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炯友
[前集提要] 書目療法使用的書籍通常又是哪一類的「自助書」？圖書館若實施「書目療法」是否會有前述對於「自助書」的擔憂？而身為基督教教牧人員則所推介「自助書」之選目標準又是如何？欲回答此問題，首先必須從圖書館的角度來積極回應其他人文社會領域學者的質疑；以及回頭再次探討「書目療法」的意涵、成因、應用與歷史背景。在這些因素下，透過「自助書」意義來增進我們對書目療法的理解和應用。
圖書館如何回應相關質疑
圖書館涉入書目療法服務雖然已經有相當長遠歷史，即使用於當代圖書館事業發展以及新型態圖書館多元化轉型的環境下，許多原本不存在於傳統圖書館服務之業務日漸浮現，常見的模式通常結合媒體資源、社區資源與社工人員等，來進行某些社會服務事項，這使得圖書館型態更不典型。圖書館事業必須對於書目療法之應用而辯護，特別是在某些用語譯詞，以及從歷史發展之角度來妥善詮釋圖書館之價值。
用語譯詞釋疑：療法與治療
充作「書目療法」名詞是否有被濫用之嫌？我們不難發現其他類似的稱謂還包括：「閱讀療法」、「讀書療法」或「讀書治療」，以及「閱讀療癒」(reading cure)等。E. Alston曾指出「書目療法」的表面價值(face value)確實存在，因為圖書提供了相當廣泛的人生議題，它有最大的供人取得機會但卻也有最少使人產生防禦心的本質。[1] 如此更讓人放心領略閱讀。
然而，更根本性的質疑，恐怕是在於其中「治療、療法」(therapy)意義界定之問題。在中文的譯詞上，不論是較屬醫學用詞的「治療」或是相對較為溫和通用的「療法」一詞，都仍然有相當的歧異性與挑戰存在。「書目療法」是可以成為相當平易近人的行為或活動，它既平民化也單純，尤其當它轉化成自助式的閱讀推廣行為時更是如此；即使它無法「治癒」所有心理疾患，但它確實對許多問題提供了思考與解脫之方（或許“It will cure no one, but it may help many.”表達了這個事實）。
顯然「自助書」的圖書出版分類，一如出版市場之分類，仍可分為「虛構文本」（fiction literature）與「非虛構文本」(non-fiction literature)兩大類別，而圖書館所提供的書目療法依然可將這兩類的選目書單分別提供給讀者，使讀者辨別與意識到其所選閱的書目療法用書究竟何屬？這種做法有助於分辨它們的閱讀方法及應該注意事項，以及便利館方決定是否仍須仰賴其他更深入的閱讀協助，例如：讀者諮詢顧問、學科館員、社工人員的引領；同時，也可檢視書目療法的個別選目中，是否都已滿足相關的應用解題之說明？據以決定賡續委由專家學者與館員完成編寫該書內容的情節舉例、情緒療癒效用等解題書目。此外，圖書館亦可多加留意借閱排行榜圖書，例如：非虛構文本類項下的心理學自助書或勵志書籍，以這些最受青睞的書單為起始點，成為圖書館重點推介及協助解題之書目。
用語譯詞釋疑：虛構與非虛構文本
一般對於「文學」的傳統認知常分類成：詩歌、小說、散文、戲劇等四類。我們企圖釐清的問題，例如：書目療法究竟是使用了哪些「文學作品」？什麼又是「文學作品」或是應該正名為「文本」？由於書目療法所選用的書目資料常常以“literature”作定義，於是便產生了譯詞問題，若未適當釐清該名詞意義則難以明確描述書目療法的應用工具，也無法回答前述某些心理學者對此專業與「自助書」等工具所產生的質疑。嘗試將“literature”不譯做「文學」相關用語是有其必要性，因為它既非專指「文學作品」亦難做「文獻」解意，因此以「文本」作譯詞更為恰當。「文本」這樣的譯詞避免落入了「文學」或「非文學」之爭；同時也明顯有助於理解「自助書」的「文本」乃是涵蓋虛構與非虛構的各類創作文本之實。
就文學創作的虛構性與實用性而言，人們似乎習慣認定文學作品是屬演繹的虛構性質，此源自於「文學」給人既印象偏向「在某種虛構的形式中顯示它們自身的存在」，而虛構的作品常泛指「任何敘述體的文學作品，無論是採用散文還是詩歌體裁，只要是出自虛構與編造，不具備歷史真實性的都在其列」；換言之，敘事模式已被分成虛擬模式和經驗模式兩種，而前者多為「文學」，後者多被視作「非文學」。[2] 然而，有別於文學的傳統認知類別，時下的文學創作出版早已被區分出來的「非虛構文本」定義範圍幾乎呈現非常分歧之狀況，就像常見的繪本作品與童書中的兒童文學、童話、寓言屬於虛構類，但是因著主題的豐富性之故，一旦內容觸及傳記、歷史、自然生態和科普書籍等類型，則又毫無疑問地可以被歸類於非虛構文本。因此以單一讀者屬性來絕對地分歸二類別，乃是過於主觀且不正確的做法。事實上，某些作者的靈活創作早就混肴彼此而突破了文體的功能界線，自然無法全然廓清所有的出版品之二分屬性。台灣書市暢銷書排行版上的「文學類」與「非文學類」書榜，就偶見這種跨類的書籍文本。
「非虛構文本」被認為係指運用真實事件來充做文學創作的背景基礎，通常它會將真實景況予以重新架構成文學內容，基於作者的經歷或聽聞，而在敘事情節上力求表達真實生活之情境，也讓作品展現引人的故事性。這類源起美國1960與1970年代的所謂「非虛構文本」浪潮不僅打破了原本虛構文本的刻板印象，例如：小說一定是虛構文本，反而造就更多創作。「非虛構文本」也涵蓋了非虛構小說、新新聞主義小說、口述實錄體小說、歷史小說、報導文學、傳記和遊記散文等寫作類型，即使將較為拗口的「非虛構文本」是一種外來的寫作概念，改稱作「紀實文本」也難掩蓋它的複雜性。[3] 前述受非議的「自助書」無疑地也可能呈現在這類虛構與非虛構文本當中，「勵志」內容並非盡屬某一類文本；然而，我們必須正視的問題以及回答的是：「自助書」的專業性和有效性，並非是圖書館的責任；但是圖書館事業必須具備更大的理想來提昇「自助書」的利用性與使用指導。這種做法乃在滿足所熟知的阮甘納桑（S. R. Ranganathan）溯自1931年的「圖書館五律」（Five Laws of Library Science）精神。
自助書與圖書館書目療法
阮甘納桑認為圖書、圖書館館員與讀者是變動與成長中的有機體之重要組成份子。在2014年Lynn Connaway與Ixchel Faniel在她們的Reordering Ranganathan: Shifting User Behaviors, Shifting Priorities 報告中，再度重新檢視各個原則的時代新解，報告中認為瞭解圖書館所在社群與其需求，便是認識「圖書館是成長有機體」的的最佳方法，因為圖書館服務理應替目前與潛在讀者們的使用需求行為而不斷地持續進化；報告更建議一種新的解構方法來促進「成長有機體」發展的意義：[4]
(1)相關性(Relevance)，在於重新檢視目前圖書館所提供的服務與產品之相關性；
(2)能見度(Visibility)，在於充分令讀者知悉圖書館服務功能與內容，深化常用服務項目與讀者的連結；
(3)獨特能耐 (Unique capabilities)，則是廣為拓展服務內容使其具有與其他資訊提供者迥然不同的獨特性質，例如：樹立新型態的圖書館特定服務與口碑、整合並鏈結相關資源與資訊使讀者充分知悉、以讀者所喜歡的實體或虛擬環境來提供服務，並透過圖書館利用教育、諮詢和合作等方式來讓讀者知道圖書館的專業價值，以及提供正面與友善的互動服務。
如果「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僅是採取解題書目和策展活動，則印證了前述自助書有關的「自助」的定義：「自助是一種在沒有專業幫助的情況下，應對個人或情感問題的形式」。然而，這種自助式的服務模式恐怕也並非完全符合圖書館精神。圖書館提供書目療法服務向來有其正當性，在參考服務與讀者諮詢顧問的專業執掌下，積極提升本身的專業素質與服務內容之餘，適時利用書目療法推廣活動的時機，有效結合外部資源而促進社區資訊學(community informatics)意義下促進社區發展。
當公共圖書館被定位為社會教育與資訊傳播機構時，就不應自外於其他學域整合需求，在多元文化社會中傳達「正確」資訊，乃至協助「教化」功能向來都是無法卸責的勞苦重擔。認真因應心理諮商學者的挑戰，即使他們並非全然質疑「圖書館書目療法」之做法，然而身為時代新挑戰下的圖書館員可以有更積極與細膩的「助人技巧」之知識與訓練。[5] 這種架構在專業知識背景上的服務精神，才會得到更多的讚賞與尊重。認識歷史與典範，足以更清楚站穩腳步再邁進；也可以回到初衷，更有信心堅持到底。
圖書館在實施書目療法服務所提供的書目，的確可以包容眾多的媒體形式與文本類型，也不排除心理諮商輔導相關的專業診療書籍。然而在傳統上，可能由於館員比較難以深入具備心理諮商等額外的專業知識，以及目前相當缺乏整體的書目療法跨圖書館、跨專業域之討論與資源整合，因此常就偏向輕薄短小的書目整備工作，在不涉及份外能力與人力之情境下進行書目療法業務，也較難提供完整的各式各類文本來滿足所謂「自助書」的廣義類型，充其量或許可在閱讀推廣中見到如同書市銷售排行榜書單，對應圖書館借閱排行榜的「文學與非文學」(或虛構與非虛構文本)之介紹與策展罷了。目前真正用於圖書館書目療法之選目仍是有所侷限，原因眾多，但部分原因無非是圖書館事業總是步步為營，想求取中庸之道，同時避免淪入無謂紛爭之中；自助書館藏與推介之考量是如此，書目療法亦如出一轍。
書目療法之圖書館價值
圖書館已經見證了書目療法的歷史發展，不論從早期精神病院所附屬的圖書館(圖書室)，直至現今讀者諮詢服務的多元發展觀點，圖書館似乎為書目療法提供了絕佳的實作場所。圖書採訪與館藏的傳統職能更加促使圖書館員必須具備分析各種閱讀文本和行銷溝通能力，但同時也必須留意將讀者的閱讀興趣與需求，優先置於作品的聲望或文學價值之上，而不做個人過度主觀介入與干預。[6]「書目療法」正是這樣的情境下，橫跨了圖書館技術服務與讀者服務，而被許多圖書館列為重要業務之一。書目療法與圖書館兩者相互為用，在歷史上兩者彼此輝映。兩者關係正如美國圖書館學者Margaret E. Monroe提出之理由，她認為圖書館對讀者提供服務所需的三項技術功能，分別為：[7]
1. 資訊功能：將所需資料素材交至讀者手中，由圖書館員完成選擇、評估和解釋工作。
2. 教學功能：向讀者展示如何使用圖書館各項工具，並為讀者確保其資訊取得或選擇閱讀書籍時所需之技能；此功能更是必須存在於重要的閱讀資料內。
3. 指導功能：係透過以讀者興趣和需求為根據之各類合適資料的相關解釋，來幫助讀者選擇圖書館資料；而這正是書目療法領域賴以發展之故，書目療法遵循與所有閱讀指導相同的一般原則。
閱讀本來就是相當隱私的個人私事。從倫理上講，圖書館員的確不必要去深究讀者的閱讀內容、興趣與閱讀反應，除非他應讀者之要求與同意，或者因為後續專業服務之公益需求而執行某些事項。館員基於上述三項技術功能為圖書館專業提供了必要的業務措施，但必須保障讀者們參與閱讀資料的選擇，與讀者輕鬆互動並確保讀者自由意志來討論這些閱讀文本對他們自己的意義，書目療法的確為圖書館帶來有意義生機，Monroe將此稱為「變革原動力」（change agents），她認為許多富有創意的文本資料在促進淨化和領悟的療癒過程中，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們缺乏使書目療法成為一種精確技術的知識精確度；此外Monroe亦相信透過書籍獲益之本質遠比所謂「書目療法」表面詞義來得重要，圖書館也必須把精力花在探索書籍可以為讀者做什麼？以及身為圖書館員究竟該幫助讀者？因此一個新的「書目療法」定義，並非根據圖書館員的活動而下定義，而是依據讀者閱讀的效應來界定；這類「書目療法」即使被簡單定義成「閱讀對讀者之健康影響」而變為一門真正的「科學」，然而對「書目療法」效果的探索，將使得圖書館員可以幫助讀者選擇適當的資料，而獲得更高程度的精確性，如此也就可以使圖書館的讀者服務有更靈活和多樣化的規劃。[8]
在傳統的「書目療法」定義上，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早已於1961年收錄了「書目療法」詞條作定義，並且美國圖書館協會(ALA)也在1966年接受了此定義：「使用選定的閱讀材料作為醫學和精神病學的輔助治療；此外，透過[讀者]親自閱讀以做為個人問題得解決之指引」。這個定義對Monroe乃至現在的書目療法發展而言，顯然都無法貼切地反映出它應有的活潑多樣性，所以即使此定義基於歷史而涉及了醫學治療之意圖，也仍然引起其他專業領域人士的疑慮。因此，圖書館學學者Rhea Joyce Rubin在1978年重新為「書目療法」作出定義：「基於各類媒體形式之資料(media)和實際參與體驗者所互動產生之計劃，而凡是印刷或非印刷資料(material)，無論是想像性的還是資訊型的，都在引導者的幫助下進行體驗與討論」。[9]
然而，1980年代即使遠在歐陸的英國學界對於”Bibliotherapy”一詞仍有所微詞，英國對於美式或由美國所主導的文化用語向來似乎有些心結，反而喜歡以「閱讀療癒」(Reading Therapy)稱之。英國心理醫師Duncan Leys於一場有英國圖書館學會所舉辦的研討會中，直言批評與鄙視美式的”Bibliotherapy”，形容該詞在美國的普及宛如是一種「療癒的酒精中毒症」(A form of therapeutic alcoholism)，斷然拒絕使用該詞，此外也有英國學者於醫院圖書館之演講場合中，不諱言地表示「美國人所稱的書目療法，我還是喜歡稱之為引導式閱讀，[這種引導式閱讀]是這個國家[英國？]幾乎沒有涉及的另一種領域。」[10]
從以上的歷史定義討論中，顯見「書目療法」即使用語有歧見，但其跨領域之發展造就了十分豐富的議題與觀點，如何更貼近使用者觀點來「依據讀者閱讀效應」作定義？而Rubin的定義仍未滿足Monroe的期待，許多定義向來都有某些學者基於學域或個人之定見，但不論如何，書目療法在藉由圖書館事業的羽翼保護下茁壯仍是不爭的事實。
Alice Bryan是一位來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服務學院（Columbia University School of Library Service）且身兼心理學曁圖書館教育專家身份的學者，她曾於1939年發表「可有書目療法之學科嗎？」(Can there be a Science of Bibliotherapy?)。[11] 對此提問，事實上，Bryan自己已有定見，因為她早已明白「書目療法」領域在當時已經具備了哲學論證、實用假說以及定義，惟獨非常欠缺實驗數據與受過科學訓練的從業人員。[12] 她認爲如果是一門成熟的學科，就必須結合醫師與受「書目療法」相關專業訓練的醫院圖書館員兩者之間的密切合作，他們首先必須建立廣泛且可證明的定義，進而積累實驗數據以建立基本原則，並且最終按照科學路線進行基礎研究。[13] 換言之，Bryan相信「它必須更花心思謹慎地控制每次個案研究的效應，並研究閱讀某些類型資料時，對數百名未經刻意選擇之特定類型疾病康復患者的影響」，以及有必要記住許多「可能對結果有影響的變項」等；而它在學科上的科學價值就在於必須保有較為廣闊的定義：「書目療法是一項閱讀資料之處方，它將有助於情緒成熟度的發展，並且滋養與維繫著心理健康」。[14] Bryan簡要歸結書目療法應用於讀者身上，其目標在於：[15]
1. 讓讀者明瞭自己不是第一個遇到困難與問題的人；
2. 讓讀者看到自己的問題存在不只有一種解決方案；
3. 幫助讀者瞭解特定情境下人們之基本動機，不論是來自己或他人皆然；
4. 幫助讀者從人的角度看待所涉及的經驗價值；
5. 提供解決自己的困難與問題所需之事實；
6. 鼓勵讀者真實面對自己的處境。
「書目療法」無疑是一種跨領域結合，英國圖書館學者L. Stanley Jast亦同樣於1939年之際隔海唱和，發表文章呼籲圖書館事業應該設立「醫師館員」(physician-librarian)的新職份，由他們來開立能做為心靈療癒用途的作者之書單。[16]「書目療法」在圖書館的應用既是一門處理人與人關係的「藝術」，它對應著傳統的「讀者服務」業務；同時也是ㄧ項注重方法理論的「科學」，此對應著傳統的「技術服務」工作。此外，在所利用的研究方法上，它是實證研究無誤，既可以是量化研究，亦可以藉由質性研究或任何植基於經驗與觀察之研究設計，來展現這種人文關懷與科學並進的學科特色。「書目療法」帶給圖書館學過去的歷史見證，也帶來圖書資訊學的前瞻願景。毫無疑問地，它在未來仍將不乏有更多的主題性發展與相關效應產生。
回歸到稍早的討論內容，「自助書」所遭遇到的抨擊始終在於內容專業性的不足，或是欠缺有效的輔助指導。圖書館涉入這些「自助書」，或將「自助書」納入館藏所提供的書目療法選目之中，最為理想與能實踐圖書館精神的做法無非就是：專業涉入、內外部資源的結合。圖書館本於傳統職責功能，並再外加可資促進「成長有機體」的發展因子，補足自身專業的不足，理當仍可以讓書目療法於圖書館場域發光發熱。而且圖書館也不必為那些批判而對書目療法服務妄自菲薄，以致失去提供服務之信念。
若論及「聖經書目療法」於圖書館或其他場域之實施可行性時，其所遭遇的質疑和挑戰是可預見的，然而它並不完全相同於上述責難，因為「聖經書目療法」之選目或文本是非虛構的事實存在，它已經具備許多論述觀點與解釋，並有許多衍生的經典作品，它可以是針對兒童、學生、成人等來量身定做的讀本與帶讀活動，也可以是必須再結合各種專家學者通力合作來完成的事工。
[1] E. Alston, “Bibliotherapy and Psychotherapy,” Library Trend 11 (1962): 159-176.
[2] 李思寧、張茹，「論文學與非文學的區別：以文學的三特徵以及語言和形式為切入點」，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34卷增刊 (2012年6月)：119。
[3] 高曉仙、趙國月，「非虛構文學術語翻譯在中國傳播與影響」，外國語文研究 3卷5期(2017年5月)：68-69.
[4] Lynn Silipigni Connaway and Ixchel M. Faniel, Reordering Ranganathan: Shifting User Behaviors, Shifting Priorities (Dublin, Ohio: OCLC, 2014): 92-97. https://www.oclc.org/content/dam/research/publications/library/2014/oclcresearch-reordering-ranganathan-2014.pdf.
[5] 邱炯友，「書目療法的助人技巧」，https://joyochiu.page/2022/03/30/bt-helpingskill/。
[6] Association of Hospital and Institution Libraries, Bibliotherapy: Methods and Materials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71): 9.
[7] Margaret C. Monroe, “Reader Services and Bibliotherapy,” in Reading Guidance and Bibliotherapy in Public, Hospital and Institution Libraries, edited by Margaret E. Monroe, (Madison: Library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71): 40-41. https://files.eric.ed.gov/fulltext/ED065166.pdf#page=44.
[8]Margaret C. Monroe, “Reader Services and Bibliotherapy,” in Reading Guidance and Bibliotherapy in Public, Hospital and Institution Libraries, edited by Margaret E. Monroe, 42-44.
[9]Rhea Joyce Rubin, Using Bibliotherapy: A Guide to Theory and Practice (Phoenix, AZ: Oryx Press, 1978), 1-2.
[10]Jean M. Clarke, “Reading Therapy – An Outline of Its Growth in the UK,” in Reading Therapy, ed. Jean M. Clarke and Eileen Bostle (London: Library Association Publishing Ltd., 1988), 4-5.
[11]Alice I Bryan, “Can There Be a Science of Bibliotherapy?” Library Journal 64, no.18 (October, 1939):773-776.
[12]Mary Niles Maack, “Alice I. Bryan (1902-1992),” pre-publication version. http://pages.gseis.ucla.edu/faculty/macck/Bryan.htm.
[13]Veterans Administration
[14]Alice I Bryan, “Can There Be a Science of Bibliotherapy?” Library Journal 64, no.18 (1939):774-775, cited in Juris Dilevko and Candice F. C. Magowan, Readers’ Advisory Service in North American Public Libraries, 1870-2005: A History and Critical Analysis (Jefferson, North Carolina: McFarland & Company, 2007), 228.
[15]Alice I Bryan, “Can There Be a Science of Bibliotherapy?” Library Journal 64, no.18 (1939): 773, cited in Richard E. Anstett, “Bibliotherapy: An Adjunct to Care of Patients with Problems of Living,” Journal of Family Practice 17, no. 5 (1983): 846.
[16]Jean M. Clarke, “Reading Therapy – An Outline of Its Growth in the U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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