極幫助和帶領到館患者舉行讀書會。此外又曾經在美國丹佛大學、華盛頓特區的天主教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兼職開設「書目療法」課程;兩校的課程分別是僅1至2學分的大學部課程小型課程設計,以及3學分的研究生課程;而從1973年開始,更是為書目療法首創了學習與實習兼具的2年制教育訓練課程。[5] Arleen有計畫地將「書目療法」轉變成一種真正可行的治療方式,而非僅只是停留在圖書資訊服務的功能上,他轉而更積極地想將書目療法構想與詩歌或創意寫作等似乎較具休閒意味的活動區分開來,因為這些活動雖然具有某些治療效益,相較於已較具規模的書目療法而言,它們仍較缺乏基礎理論、實踐結構以及針對特定人群的有目的之書目選擇和應用方法。Arleen的完整著作直至1986年她與女兒Mary Hynes-Berry共同出版了Bibliotherapy —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A Handbook,奠定了書目療法實務與理論研究的另一里程碑。[6]

深入「書目療法」定義:Arleen觀點

Arleen既然在當代被譽為「書目療法」的先驅者,在其陸續再版專書Bibliotherapy — The Interactive Process乃至Biblio/Poetry Therapy— The Interactive Process版本中,替此名詞術語擴大定義為:「書目療法使用文學或文獻作品(literature)在參與者和引導者之間產生治療互動。此種交互式書目療法(interactive Bibliotherapy)由受訓練的引導者帶領討論,並幫助以臨床或發展性[書目療法]之參與者來整合對選定作品的感受和認知反應,這些作品可以是印刷文本、某種形式的視聽資料或參與者的創造性寫作」[7] 以上定義得知Arleen明確地強調「書目療法」它的互動特性以及它所產生的成果。易言之,在她的認知中,書目療法機制絕非單純的選目與策展功能,而且協助工具來自多元的選目,甚至可包括更仰賴心理諮商之寫作治療技巧,以達成心靈與情緒上的療癒;如果我們又將之置於圖書館場域來思考,以Arleen身份背景之故,想必她對於圖書館肩負書目療法服務的理想機制,亦應同樣適用於此觀點。

根據Arleen與同事Kenneth Gorelick服務於聖伊麗莎白醫院時的實務經驗,他們共同整理出了「書目療法」實施時,不可或缺的七個構成要件:[8]

1. 關於書目療法理論的教誨信息,應該包括臨床和發展模式之間的差異,以及有關心理健康的展望信息;

2. 以基本的人文治療觀為導向;

3. 關於群體動力學的知識和觀察;

4. 「個案-引導者」書目療法課程之實施經驗和執行專業工作的細節分享,例如與其他工作同仁合作,對書目療法的上級督導撰寫報告,並在個案記錄中輸入觀察資料;

5. 參與小組督導群,由多位學員在精神科醫生或心理學家的指導下,討論他們對此帶頭小組的相關反應;

6. 對每個參與合作的小組群進行專業監督;

7. 在由同伴學員所組成的發展性書目療法小組中分享經驗。

上述經驗是Arleen在醫院的服事經驗,毋寧說是圖書館書目療法的一種深刻實務應用,它不僅有著理論、信仰,也有步驟與方針。可是如此專業繁瑣的實施程序,對圖書館而言,絕非單純的圖資專業可以負擔和滿足,它必須結合更多外部資源,使書目療法在圖書館服務裡得以開展。但就許多圖書館的現實情境下,並非每個圖書館或館員可以勝任於此。既然「書目療法」基於讀者閱讀諮詢顧問的固有特色而發展於圖書館學項下,源自內外部之爭議難以避免,面對與改進則是唯一的正向態度。

專業術語之分歧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於1961年列入了「書目療法」’詞義,而美國圖書館協會(ALA)也在1966年接受了此定義:「使用選定的閱讀材料作為醫學和精神病學的輔助治療; 此外,透過[讀者]親自閱讀以作為個人問題得解決之指引」。 由於此定義涉及了醫學治療之意圖,而引起其他專業領域人士的疑慮,因此,圖書館學學者Rhea Joyce Rubin在1978年重新為「書目療法」作出定義:「基於各類媒體形式之資料(media)和實際參與體驗者所互動產生之計劃,而凡是印刷或非印刷資料(material),無論是想像性的還是資訊型的,都在引導者的幫助下進行體驗與討論」。[9]

暫且不論”Bibliotherapy”之中文譯法為何?在台灣由於多位圖書館學者與從業館員的積極推動下,「書目療法」一詞已有相當普遍的認同。這項事實也印證了當代“Bibliotherapy”發展的特性,此詞偏好者有許多是來自圖書館學領域,因為從圖書館員傳統服務角色而言,提供館藏閱讀資料,也就是所謂的各類媒體形式的「書目資料」(bibliography)供使用並產生教化作用,本是圖書館服務的傳統應用觀念之一。書目療法所使用的選目資料幾乎囊括了所有文學類光譜之範圍,從詩歌直到科幻小說等。

心理學者Nicholas Mazza,他也是一位暨臨床教育顧問並且長久以來擔任了著名的Journal of Poetry Therapy期刊主編的觀點裡,他認為:「書目療法」雖然在許多研究文獻中受到長期關注,但主要仍是「被當作方法、治療技術和教育工具,而不是做為學科、理論框架或專業」;而「詩歌療法」已是一個國際性的跨領域學科,也具有包容性,它的相關文獻更是包括了一些長期以來與「書目療法」相關的文獻,例如:書目諮商(bibliocounseling)、治療閱讀(therapeutic reading)、書目鏈結(bibliolinking)、文學治療(literatherapy)、閱讀指導(guided reading)和閱讀療法(Reading Therapy)等術語。因此,Mazza從本質上指出,書目(閱讀)療法已經被納入在一個屬於更大範圍:「詩歌療法」下的一個領域;基於這樣的緣由,有時合稱為書目/詩歌療法(Biblio/Poetry Therapy)。[10] 以多音節新單字呈現“Bibliotherapy”似乎比不上”Poetry Therapy”來得清晰,雖然從圖書館學的角度「書目療法」一詞有著更為堅實的含義,特別是圖書館學對於「書目」(bibliography)向來有明確意涵,「書目」用字它可以更為廣泛地將各式各類的媒體與作品(紙本、電子與視聽資料,以及文學與非文學、一般與諸專業STM等等文獻資料)納入這個專有名詞底下,但是在現實環境的考量下,圖書館員的專業用語恐怕仍不敵其他眾多專業領域人士的既定認知。

「詩歌」一如「全國詩歌療法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oetry Therapy; NAPT)的定義,便已說明了「書目」不敵「詩歌」為用語的現實,而此時,唯有眾人所信服的先驅者Arleen Hynes的調和以「書目/詩歌」來表達這一項值得跨領域合作的助人專業活動,毫無疑問地是堅持與妥協下的合宜名詞了。而從中文對應「bibliotherapy」譯詞,將之意譯成「閱讀療法」而非「書目療法」,則恐怕有事一場「非圖書館學」的謬誤,因為所謂的「閱讀」與「書目」用詞完全是兩種不動的描述或活動,姑且暫時撇下「療法」、「治療」、「療癒」等接續譯詞的分歧,惟稱「閱讀療法」雖然淺白,卻仍然沒有「書目療法」意義來的深刻且符合其歷史初衷。

儘管純粹的「詩歌療法」理論架構與可能較早形成的「書目療法」理論十分相似,即使有了後來發展的「書目/詩歌療法」的通用稱謂。這種複合式的通用名稱,不外乎在於試圖整合與解決學者立場的歧異,但也仍存在更複雜的雙套詞或雙音節的拗口。在「書目療法」、「詩歌療法」、「書目/詩歌療法」等三種稱謂的競合下,究竟何者為最大包容性?已是難解的歷史課題。最終與最理想的解決態度,可能就是基於各專業領域立場的互動與學習交流,各自使用自己習慣的專業術語,即使有些微不同的論述與運作焦點,但在理想與目標上始終合一。

書目療法與詩歌療法的合一

詩歌或創意寫作可以是休閒活動,但也可以深化其理論架構與應用性,進而擴展出「詩歌療法」亦當不令人意外。詩歌療法及其與書目療法的關係頗為微妙,從NAPT的觀點這兩者之異同在於:[11]

「書目療法」字面意思是書籍或文學/文獻資料(literature),用之於醫學之協助與服務;而「詩歌療法」則是一種特殊而強大的書目療法形式。詩歌療法在隱喻、意象、節奏和其他詩作的技巧都獨樹一幟。長久以來,圖書館員著眼於那些對精神患者有益的書籍而選擇並運用了它們的價值,因而採用了「書目療法」術語,這詞在選目上,早期特指一些具有傳達某些信息功能書籍之使用,例如,Karl Menninger的《人類心靈》(The Human Mind)以及精選的富有想像力的小說,其人物可以作為讀者的模範或警示。….雖然圖書館員保留了「書目療法」術語的使用,但它的服務並不包括計劃討論讀者對該文獻資料的個人反應,並且這種形式的「互動過程」或「互動對話」後來隨著 1960 年代團體治療的流行而演變。

但是Rhea Joyce Rubin認為因為存在下列三項事實差異,而使得「書目」或「詩歌」在療癒上得理論運用之間,兩者出現了實質上的差別:[12]

  1. 詩歌治療師於治療過程中僅使用詩歌,並無其他類別;
  2. 詩歌療法之發展主要是藉由詩人作品與心理治療師,並不經由圖書館學的協助;
  3. 詩歌療法強調詩歌創作以及詩作閱讀與討論。

詩歌療法理論與發展

約莫1960 年代,隨著團體心理治療的發展,心理治療師們發現了「詩歌療法」可以是一種可以融入專業輔導的有效輔助技巧,他們也積極探索各類相關的文學著作素材,尤其是詩歌具備的治療價值之潛力,因為這些素材可以幫助喚起個案患者更新他們的生活意義,甚至在操作技巧上,亦可藉由個案本身根據經歷與感受來寫下對他人寫的詩歌或原始素材的回應。[13] 追溯更早歷史軌跡則該歸功予1950 年代具詩人、藥劑師和律師身份的Eli Greifer,他先在克里德莫爾州立醫院(Creedmore State Hospital)以及坎伯蘭醫院(Cumberland Hospital)陸續創辦了詩歌療法小組,此舉也帶動了更多學者專家的參與,這種開拓精神最終在1969年促成了一個具備認證標準資格的詩歌療法協會(The Association for Poetry Therapy, APT)的成立。[14] 直至1980年,APT召開理監事大會進而討論改組成立全國性的機構,即為「全國詩歌療法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oetry Therapy; NAPT)。美國NAPT網站開宗明義揭示了「詩歌療法」的定義:[15]

詩歌療法是在治療、教育、成長和社群建構能力(community-building capacities)中使用語言、符號和故事;它依賴於使用詩歌、故事、歌詞、意象和隱喻來促進個人成長、康復和更宏觀的自覺。而書目療法、敘事、日記寫作、隱喻、講故事和[宗教]儀式都屬於此詩歌療法之範疇。

NAPT雖是美國的專業組織協會,但一如其他成立於美國的「全國」性的組織一樣,它已是跨國與跨領域整合的國際組織。NAPT成員來自各種領域專家,其中不乏作家、社工人員、醫護人員、心理學家、教育人員、神職人員與圖書館員等,而服務範圍更是遍及監獄、心理支持互助團體、學校、醫院與長照機構。

詩歌之所以會牽動人們的情緒感受,這是不證自明的事實。在理論應用上,就不免想到《詩學》。像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在論著《詩學》(Poetics)中提到「悲劇以憐憫與恐懼來使這種情感得到淨化」。苦難事件不也是是產生「哀憐」與「恐懼」的事件?! 對於「悲劇」所下的定義,亞里斯多德這麼說:[16]

悲劇是模仿一個嚴肅而本身完整的行動,行動的範圍應相當廣泛;劇中使用的語言應依不同情節而加上愉悅的伴奏;其形式應是富於戲劇性的,而不是敘述性的;最後,藉由其劇情引起哀憐與恐懼之感,藉以達成此等情緒的「淨化」。

而且在他的另一作品《修辭學》(The Art of Rhetoric),也將演講分成三個主要元素:演講者、講題與聽眾,繼而指出成功演講的關鍵在於講者之特質、講題之論證、聽眾之情緒三項,換言之,一齣好的悲劇故事與演出,這些元素都不可或缺。[17] 這個形容就像交互影響的「書目療法」三要素:引導者(facilitator)、文學資料(literature)和個案(patient)本身,缺一不可。根據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好的悲劇更有六個元素,它們分別是情節、角色、對話、想法、舞台效果,以及音樂;前兩項為主要因素,而後相互映襯,形成整體張力。[18] 亞里斯多德相信在不同的樂調及節奏下,聆聽者自有不同的心情或態度,哀歌令人哀傷,或使人脆弱,但也有的使人溫和平靜,有的激情澎湃;因此,各種曲調和節奏,對於不同年齡,不同階層,不 同類型的人作用各不相同,應該區別對待。[19] 這些觀點自然印證了詩作結合歌頌樂曲,乃至運用其多協助技巧,而產生更大的心靈共鳴,都有利於書目/詩歌療法之運作。

屬靈信仰與詩歌靈閱

Arleen自己曾經明白地指出「書目/詩歌療法」扮演著邁進人們心靈之大道(an avenue into the spirit),她進而將詩歌與屬靈問題相結合,並以SPIRIT為開頭字母的詞來進一步詮釋這道理:[20]

S 靈性與靈修(Spirituality)

P 感知與悟性(Perception)

I 洞察力與領悟(Insight)

R 關係意義(Relevancy)

I 整合與融合(Integration)

T 完全與整體(Totality)

經由這個字詞的引導,就可藉著字母離合詩的方式,協助每個參與者在運用「書目/詩歌療法」,特別是以「詩歌」為題材時,用這字詞所形成的字義思維來造句或寫下自己的感受,利用較具結構的方法來釋放自己心靈的想像空間。為了瞭解Arleen的這種SPIRIT 意義內涵,稍作闡述如下:[21]

「書目/詩歌療法」是在平庸中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思考如何將「靈性與靈修」真諦散播給參與者,Arleen自認所謂的屬靈層次乃屬上帝經驗(God-experience)因為他們相信有某種高於人的權柄存在著,也因此必須重視這「靈性與靈修」。正如著名的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H. Maslow)與榮格(Carl Jung)都曾對宗教對心靈的影響做了深刻的描述,馬斯洛認為:「屬靈生活是人類本質精髓之一部分,它是一種約束作用的人性特質,沒有它就不構成完整的人性;屬靈生活是真實自我的片段,是一個人的身份、一個人的特殊性,以及完全人性的一部分。」[22] 榮格則說:「人在苦難中永遠不會因為自己的想法而得到幫助,而只能通過比他自己的智慧更大的智慧的啟示。 正是這一點使他擺脫了困境」,進而評論說:「一個有宗教思想的人會談論來自上帝的指導,而做為一位治療師,[對任何改過的人]他會使用『心靈已經覺醒到自發生活』(psyche has awakened to spontaneous life)這類用語來形容此。」[23]

「感知與悟性」意味著,活在在日常生活的小細節上,我們必須擴增對瑣事與崇高的事務之間關係的理解,也必須多一些對於追求足以滲透思想與行動的靈性感知的需求。「洞察力與領悟」是一種深入理解人、事、物與感覺的內部運作方式,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詩歌的朦朧意境也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將我們帶向新的可能性和新視野,若詩歌能吸引人,則這一首詩歌就已經啟動了參與者的洞察力了。「關係意義」讓我們明白事物的相關性,其中透過語言與文字皆是關鍵,詩歌透過了語言而產生意義,在所有的書目療法模式是如此,僅有詩歌模式何嘗不也是如此。在詩歌療法中,語文讓心靈甦醒,通過語言表達對文學的回應,可以開口歌頌,也可流轉於字裡行間。

此外,「整合與融合」的概念是指人應該成為一個經驗、個性特徵想法和反應都合一,人也應是一個裡外感知都是愉悅的整體;整合與融合的人知道自己必須調適,以及意識到自己必須懂得原諒並與人和好。最後的「完全與整體」是整個詩歌療法所產生的價值總和,在努力工作並暫時獲得令人滿意的自我或整合感之後,便有能量正確看待更多事情而進入這得以「完全」的情境,個人的靈性成長是通過對他人與事物的善意,以及富有同情心的行為,來整體衡量是否達到一種完全的關愛。

像Arleen這樣的書目療法推動者,將信仰上的「靈閱」與現代的書目療法兩相調和,即使因為她特有的宗教信仰與實踐的結合,成為她真正發揚書目療法的核心精神,不論是基於聖經或詩歌的靈修態度與否,Arleen都相信這些素材都是足以改變最脆弱心靈的人。「書目療法」是屬於任何宗教信仰皆可應用的方法,但Arleen的實踐精神,告訴了我們她個人的執著與付出的真正根源。書目療法三階段論中的「淨化」,對某些基督徒便是自認有罪的心靈被洗滌了,而在基督裡睡著的人以及活著靈魂同得到安慰;而在基督裡新造的人得到生命的更新。Arleen她一定是從書目療法裡得到生命的印證。


[1]E. Alston, “Bibliotherapy and Psychotherapy,” Library Trend 11, 1962. 159-176.

[2]邱炯友,「書目療法的助人技巧」,https://joyochiu.page/2022/03/30/bt-helpingskill/

[3]在一篇悼念Arleen Hynes去世的紀念文中,Arleen的ㄧ生受讚喩為「像上帝詩歌般的生活,她自己就像一首詩,是上帝最喜悅的詩作」。而「就像一首好詩一樣,沉思Arleen的故事揭示了上帝創造性的同在,活躍於Arleen的生活解釋了她生活過程中。Arleen的生活故事、讀者和另一個存在之間的互動關係,呼應了書目療法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中,詩歌、參與者和引導者以一種動態的方式互動。它正代表一種閱讀方式的轉變,顯示她早年的文本處理方式已深深植根於靈閱的心靈實踐裡。」資料見Elizabeth McCloskey, “Arleen Hynes: Living as God’s Poetry,” in Arleen McCarty Hynes and Mary Hynes-Berry, Biblio/Poetry Therapy —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A Handbook, 3rd ed. (North Star Press: Saint Cloud, Minnesota, 2012): 204.

[4]St. Elzabeth醫院成立於1855年是全美第一所公立的精神病醫院,並以美國著名的心理醫學專家Dorothea Lynde Dix為信仰圭臬,1978年Arleen曾獲得Dorothea Dix Award.

[5]Rhea Joyce Rubin, Using Bibliotherapy: A Guide to Theory and Practice (Phoenix, AZ: Oryx Press, 1978): 108.

[6]此1986年首版由Westview出版社發行,此版復於2018年轉由Routledge重印,仍稱第一版;但1994年此書將Bibliotherapy更名為Biblio/Poetry Therapy,先後共再版兩次,由North Star Press出版分別為二版(1994)、三版(2012)。

[7]Arleen McCarty Hynes and Mary Hynes-Berry, Biblio/Poetry Therapy —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A Handbook, 3rd ed. (North Star Press: Saint Cloud, Minnesota, 2012): 10.

[8]Arleen McCarty Hynes and Mary Hynes-Berry, xxv-xxvi.

[9]Rhea Joyce Rubin, 1-2.

[10]Nicholas Mazza, Poetry Therapy: Theory and Practice, 3rd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10.

[11]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oetry Therapy, “History of NAPT,” https://poetrytherapy.org/History.

[12]Rhea Joyce Rubin, 75.

[13]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oetry Therapy, “History of NAPT,” https://poetrytherapy.org/History.

[14]Ibid.

[15]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oetry Therapy, “What is Poetry Therapy,” https://poetrytherapy.org/.

[16]陳中梅譯注,Aristotle《詩學》,(台北:商務,2001): 226。 被引自鄧光志,「從亞里斯多德《詩學》論「淨化」概念」。東海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2頁。http://thuir.thu.edu.tw/retrieve/13279/099THU00259016-001.pdf

[17]于千,「亞里士多德(二):悲劇有淨化作用?詩有教育作用?」香港01,2020年10月22日。https://www.hk01.com/sns/article/465740

[18]同上註。

[19]柏拉圖,《柏拉圖全集》第 3 卷。王曉朝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頁286, 289。 被引自鄧光志,「從亞里斯多德《詩學》論「淨化」概念」(碩士論文,東海大學,2011),27-28。http://thuir.thu.edu.tw/retrieve/13279/099THU00259016-001.pdf.

[20]Arleen McCarty Hynes, “Poetry: An Avenue into the Spirit,” in Arleen McCarty Hynes and Mary Hynes-Berry, Biblio/Poetry Therapy —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A Handbook, 3rd ed. (North Star Press: Saint Cloud, Minnesota, 2012): 205-206.

[21]Arleen McCarty Hynes, “Poetry: An Avenue into the Spirit,” in Arleen McCarty Hynes and Mary Hynes-Berry, 206-213.

[22]Hung-Min Chiang and Abraham. H. Maslow, eds., The Healthy Personality: Readings,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1969), 471, quoted in Arleen McCarty Hynes, “Poetry: An Avenue into the Spirit,” in Arleen McCarty Hynes and Mary Hynes-Berry, 207.

[23]Carl Jung, Modem Man in Search of a Soul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 1933 ), np, quoted in Arleen McCarty Hynes, “Poetry: An Avenue into the Spirit,” quoted in Arleen McCarty Hynes and Mary Hynes-Berry,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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