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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詩歌療法(Biblio/Poetry Therapy)歷史與發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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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炯友

[前集提要] 書目療法使用的書籍通常又是哪一類的「自助書」？圖書館若實施「書目療法」是否會有前述對於「自助書」的擔憂？而身為基督教教牧人員則所推介「自助書」之選目標準又是如何？欲回答此問題，首先必須從圖書館的角度來積極回應其他人文社會領域學者的質疑；以及回頭再次探討「書目療法」的意涵、成因、應用與歷史背景。在這些因素下，透過「自助書」意義來增進我們對書目療法的理解和應用。

圖書館如何回應相關質疑

圖書館涉入書目療法服務雖然已經有相當長遠歷史，即使用於當代圖書館事業發展以及新型態圖書館多元化轉型的環境下，許多原本不存在於傳統圖書館服務之業務日漸浮現，常見的模式通常結合媒體資源、社區資源與社工人員等，來進行某些社會服務事項，這使得圖書館型態更不典型。圖書館事業必須對於書目療法之應用而辯護，特別是在某些用語譯詞，以及從歷史發展之角度來妥善詮釋圖書館之價值。

用語譯詞釋疑：療法與治療

充作「書目療法」名詞是否有被濫用之嫌？我們不難發現其他類似的稱謂還包括：「閱讀療法」、「讀書療法」或「讀書治療」，以及「閱讀療癒」(reading cure)等。E. Alston曾指出「書目療法」的表面價值(face value)確實存在，因為圖書提供了相當廣泛的人生議題，它有最大的供人取得機會但卻也有最少使人產生防禦心的本質。[1] 如此更讓人放心領略閱讀。

然而，更根本性的質疑，恐怕是在於其中「治療、療法」(therapy)意義界定之問題。在中文的譯詞上，不論是較屬醫學用詞的「治療」或是相對較為溫和通用的「療法」一詞，都仍然有相當的歧異性與挑戰存在。「書目療法」是可以成為相當平易近人的行為或活動，它既平民化也單純，尤其當它轉化成自助式的閱讀推廣行為時更是如此；即使它無法「治癒」所有心理疾患，但它確實對許多問題提供了思考與解脫之方（或許“It will cure no one, but it may help many.”表達了這個事實）。

顯然「自助書」的圖書出版分類，一如出版市場之分類，仍可分為「虛構文本」（fiction literature）與「非虛構文本」(non-fiction literature)兩大類別，而圖書館所提供的書目療法依然可將這兩類的選目書單分別提供給讀者，使讀者辨別與意識到其所選閱的書目療法用書究竟何屬？這種做法有助於分辨它們的閱讀方法及應該注意事項，以及便利館方決定是否仍須仰賴其他更深入的閱讀協助，例如：讀者諮詢顧問、學科館員、社工人員的引領；同時，也可檢視書目療法的個別選目中，是否都已滿足相關的應用解題之說明？據以決定賡續委由專家學者與館員完成編寫該書內容的情節舉例、情緒療癒效用等解題書目。此外，圖書館亦可多加留意借閱排行榜圖書，例如：非虛構文本類項下的心理學自助書或勵志書籍，以這些最受青睞的書單為起始點，成為圖書館重點推介及協助解題之書目。

用語譯詞釋疑：虛構與非虛構文本

一般對於「文學」的傳統認知常分類成：詩歌、小說、散文、戲劇等四類。我們企圖釐清的問題，例如：書目療法究竟是使用了哪些「文學作品」？什麼又是「文學作品」或是應該正名為「文本」？由於書目療法所選用的書目資料常常以“literature”作定義，於是便產生了譯詞問題，若未適當釐清該名詞意義則難以明確描述書目療法的應用工具，也無法回答前述某些心理學者對此專業與「自助書」等工具所產生的質疑。嘗試將“literature”不譯做「文學」相關用語是有其必要性，因為它既非專指「文學作品」亦難做「文獻」解意，因此以「文本」作譯詞更為恰當。「文本」這樣的譯詞避免落入了「文學」或「非文學」之爭；同時也明顯有助於理解「自助書」的「文本」乃是涵蓋虛構與非虛構的各類創作文本之實。

就文學創作的虛構性與實用性而言，人們似乎習慣認定文學作品是屬演繹的虛構性質，此源自於「文學」給人既印象偏向「在某種虛構的形式中顯示它們自身的存在」，而虛構的作品常泛指「任何敘述體的文學作品，無論是採用散文還是詩歌體裁，只要是出自虛構與編造，不具備歷史真實性的都在其列」；換言之，敘事模式已被分成虛擬模式和經驗模式兩種，而前者多為「文學」，後者多被視作「非文學」。[2] 然而，有別於文學的傳統認知類別，時下的文學創作出版早已被區分出來的「非虛構文本」定義範圍幾乎呈現非常分歧之狀況，就像常見的繪本作品與童書中的兒童文學、童話、寓言屬於虛構類，但是因著主題的豐富性之故，一旦內容觸及傳記、歷史、自然生態和科普書籍等類型，則又毫無疑問地可以被歸類於非虛構文本。因此以單一讀者屬性來絕對地分歸二類別，乃是過於主觀且不正確的做法。事實上，某些作者的靈活創作早就混肴彼此而突破了文體的功能界線，自然無法全然廓清所有的出版品之二分屬性。台灣書市暢銷書排行版上的「文學類」與「非文學類」書榜，就偶見這種跨類的書籍文本。

「非虛構文本」被認為係指運用真實事件來充做文學創作的背景基礎，通常它會將真實景況予以重新架構成文學內容，基於作者的經歷或聽聞，而在敘事情節上力求表達真實生活之情境，也讓作品展現引人的故事性。這類源起美國1960與1970年代的所謂「非虛構文本」浪潮不僅打破了原本虛構文本的刻板印象，例如：小說一定是虛構文本，反而造就更多創作。「非虛構文本」也涵蓋了非虛構小說、新新聞主義小說、口述實錄體小說、歷史小說、報導文學、傳記和遊記散文等寫作類型，即使將較為拗口的「非虛構文本」是一種外來的寫作概念，改稱作「紀實文本」也難掩蓋它的複雜性。[3] 前述受非議的「自助書」無疑地也可能呈現在這類虛構與非虛構文本當中，「勵志」內容並非盡屬某一類文本；然而，我們必須正視的問題以及回答的是：「自助書」的專業性和有效性，並非是圖書館的責任；但是圖書館事業必須具備更大的理想來提昇「自助書」的利用性與使用指導。這種做法乃在滿足所熟知的阮甘納桑（S. R. Ranganathan）溯自1931年的「圖書館五律」（Five Laws of Library Science）精神。

自助書與圖書館書目療法

阮甘納桑認為圖書、圖書館館員與讀者是變動與成長中的有機體之重要組成份子。在2014年Lynn Connaway與Ixchel Faniel在她們的Reordering Ranganathan: Shifting User Behaviors, Shifting Priorities 報告中，再度重新檢視各個原則的時代新解，報告中認為瞭解圖書館所在社群與其需求，便是認識「圖書館是成長有機體」的的最佳方法，因為圖書館服務理應替目前與潛在讀者們的使用需求行為而不斷地持續進化；報告更建議一種新的解構方法來促進「成長有機體」發展的意義：[4]

(1)相關性(Relevance)，在於重新檢視目前圖書館所提供的服務與產品之相關性；

(2)能見度(Visibility)，在於充分令讀者知悉圖書館服務功能與內容，深化常用服務項目與讀者的連結；

(3)獨特能耐 (Unique capabilities)，則是廣為拓展服務內容使其具有與其他資訊提供者迥然不同的獨特性質，例如：樹立新型態的圖書館特定服務與口碑、整合並鏈結相關資源與資訊使讀者充分知悉、以讀者所喜歡的實體或虛擬環境來提供服務，並透過圖書館利用教育、諮詢和合作等方式來讓讀者知道圖書館的專業價值，以及提供正面與友善的互動服務。

如果「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僅是採取解題書目和策展活動，則印證了前述自助書有關的「自助」的定義：「自助是一種在沒有專業幫助的情況下，應對個人或情感問題的形式」。然而，這種自助式的服務模式恐怕也並非完全符合圖書館精神。圖書館提供書目療法服務向來有其正當性，在參考服務與讀者諮詢顧問的專業執掌下，積極提升本身的專業素質與服務內容之餘，適時利用書目療法推廣活動的時機，有效結合外部資源而促進社區資訊學(community informatics)意義下促進社區發展。

當公共圖書館被定位為社會教育與資訊傳播機構時，就不應自外於其他學域整合需求，在多元文化社會中傳達「正確」資訊，乃至協助「教化」功能向來都是無法卸責的勞苦重擔。認真因應心理諮商學者的挑戰，即使他們並非全然質疑「圖書館書目療法」之做法，然而身為時代新挑戰下的圖書館員可以有更積極與細膩的「助人技巧」之知識與訓練。[5] 這種架構在專業知識背景上的服務精神，才會得到更多的讚賞與尊重。認識歷史與典範，足以更清楚站穩腳步再邁進；也可以回到初衷，更有信心堅持到底。

圖書館在實施書目療法服務所提供的書目，的確可以包容眾多的媒體形式與文本類型，也不排除心理諮商輔導相關的專業診療書籍。然而在傳統上，可能由於館員比較難以深入具備心理諮商等額外的專業知識，以及目前相當缺乏整體的書目療法跨圖書館、跨專業域之討論與資源整合，因此常就偏向輕薄短小的書目整備工作，在不涉及份外能力與人力之情境下進行書目療法業務，也較難提供完整的各式各類文本來滿足所謂「自助書」的廣義類型，充其量或許可在閱讀推廣中見到如同書市銷售排行榜書單，對應圖書館借閱排行榜的「文學與非文學」(或虛構與非虛構文本)之介紹與策展罷了。目前真正用於圖書館書目療法之選目仍是有所侷限，原因眾多，但部分原因無非是圖書館事業總是步步為營，想求取中庸之道，同時避免淪入無謂紛爭之中；自助書館藏與推介之考量是如此，書目療法亦如出一轍。

書目療法之圖書館價值

圖書館已經見證了書目療法的歷史發展，不論從早期精神病院所附屬的圖書館(圖書室)，直至現今讀者諮詢服務的多元發展觀點，圖書館似乎為書目療法提供了絕佳的實作場所。圖書採訪與館藏的傳統職能更加促使圖書館員必須具備分析各種閱讀文本和行銷溝通能力，但同時也必須留意將讀者的閱讀興趣與需求，優先置於作品的聲望或文學價值之上，而不做個人過度主觀介入與干預。[6]「書目療法」正是這樣的情境下，橫跨了圖書館技術服務與讀者服務，而被許多圖書館列為重要業務之一。書目療法與圖書館兩者相互為用，在歷史上兩者彼此輝映。兩者關係正如美國圖書館學者Margaret E. Monroe提出之理由，她認為圖書館對讀者提供服務所需的三項技術功能，分別為：[7]

1. 資訊功能：將所需資料素材交至讀者手中，由圖書館員完成選擇、評估和解釋工作。

2. 教學功能：向讀者展示如何使用圖書館各項工具，並為讀者確保其資訊取得或選擇閱讀書籍時所需之技能；此功能更是必須存在於重要的閱讀資料內。

3. 指導功能：係透過以讀者興趣和需求為根據之各類合適資料的相關解釋，來幫助讀者選擇圖書館資料；而這正是書目療法領域賴以發展之故，書目療法遵循與所有閱讀指導相同的一般原則。

閱讀本來就是相當隱私的個人私事。從倫理上講，圖書館員的確不必要去深究讀者的閱讀內容、興趣與閱讀反應，除非他應讀者之要求與同意，或者因為後續專業服務之公益需求而執行某些事項。館員基於上述三項技術功能為圖書館專業提供了必要的業務措施，但必須保障讀者們參與閱讀資料的選擇，與讀者輕鬆互動並確保讀者自由意志來討論這些閱讀文本對他們自己的意義，書目療法的確為圖書館帶來有意義生機，Monroe將此稱為「變革原動力」（change agents），她認為許多富有創意的文本資料在促進淨化和領悟的療癒過程中，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們缺乏使書目療法成為一種精確技術的知識精確度；此外Monroe亦相信透過書籍獲益之本質遠比所謂「書目療法」表面詞義來得重要，圖書館也必須把精力花在探索書籍可以為讀者做什麼？以及身為圖書館員究竟該幫助讀者？因此一個新的「書目療法」定義，並非根據圖書館員的活動而下定義，而是依據讀者閱讀的效應來界定；這類「書目療法」即使被簡單定義成「閱讀對讀者之健康影響」而變為一門真正的「科學」，然而對「書目療法」效果的探索，將使得圖書館員可以幫助讀者選擇適當的資料，而獲得更高程度的精確性，如此也就可以使圖書館的讀者服務有更靈活和多樣化的規劃。[8]

在傳統的「書目療法」定義上，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早已於1961年收錄了「書目療法」詞條作定義，並且美國圖書館協會(ALA)也在1966年接受了此定義：「使用選定的閱讀材料作為醫學和精神病學的輔助治療；此外，透過[讀者]親自閱讀以做為個人問題得解決之指引」。這個定義對Monroe乃至現在的書目療法發展而言，顯然都無法貼切地反映出它應有的活潑多樣性，所以即使此定義基於歷史而涉及了醫學治療之意圖，也仍然引起其他專業領域人士的疑慮。因此，圖書館學學者Rhea Joyce Rubin在1978年重新為「書目療法」作出定義：「基於各類媒體形式之資料(media)和實際參與體驗者所互動產生之計劃，而凡是印刷或非印刷資料(material)，無論是想像性的還是資訊型的，都在引導者的幫助下進行體驗與討論」。[9]

然而，1980年代即使遠在歐陸的英國學界對於”Bibliotherapy”一詞仍有所微詞，英國對於美式或由美國所主導的文化用語向來似乎有些心結，反而喜歡以「閱讀療癒」(Reading Therapy)稱之。英國心理醫師Duncan Leys於一場有英國圖書館學會所舉辦的研討會中，直言批評與鄙視美式的”Bibliotherapy”，形容該詞在美國的普及宛如是一種「療癒的酒精中毒症」(A form of therapeutic alcoholism)，斷然拒絕使用該詞，此外也有英國學者於醫院圖書館之演講場合中，不諱言地表示「美國人所稱的書目療法，我還是喜歡稱之為引導式閱讀，[這種引導式閱讀]是這個國家[英國？]幾乎沒有涉及的另一種領域。」[10]

從以上的歷史定義討論中，顯見「書目療法」即使用語有歧見，但其跨領域之發展造就了十分豐富的議題與觀點，如何更貼近使用者觀點來「依據讀者閱讀效應」作定義？而Rubin的定義仍未滿足Monroe的期待，許多定義向來都有某些學者基於學域或個人之定見，但不論如何，書目療法在藉由圖書館事業的羽翼保護下茁壯仍是不爭的事實。

Alice Bryan是一位來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服務學院（Columbia University School of Library Service）且身兼心理學曁圖書館教育專家身份的學者，她曾於1939年發表「可有書目療法之學科嗎？」(Can there be a Science of Bibliotherapy?)。[11] 對此提問，事實上，Bryan自己已有定見，因為她早已明白「書目療法」領域在當時已經具備了哲學論證、實用假說以及定義，惟獨非常欠缺實驗數據與受過科學訓練的從業人員。[12] 她認爲如果是一門成熟的學科，就必須結合醫師與受「書目療法」相關專業訓練的醫院圖書館員兩者之間的密切合作，他們首先必須建立廣泛且可證明的定義，進而積累實驗數據以建立基本原則，並且最終按照科學路線進行基礎研究。[13] 換言之，Bryan相信「它必須更花心思謹慎地控制每次個案研究的效應，並研究閱讀某些類型資料時，對數百名未經刻意選擇之特定類型疾病康復患者的影響」，以及有必要記住許多「可能對結果有影響的變項」等；而它在學科上的科學價值就在於必須保有較為廣闊的定義：「書目療法是一項閱讀資料之處方，它將有助於情緒成熟度的發展，並且滋養與維繫著心理健康」。[14] Bryan簡要歸結書目療法應用於讀者身上，其目標在於：[15]

1. 讓讀者明瞭自己不是第一個遇到困難與問題的人；

2. 讓讀者看到自己的問題存在不只有一種解決方案；

3. 幫助讀者瞭解特定情境下人們之基本動機，不論是來自己或他人皆然；

4. 幫助讀者從人的角度看待所涉及的經驗價值；

5. 提供解決自己的困難與問題所需之事實；

6. 鼓勵讀者真實面對自己的處境。

「書目療法」無疑是一種跨領域結合，英國圖書館學者L. Stanley Jast亦同樣於1939年之際隔海唱和，發表文章呼籲圖書館事業應該設立「醫師館員」(physician-librarian)的新職份，由他們來開立能做為心靈療癒用途的作者之書單。[16]「書目療法」在圖書館的應用既是一門處理人與人關係的「藝術」，它對應著傳統的「讀者服務」業務；同時也是ㄧ項注重方法理論的「科學」，此對應著傳統的「技術服務」工作。此外，在所利用的研究方法上，它是實證研究無誤，既可以是量化研究，亦可以藉由質性研究或任何植基於經驗與觀察之研究設計，來展現這種人文關懷與科學並進的學科特色。「書目療法」帶給圖書館學過去的歷史見證，也帶來圖書資訊學的前瞻願景。毫無疑問地，它在未來仍將不乏有更多的主題性發展與相關效應產生。

回歸到稍早的討論內容，「自助書」所遭遇到的抨擊始終在於內容專業性的不足，或是欠缺有效的輔助指導。圖書館涉入這些「自助書」，或將「自助書」納入館藏所提供的書目療法選目之中，最為理想與能實踐圖書館精神的做法無非就是：專業涉入、內外部資源的結合。圖書館本於傳統職責功能，並再外加可資促進「成長有機體」的發展因子，補足自身專業的不足，理當仍可以讓書目療法於圖書館場域發光發熱。而且圖書館也不必為那些批判而對書目療法服務妄自菲薄，以致失去提供服務之信念。

若論及「聖經書目療法」於圖書館或其他場域之實施可行性時，其所遭遇的質疑和挑戰是可預見的，然而它並不完全相同於上述責難，因為「聖經書目療法」之選目或文本是非虛構的事實存在，它已經具備許多論述觀點與解釋，並有許多衍生的經典作品，它可以是針對兒童、學生、成人等來量身定做的讀本與帶讀活動，也可以是必須再結合各種專家學者通力合作來完成的事工。

[1] E. Alston, “Bibliotherapy and Psychotherapy,” Library Trend 11 (1962): 159-176.

[2] 李思寧、張茹，「論文學與非文學的區別：以文學的三特徵以及語言和形式為切入點」，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34卷增刊 (2012年6月)：119。

[3] 高曉仙、趙國月，「非虛構文學術語翻譯在中國傳播與影響」，外國語文研究 3卷5期(2017年5月)：68-69.

[4] Lynn Silipigni Connaway and Ixchel M. Faniel, Reordering Ranganathan: Shifting User Behaviors, Shifting Priorities (Dublin, Ohio: OCLC, 2014): 92-97. https://www.oclc.org/content/dam/research/publications/library/2014/oclcresearch-reordering-ranganathan-2014.pdf.

[5] 邱炯友，「書目療法的助人技巧」，https://joyochiu.page/2022/03/30/bt-helpingskill/。

[6] Association of Hospital and Institution Libraries, Bibliotherapy: Methods and Materials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71): 9.

[7] Margaret C. Monroe, “Reader Services and Bibliotherapy,” in Reading Guidance and Bibliotherapy in Public, Hospital and Institution Libraries, edited by Margaret E. Monroe, (Madison: Library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71): 40-41. https://files.eric.ed.gov/fulltext/ED065166.pdf#page=44.

[8]Margaret C. Monroe, “Reader Services and Bibliotherapy,” in Reading Guidance and Bibliotherapy in Public, Hospital and Institution Libraries, edited by Margaret E. Monroe, 42-44.

[9]Rhea Joyce Rubin, Using Bibliotherapy: A Guide to Theory and Practice (Phoenix, AZ: Oryx Press, 1978), 1-2.

[10]Jean M. Clarke, “Reading Therapy – An Outline of Its Growth in the UK,” in Reading Therapy, ed. Jean M. Clarke and Eileen Bostle (London: Library Association Publishing Ltd., 1988), 4-5.

[11]Alice I Bryan, “Can There Be a Science of Bibliotherapy?” Library Journal 64, no.18 (October, 1939):773-776.

[12]Mary Niles Maack, “Alice I. Bryan (1902-1992),” pre-publication version. http://pages.gseis.ucla.edu/faculty/macck/Bryan.htm.  

[13]Veterans Administration

[14]Alice I Bryan, “Can There Be a Science of Bibliotherapy?” Library Journal 64, no.18 (1939):774-775, cited in Juris Dilevko and Candice F. C. Magowan, Readers’ Advisory Service in North American Public Libraries, 1870-2005: A History and Critical Analysis (Jefferson, North Carolina: McFarland & Company, 2007), 228.

[15]Alice I Bryan, “Can There Be a Science of Bibliotherapy?” Library Journal 64, no.18 (1939): 773, cited in Richard E. Anstett, “Bibliotherapy: An Adjunct to Care of Patients with Problems of Living,” Journal of Family Practice 17, no. 5 (1983): 846.

[16]Jean M. Clarke, “Reading Therapy – An Outline of Its Growth in the UK,” 3.

書目/詩歌療法(Biblio/Poetry Therapy)歷史與發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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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

邱炯友

書目療法之歷史典範與內涵

探討「書目療法」的歷史淵源，當可發現它與昔日西方的精神病院有密切關聯。「書目療法」在早期被視作「道德治療」方法之一，並且在精神病院的輔助體系下被高度重視。所謂的「道德」(moral)治療對精神病患而言，它是一種凡是不使用到藥物或物理治療的方法皆可稱之，因此它可以涵括許多不同的方法和休閒活動，也就相當於現在習稱的職能與遊憩治療。[1]

文本類別歷史

究竟院中的患者該接觸閱讀哪些書籍？也常常有不同見解。通常在選擇書籍以供精神病患使用時，都需要特別留意一些情況，基於某些常見的認知（但不見得能做實證的理由）下，幻想式題材的作品常被認為必須避免提供，而患者以前所熟悉的任何相關知識內容之讀物，則又似乎被認定可提供，以引導和改善注意力的恍惚情況。見解的不一，就像有的醫生認為該使用小說來當作心靈與消遣讀物；但卻也有人對此深不以為然，反對者以小說類為批判對象，他們稱「小說」的情節更容易使人精神失常，故不適合精神病患，倒不如讀一些鼓舞人心的遊記、人物傳記、歷史故事等書籍來得有益處。[2]

另一個爭論點是《聖經》是否應該被納入精神病院圖書館讀物。19世紀初的Benjamin Rush (1746~1813)是一位美國醫生與醫學教育者，他就極力建議這類精神病院圖書館應該多提供旅遊書、哲學與宗教類之書籍給病患，同時他也喜歡採用小說來輔助治療，並視這類嶄新的職掌分類為「遊憩書目治療師」(recreational-bibliotherapist)之工作。[3] Benjamin Rush被視為史上第一位推薦《聖經》於書目療法應用的學者，深受英國基督教貴格會經營的約克退修會（York Retreat）之影響頗多，Rush他繼而提出《聖經》能用於書目療法的許多治療經驗，像是對於某些憂鬱而疑心自己得病的患者，便可藉由閱讀經文的方式得到某種程度的紓解，尤其在臨近夜晚時所出現的精神萎靡和沮喪情緒時更為有效。[4]

在19世紀的時空背景下，書籍本身價格就不菲，圖書館的館藏都是寶貴的資產，尤其在西方社會的宗教信仰環境中，精神病院供應《聖經》閱讀來幫助病患是相當常見的事，當然即使是作為一種消遣方式，僅僅閱讀的行為本身就是有益的，因此這些院內的圖書館角色份量相當吃重，館員職份是由助理醫師負責，而再由輕症病患來充當助理。此外，在當時病患入院診斷中常見所謂「宗教興奮」(religious excitement)症候，雖然這或許是不同基督教宗派立場所產生的歧見，而當時有極大部分的案例是針對新教教會以外的異端標籤，甚至一些信奉傳教士William Miller的「米勒主義」者或其他「基本教義派」或「非東正教」信仰的人也經常被貼上瘋子標籤而遭送精神病院，這些病院可能因此採取禁制閱讀《聖經》的措施，因為「這些患者的疾病[可能]導致他們不恰當地使用經文」。[5] 但是在另一方面，同被視為美國的書目療法先驅者之一的John Minson Galt II（1819-1862）則認為即使對於一些有宗教幻覺的患者，不給閱讀《聖經》也可能徒勞，因為他們早已熟記部分內容。Galt仍強調《聖經》是他的病人「最渴望和閱讀的書」，他認為對於患有憂鬱症的患者來說，每天閱讀安慰人心的《詩篇》和新約經文是必須的。[6] 他建議將這些經文中比較能安慰人的章節標記出來，並要求憂鬱症患者每天閱讀這些章節內容，會是相當有益處的。

J. M. Atwater與D. Smith曾於1982年針對一群基督徒心理學研究學會（Christian Association for Psychological Studies, CAPS）99名成員進行調查，試圖瞭解他們運用書目療法之方法，研究發現這類基督教團體的確會給予不同類別書單之建議，即使在那宗教相關自助書籍都偏少的時空環境裡，一些屬靈與信仰相關的書籍仍是最為這些實務從業者所青睞，但此研究並無展開後續的使用狀況追蹤調查。[7] 而1989年另外一位學者P. Giblin之研究更發現凡屬追求靈性等類似靈修性質書籍對受輔之個案來說，其重要性勝於一般書籍，而且許多治療師也將價值觀和具有深刻意義的問題與個案的心理動態狀況相結合。[8] 相對於治療師的角色，一些研究文獻也顯示基督徒受輔個案傾向於接受宗教主題鮮明的自助書，並且這些個案遠比一般非信徒更會信服於身兼教牧身份之心理諮商師的輔導。[9]

教牧諮商之自助書選目

耶穌對門徒說，「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正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樣，並且我為羊捨命。」(约翰福音10: 14-15)

身為基督教徒並身兼諮商輔導事工的教牧人員，他們在利用書目療法作為輔助工具時，通常根據哪些原則來為其所牧養的基督徒開立自助書書單？心理學家W. Brad Johnson 與William L. Johnson於1990年代後期便針對基督徒個案進行調查，從中瞭解教牧諮商人員使用自助書的實務作為。這兩位學者首先提出下列主要研究命題：[10] (1)教牧諮商人員引介自助書籍的頻率如何？(2)教牧諮商人員在實務事工中如何使用自助書籍？(3)教牧諮商人員選擇自助書籍之標準何在？(4)比較碩士和博士級教牧諮商人員於選書標準或實務利用上是否存在差異？(5)女性和男性教牧諮商人員於使用自助書籍方面有無區別？(6)教牧諮商人員最常推薦哪些自助書籍？

這次Johnson與Johnson同樣以CAPS成員為研究對象，但必須同時兼具「從業人員」身份。由於屬於基督教團體，因而他們大部分可被視為「教牧人員」或有「諮商輔導」身份，本文在此且稱他們為「教牧諮商人員」，經確認總計有784位成員具備博碩士學位資格的諮商輔導員，其中243位(佔31%)成為研究參與者。[11] 研究也發現77%的教牧諮商人員公開支持在協談過程中，應該陪同諮商個案進行禱告，即使偶爾從之亦可；此相當於31%的諮商個案中都伴隨禱告之情事。此外，研究亦發現教牧諮商人員很可能基於某些自助書具有作者信仰相稱之內容，而開立相關該自助書給予個案參考，但碩博士學歷的差異似乎也有不同的偏好，碩士學歷者比博士學歷者更支持採用基督教義內容之自助書，且無關諮商個案是否為基督徒或該書是否被其他同儕所推薦。[12]

此研究將自助書依品質與實用性做依歸分成14大類，並由研究參與者列舉一至三本書籍將其入類。茲詳述Johnson與Johnson的分類標準、項目與運作方式如下：[13]

1. 選書標準：

書籍能有良好的體驗結果、基督教內容或重點、作者的專業資歷、同儕之推薦、基督教作家、書籍之研究基礎、書籍的受歡迎程度等計7項。

2. 自助書分類：（可重複入類）

成癮和康復、焦慮、兒童發展和育兒、沮喪、家庭、悲傷與失落、人際交往技巧、婚姻、性別問題、個人調整與改善、人際關係、性慾、靈性、頂級經典等14類。

3. 主要運作方式：

與個案討論自助書內容、推薦課後自助書、閱讀後之指定功課、協同個案共讀等計4項。

由於基督教出版社通常具有一定規模且符合教義信仰之自助書出版，因此教牧諮商人員的選書來源也就與這些出版社較有密切關聯，此因素自然成為另一項研究上的干擾變項，可以被暫時擱置不探究但也可再做進一步觀察。在這些選書標準、分類與運作方式中，教牧諮商人員與個案的關係是非常特別的，這些專業人員在助人的理念上，如何思考用特別的心思而懷著又「都要聽他講道，又指望醫治他們的病」(路加福音6:17b)的初心，這種帶著「耶穌的印記」對信徒與非信徒的意義是什麼？想必是雖然有諮商輔導的原則技巧之規範存在，但卻也基於信仰之故，如同好牧人般多了些負擔、堅持與悲憫。

典範人物與關鍵作為

我們已知探索「書目療法」之當代發展，即可發現它與圖書館事業有相當深厚的歷史淵源，圖書館毫無疑問是書目療法發展的見證機構。而且過去源自精神病院患者的需求，也因時代的演進，醫學觀念與患者權益的改善下，「書目療法」應用於精神病院(乃至相對歧視用語「瘋人院」)之外的一般醫院身心診療之需求也日漸受到重視，這也使得「書目療法」的推廣，開始有了很好的契機。西元1800年代後期之美國，大多數精神病院患者人數因爲移民人口增加而加劇，這使得病院中推行的「書目療法」必須更仰賴更有制度與訓練基礎的院內圖書館館員來執行這種特殊服務，以提升監督效率。然而，真正的訓練擘劃且以計畫性的建置方向所形成的發展，則始見於1904年，位於馬薩諸塞州的麥克萊恩醫院（McLean’s Hospital in Waverly）圖書館長E. Kathleen Jones首將「書目療法」正式納為院方的標準執掌之一，開創了全美對患者進行書目療法之先例，而她也被視為第一位具備專業訓練資格可協助執行心理治療的館員，自此使得「書目療法」被接納成為圖書館事業之一環。[14]

基於書目療法與圖書館事業之歷史關係上，哪位學者專家足以成為歷史典範並能充分展現擘劃與積極創新之內涵？另一位被譽為「書目療法」先驅者的Arleen McCarty Hynes（生卒年1916-2006）事業始自圖書館，應該堪為此代表。Arleen在其人生歲月中，也是一名重視靈閱(lectio divina)活動且與「上帝創造性之同在」的天主教徒，及至60多歲她更成為一名虔誠的聖本篤會修女。[15] 西元1971年Arleen成為美國華盛頓特區的聖伊莉莎白醫院(St. Elizabeths Hospital)病患圖書室館員。[16] 任職期間Arleen以圖書館學知識並強調聚焦與對話的活動型態，來積極幫助和帶領到館患者舉行讀書會。此外又曾經在美國丹佛大學、華盛頓特區的天主教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兼職開設「書目療法」課程；兩校的課程分別是僅1至2學分的大學部課程小型課程設計，以及3學分的研究生課程；而從1973年開始，更是為書目療法首創了學習與實習兼具的2年制教育訓練課程。[17]

Arleen有計畫地將「書目療法」轉變成一種真正可行的治療方式，而非僅只是停留在圖書資訊服務的功能上，她轉而更積極地想將書目療法構想與詩歌或創意寫作等似乎較具休閒意味的活動區分開來，因為這些活動雖然具有某些治療效益，相較於已較具規模的書目療法而言，它們仍較缺乏基礎理論、實踐架構以及針對特定人群的有目的之書目選擇和應用方法。Arleen的完整著作直至1986年她與女兒Mary Hynes-Berry共同出版了Bibliotherapy —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A Handbook，奠定了書目療法實務與理論研究的另一里程碑。[18]

深入「書目療法」定義：Arleen觀點

Arleen既然在當代被譽為「書目療法」的先驅者，在其陸續再版專書Bibliotherapy — The Interactive Process乃至Biblio/Poetry Therapy– The Interactive Process版本中，替此名詞術語擴大定義為：「書目療法使用文本 (literature)在參與者和引導者之間產生治療互動。此種交互式書目療法（interactive bibliotherapy）由受訓練的引導者帶領討論，並幫助以臨床或發展性[書目療法]之參與者來整合對選定作品的感受和認知反應，這些作品可以是印刷文本、某種形式的視聽資料或參與者的創造性寫作」[19] 以上定義得知Arleen明確地強調「書目療法」它的互動特性以及它所產生的成果。易言之，在她的認知中，書目療法機制絕非單純的選目與策展功能，而且協助工具來自多元的選目，甚至可包括更仰賴心理諮商之寫作治療技巧，以達成心靈與情緒上的療癒；如果我們又將之置於圖書館場域來思考，以Arleen身份背景之故，想必她對於圖書館肩負書目療法服務的理想機制，亦應同樣適用於此觀點。

根據Arleen與同事Kenneth Gorelick服務於聖伊麗莎白醫院時的實務經驗，他們共同整理出了「書目療法」實施時，不可或缺的七個構成要件：[20]

1. 關於書目療法理論的教誨信息，應該包括臨床和發展模式之間的差異，以及有關心理健康的展望信息；

2. 以基本的人文治療觀為導向；

3. 關於群體動力學的知識和觀察；

4. 「個案-引導者」書目療法課程之實施經驗和執行專業工作的細節分享，例如與其他工作同仁合作，對書目療法的上級督導撰寫報告，並在個案記錄中輸入觀察資料；

5. 參與小組督導群，由多位學員在精神科醫生或心理學家的指導下，討論他們對此帶頭小組的相關反應；

6. 對每個參與合作的小組群進行專業監督；

7. 在由同伴學員所組成的發展性書目療法小組中分享經驗。

上述經驗是Arleen在醫院的服事經驗，毋寧說是圖書館書目療法的一種深刻實務應用，它不僅有著理論、信仰，也有步驟與方針。可是如此專業繁瑣的實施程序，對圖書館而言，絕非單純的圖資專業可以負擔和滿足，它必須結合更多外部資源，使書目療法在圖書館服務裡得以開展。但就許多圖書館的現實情境下，並非每個圖書館或館員可以勝任於此。既然「書目療法」基於讀者閱讀諮詢顧問的固有特色而發展於圖書館學項下，源自內外部之爭議難以避免，面對與改進則是唯一的正向態度。

專業術語之分歧

暫且不論”Bibliotherapy”之中文譯法為何？在台灣由於多位圖書館學者與從業館員的積極推動下，「書目療法」一詞已有相當普遍的認同。這項事實也印證了當代“Bibliotherapy”發展的特性，此詞偏好者有許多是來自圖書館學領域，因為從圖書館員傳統服務角色而言，提供館藏閱讀資料，也就是所謂的各類媒體形式的「書目資料」（bibliography）供使用並產生教化作用，本是圖書館服務的傳統應用觀念之一。

書目療法所使用的選目資料幾乎囊括了所有文學類光譜之範圍，從詩歌直到科幻小說等。心理學者Nicholas Mazza，他也是一位暨臨床教育顧問並且長久以來擔任了著名的Journal of Poetry Therapy期刊主編的觀點裡，他認為：「書目療法」雖然在許多研究文獻中受到長期關注，但主要仍是「被當作方法、治療技術和教育工具，而不是做為學科、理論框架或專業」；而「詩歌療法」已是一個國際性的跨領域學科，也具有包容性，它的相關文獻更是包括了一些長期以來與「書目療法」相關的文獻，例如：書目諮商(bibliocounseling)、治療閱讀(therapeutic reading)、書目鏈結(bibliolinking)、文學治療(literatherapy)、閱讀指導(guided reading)和閱讀療法(Reading Therapy)等術語。因此，Mazza從本質上指出，書目(閱讀)療法已經被納入在一個屬於更大範圍：「詩歌療法」下的一個領域；基於這樣的緣由，有時合稱為書目/詩歌療法(Biblio/Poetry Therapy)。[21] 以多音節新單字呈現“Bibliotherapy”似乎比不上”Poetry Therapy”來得清晰，雖然從圖書館學的角度「書目療法」一詞有著更為堅實的含義，特別是圖書館學對於「書目」(bibliography)向來有明確意涵，「書目」用字它可以更為廣泛地將各式各類的媒體與作品（紙本、電子與視聽資料，以及文學與非文學、一般與諸專業STM等等文獻資料）納入這個專有名詞底下，但是在現實環境的考量下，圖書館員的專業用語恐怕仍不敵其他眾多專業領域人士的既定認知。

「詩歌」一如「全國詩歌療法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oetry Therapy; NAPT）的定義，便已說明了「書目」不敵「詩歌」為用語的現實，而此時，唯有眾人所信服的先驅者Arleen Hynes的調和以「書目/詩歌」來表達這一項值得跨領域合作的助人專業活動，毫無疑問地是堅持與妥協下的合宜名詞了。而從中文對應「bibliotherapy」譯詞，將之意譯成「閱讀療法」而非「書目療法」，則恐怕又是一場「非圖書館學」的謬誤，因為所謂的「閱讀」與「書目」用詞完全是兩種不動的描述或活動，姑且暫時撇下「療法」、「治療」、「療癒」等接續譯詞的分歧，惟稱「閱讀療法」雖然淺白，卻仍然沒有「書目療法」意義來的深刻且符合其歷史初衷。

儘管純粹的「詩歌療法」理論架構與可能較早形成的「書目療法」理論十分相似，即使有了後來發展的「書目/詩歌療法」的通用稱謂。這種複合式的通用名稱，不外乎在於試圖整合與解決學者立場的歧異，但也仍存在更複雜的雙套詞或雙音節的拗口。在「書目療法」、「詩歌療法」、「書目/詩歌療法」等三種稱謂的競合下，究竟何者為最大包容性？已是難解的歷史課題。最終與最理想的解決態度，可能就是基於各專業領域立場的互動與學習交流，各自使用自己習慣的專業術語，即使有些微不同的論述與運作焦點，但在理想與目標上始終合一。

書目療法與詩歌療法的合一

詩歌或創意寫作可以是休閒活動，但也可以深化其理論架構與應用性，進而擴展出「詩歌療法」亦當不令人意外。詩歌療法及其與書目療法的關係頗為微妙，從NAPT的觀點這兩者之異同在於：[22]

「書目療法」字面意思是書籍或文本(literature)，用之於醫學之協助與服務；而「詩歌療法」則是一種特殊而強大的書目療法形式。詩歌療法在隱喻、意象、節奏和其他詩作的技巧都獨樹一幟。長久以來，圖書館員著眼於那些對精神患者有益的書籍而選擇並運用了它們的價值，因而採用了「書目療法」術語，這詞在選目上，早期特指一些具有傳達某些信息功能書籍之使用，例如，Karl Menninger的《人類心靈》（The Human Mind）以及精選的富有想像力的小說，其人物可以作為讀者的模範或警示。….雖然圖書館員保留了「書目療法」術語的使用，但它的服務並不包括計劃討論讀者對該文獻資料的個人反應，並且這種形式的「互動過程」或「互動對話」後來隨著 1960 年代團體治療的流行而演變。

但是Rhea Joyce Rubin認為因為存在下列三項事實差異，而使得「書目」或「詩歌」在療癒上得理論運用之間，兩者出現了實質上的差別：[23]

  1. 詩歌治療師於治療過程中僅使用詩歌，並無其他類別；
  2. 詩歌療法之發展主要是藉由詩人作品與心理治療師，並不經由圖書館學的協助；
  3. 詩歌療法強調詩歌創作以及詩作閱讀與討論。

從精神病患療癒的臨床經驗中，Rush亦曾指出患者在接近康復階段盡可能閱讀一些輕鬆與娛樂性的書籍，並且更需要「用眼睛」與「用耳朵」來看書與聽書，他認為在獲取知識時，眼、耳常無法同時併用在不同事物上，聽會比看更為理想；而大聲朗讀也不失為好方法，他因而建議書目治療師不只必須讀給患者聽，也必要讓患者來讀給他(她)聽。[24] 發展性的書目療法在這種「讀與聽」的互動效果中，並沒有明顯的實證研究案例，這似乎也映證了上述Rubin的分析，也就是「詩歌療法」的應用並非是圖書館館員所關切的目標。圖書館的自助式閱讀指導中，自然少見這種互動模式了。

詩歌療法理論與發展

約莫1960 年代，隨著團體心理治療的發展，心理治療師們發現了「詩歌療法」可以是一種可以融入專業輔導的有效輔助技巧，他們也積極探索各類相關的文學著作素材，尤其是詩歌具備的治療價值之潛力，因為這些素材可以幫助喚起個案患者更新他們的生活意義，甚至在操作技巧上，亦可藉由個案本身根據經歷與感受來寫下對他人寫的詩歌或原始素材的回應。[25] 追溯更早歷史軌跡則該歸功予1950 年代具詩人、藥劑師和律師身份的Eli Greifer，他先在克里德莫爾州立醫院(Creedmore State Hospital)以及坎伯蘭醫院(Cumberland Hospital)陸續創辦了詩歌療法小組，此舉也帶動了更多學者專家的參與，這種開拓精神最終在1969年促成了一個具備認證標準資格的詩歌療法協會(The Association for Poetry Therapy, APT)的成立。[26] 直至1980年，APT召開理監事大會進而討論改組成立全國性的機構，即為「全國詩歌療法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oetry Therapy; NAPT）。美國NAPT網站開宗明義揭示了「詩歌療法」的定義：[27]

詩歌療法是在治療、教育、成長和社群建構能力(community-building capacities)中使用語言、符號和故事；它依賴於使用詩歌、故事、歌詞、意象和隱喻來促進個人成長、康復和更宏觀的自覺。而書目療法、敘事、日記寫作、隱喻、講故事和[宗教]儀式都屬於此詩歌療法之範疇。

NAPT雖是美國的專業組織協會，但一如其他成立於美國的「全國」性的組織一樣，它已是跨國與跨領域整合的國際組織。NAPT成員來自各種領域專家，其中不乏作家、社工人員、醫護人員、心理學家、教育人員、神職人員與圖書館員等，而服務範圍更是遍及監獄、心理支持互助團體、學校、醫院與長照機構。

詩歌之所以會牽動人們的情緒感受，這是不證自明的事實。在理論應用上，就不免想到《詩學》。像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在論著《詩學》(Poetics)中提到「悲劇以憐憫與恐懼來使這種情感得到淨化」。苦難事件不也是是產生「哀憐」與「恐懼」的事件？! 對於「悲劇」所下的定義，亞里斯多德這麼說：[28]

悲劇是模仿一個嚴肅而本身完整的行動，行動的範圍應相當廣泛；劇中使用的語言應依不同情節而加上愉悅的伴奏；其形式應是富於戲劇性的，而不是敘述性的；最後，藉由其劇情引起哀憐與恐懼之感，藉以達成此等情緒的「淨化」。

而且在他的另一作品《修辭學》(The Art of Rhetoric)，也將演講分成三個主要元素：演講者、講題與聽眾，繼而指出成功演講的關鍵在於講者之特質、講題之論證、聽眾之情緒三項，換言之，一齣好的悲劇故事與演出，這些元素都不可或缺。[29] 這個形容就像交互影響的「書目療法」三要素：引導者（facilitator）、文學資料（literature）和個案（patient）本身，缺一不可。根據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好的悲劇更有六個元素，它們分別是情節、角色、對話、想法、舞台效果，以及音樂；前兩項為主要因素，而後相互映襯，形成整體張力。[30] 亞里斯多德相信在不同的樂調及節奏下，聆聽者自有不同的心情或態度，哀歌令人哀傷，或使人脆弱，但也有的使人溫和平靜，有的激情澎湃；因此，各種曲調和節奏，對於不同年齡，不同階層，不 同類型的人作用各不相同，應該區別對待。[31] 這些觀點自然印證了詩作結合歌頌樂曲，乃至運用其多協助技巧，而產生更大的心靈共鳴，都有利於書目/詩歌療法之運作。

屬靈信仰與詩歌靈閱

Arleen自己曾經明白地指出「書目/詩歌療法」扮演著邁進人們心靈之大道(an avenue into the spirit)，她進而將詩歌與屬靈問題相結合，並以SPIRIT為開頭字母的詞來進一步詮釋這道理：[32]

S 靈性與靈修（Spirituality）

P 感知與悟性（Perception）

I 洞察力與領悟（Insight）

R 關係意義（Relevancy）

I 整合與融合（Integration）

T 完全與整體（Totality）

經由這個字詞的引導，就可藉著字母離合詩的方式，協助每個參與者在運用「書目/詩歌療法」，特別是以「詩歌」為題材時，用這字詞所形成的字義思維來造句或寫下自己的感受，利用較具結構的方法來釋放自己心靈的想像空間。為了瞭解Arleen的這種SPIRIT 意義內涵，稍作闡述如下：[33]

「書目/詩歌療法」是在平庸中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思考如何將「靈性與靈修」真諦散播給參與者，Arleen自認所謂的屬靈層次乃屬上帝經驗(God-experience)因為他們相信有某種高於人的權柄存在著，也因此必須重視這「靈性與靈修」。正如著名的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H. Maslow)與榮格(Carl Jung)都曾對宗教對心靈的影響做了深刻的描述，馬斯洛認為：「屬靈生活是人類本質精髓之一部分，它是一種約束作用的人性特質，沒有它就不構成完整的人性；屬靈生活是真實自我的片段，是一個人的身份、一個人的特殊性，以及完全人性的一部分。」[34] 榮格則說：「人在苦難中永遠不會因為自己的想法而得到幫助，而只能通過比他自己的智慧更大的智慧的啟示。 正是這一點使他擺脫了困境」，進而評論說：「一個有宗教思想的人會談論來自上帝的指導，而做為一位治療師，[對任何改過的人]他會使用『心靈已經覺醒到自發生活』（psyche has awakened to spontaneous life）這類用語來形容此。」[35]

「感知與悟性」意味著，活在在日常生活的小細節上，我們必須擴增對瑣事與崇高的事務之間關係的理解，也必須多一些對於追求足以滲透思想與行動的靈性感知的需求。「洞察力與領悟」是一種深入理解人、事、物與感覺的內部運作方式，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詩歌的朦朧意境也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將我們帶向新的可能性和新視野，若詩歌能吸引人，則這一首詩歌就已經啟動了參與者的洞察力了。「關係意義」讓我們明白事物的相關性，其中透過語言與文字皆是關鍵，詩歌透過了語言而產生意義，在所有的書目療法模式是如此，僅有詩歌模式何嘗不也是如此。在詩歌療法中，語文讓心靈甦醒，通過語言表達對文學的回應，可以開口歌頌，也可流轉於字裡行間。

此外，「整合與融合」的概念是指人應該成為一個經驗、個性特徵想法和反應都合一，人也應是一個裡外感知都是愉悅的整體；整合與融合的人知道自己必須調適，以及意識到自己必須懂得原諒並與人和好。最後的「完全與整體」是整個詩歌療法所產生的價值總和，在努力工作並暫時獲得令人滿意的自我或整合感之後，便有能量正確看待更多事情而進入這得以「完全」的情境，個人的靈性成長是通過對他人與事物的善意，以及富有同情心的行為，來整體衡量是否達到一種完全的關愛。

像Arleen這樣的書目療法推動者，將信仰上的「靈閱」與現代的書目療法兩相調和，即使因為她特有的宗教信仰與實踐的結合，成為她真正發揚書目療法的核心精神，不論是基於聖經或詩歌的靈修態度與否，Arleen都相信這些素材都是足以改變最脆弱心靈的人。「書目療法」是屬於任何宗教信仰皆可應用的方法，但Arleen的實踐精神，告訴了我們她個人的執著與付出的真正根源。書目療法三階段論中的「淨化」，對某些基督徒便是自認有罪的心靈被洗滌了，而在基督裡睡著的人以及活著靈魂同得到安慰；而在基督裡新造的人得到生命的更新。Arleen她一定是從書目療法裡得到生命的印證。

結論

許多致力於書目詩歌療法並想活出神形象的人，他們的事工確實部分取自一些特殊的屬靈資源，就像讀經、禱告、靈修等，豐富了自己的生命也照護了他人。然而，宗教性的屬靈經驗與信仰被正確使用，卻也有可能誤用，所以本著關懷與助人的心理諮商治療師或小至發展性書目療法的事工，都必須謙卑和謹慎。他們似乎有一項特殊義務，即是「在治療過程中，定意活出安慰、醫治、和好與智慧的上帝形象」，這是必經之路亦無捷徑，毫無職業的自卑也毫無菁英主義的色彩。[36]

[1] 對於精神病的治療常劃分成兩大類，物理(Physical)與所謂的道德(moral)治療，至於為何用「道德」一詞，則又是歷史與哲學上的定義問題所衍生。此外，物理治療與職能(occupational)治療之區別則主要在於前者較重視如何治療疾病本身；後者則更看重該如何將疾病或患者與日常生活互相協調。

[2] Philip J. Weimerskirch, “Benjamin Rush and John Minson Galt, II: Pioneers of Bibliotherapy in America,” Bulletin of the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53, no. 4 (October 1965): 512.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198327/pdf/mlab00181-0020.pdf.

[3] Ibid., 511.

[4]Ibid., 513.

[5]Len Levin, “Bibliotherapy: Tracing the Roots of a Moral Therapy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Journal of the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101, no. 2 (April 2013): 90. doi:10.3163/1536-5050.101.2.003

[6]John Minson Galt, The Treatment of Insanity (New York, NY: Harper & Brothers, 1846), 566, cited in Len Levin, “Bibliotherapy: Tracing the Roots of a Moral Therapy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Journal of the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101, no. 2 (April 2013): 90. doi:10.3163/1536-5050.101.2.003. 以及Philip J. Weimerskirch, “Benjamin Rush and John Minson Galt, II: Pioneers of Bibliotherapy in America,” Bulletin of the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53, no. 4 (October 1965): 522.

[7]J. M. Atwater and D. Smith, “Christian Therapists’ Utilization of Bibliotherapeutic Resources,”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Theology 10 (1982): 230-235, cited in Brad Johnson and William L. Johnson, “Self-help Books Used by Religious Practitioners,” Journal of Counselling & Development 76 (Fall 1998):460.

[8]P. Giblin, “Use of Reading Assignments in Clinical Practice,”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17 (1989): 226, cited in Brad Johnson and William L. Johnson, “Self-help Books Used by Religious Practitioners,” Journal of Counselling & Development 76 (Fall 1998):460.

[9]W. Brad Johnson and William L. Johnson, “Self-help Books Used by Religious Practitioners,” Journal of Counselling & Development 76 (Fall 1998): 460.

[10]Ibid.

[11]該243位研究參與者中，有44%服務於個體從業者，另29%主要來自基督徒教諮商診所，其餘則分別來自教會、學術機構、精神科醫院等。

[12]W. Brad Johnson and William L. Johnson, “Self-help Books Used by Religious Practitioners,” 461, 464. 

[13]Ibid., 462-463.

[14]Rhea Joyce Rubin, Using Bibliotherapy: A Guide to Theory and Practice (Phoenix, AZ: Oryx Press, 1978), 14.

[15]在一篇悼念Arleen Hynes去世的紀念文中，Arleen的ㄧ生受讚喩為「像上帝詩歌般的生活，她自己就像一首詩，是上帝最喜悅的詩作」。而「就像一首好詩一樣，沉思Arleen的故事揭示了上帝創造性的同在，活躍於Arleen的生活解釋了她生活過程中。Arleen的生活故事、讀者和另一個存在之間的互動關係，呼應了書目療法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中，詩歌、參與者和引導者以一種動態的方式互動。它正代表一種閱讀方式的轉變，顯示她早年的文本處理方式已深深植根於靈閱的心靈實踐裡。」資料見Elizabeth McCloskey, “Arleen Hynes: Living as God’s Poetry,” in Arleen McCarty Hynes and Mary Hynes-Berry, Biblio/Poetry Therapy —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A Handbook, 3rd ed. (North Star Press: Saint Cloud, Minnesota, 2012): 204.

[16] St. Elzabeth醫院成立於1855年是全美第一所公立的精神病醫院，並以美國著名的心理醫學專家Dorothea Lynde Dix為信仰圭臬，1978年Arleen曾獲得Dorothea Dix Award.

[17] Rhea Joyce Rubin, Using Bibliotherapy: A Guide to Theory and Practice, 108.

[18] 此1986年首版由Westview出版社發行，此版復於2018年轉由Routledge重印，仍稱第一版；但1994年此書將Bibliotherapy更名為Biblio/Poetry Therapy，先後共再版兩次，由North Star Press出版分別為二版(1994)、三版(2012)。

[19] Arleen McCarty Hynes and Mary Hynes-Berry, Biblio/Poetry Therapy —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A Handbook, 3rd ed. (North Star Press: Saint Cloud, Minnesota, 2012), 10.

[20] Ibid., xxv-xxvi.

[21] Nicholas Mazza, Poetry Therapy: Theory and Practice, 3rd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10.

[22]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oetry Therapy, “History of NAPT,” https://poetrytherapy.org/History.

[23] Rhea Joyce Rubin, Using Bibliotherapy: A Guide to Theory and Practice, 75.

[24]Philip J. Weimerskirch, “Benjamin Rush and John Minson Galt, II: Pioneers of Bibliotherapy in America,” Bulletin of the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53, no. 4 (October 1965): 514.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198327/pdf/mlab00181-0020.pdf.

[25]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oetry Therapy, “History of NAPT,” https://poetrytherapy.org/History.

[26] Ibid.

[27] Ibid.

[28]陳中梅譯注，Aristotle《詩學》，（台北：商務，2001），226。 被引自鄧光志，「從亞里斯多德《詩學》論「淨化」概念」。東海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2頁。http://thuir.thu.edu.tw/retrieve/13279/099THU00259016-001.pdf。

[29] 于千，「亞里士多德（二）：悲劇有淨化作用？詩有教育作用？」香港01，2020年10月22日。https://www.hk01.com/sns/article/465740。

[30] 同上註。

[31] 柏拉圖，《柏拉圖全集》第 3 卷。王曉朝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頁286, 289。 被引自鄧光志，「從亞里斯多德《詩學》論「淨化」概念」(碩士論文，東海大學，2011)，27-28。http://thuir.thu.edu.tw/retrieve/13279/099THU00259016-001.pdf.

[32] Arleen McCarty Hynes, “Poetry: An Avenue into the Spirit,” in Arleen McCarty Hynes and Mary Hynes-Berry, Biblio/Poetry Therapy —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A Handbook, 3rd ed. (Saint Cloud, Minnesota: North Star Press, 2012), 205-206.

[33] Arleen McCarty Hynes, “Poetry: An Avenue into the Spirit,” in Arleen McCarty Hynes and Mary Hynes-Berry, Biblio/Poetry Therapy —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A Handbook, 3rd ed.(Saint Cloud, Minnesota: North Star Press, 2012), 206-213.

[34] Hung-Min Chiang and Abraham. H. Maslow, eds., The Healthy Personality: Readings,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1969), 471, quoted in Arleen McCarty Hynes, “Poetry: An Avenue into the Spirit,” in Arleen McCarty Hynes and Mary Hynes-Berry, Biblio/Poetry Therapy —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A Handbook,3rd ed.(Saint Cloud, Minnesota: North Star Press, 2012), 207.

[35] Carl Jung, Modem Man in Search of a Soul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 1933 ), np, quoted in Arleen McCarty Hynes, “Poetry: An Avenue into the Spirit,” in Arleen McCarty Hynes and Mary Hynes-Berry, Biblio/Poetry Therapy —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A Handbook, 3rd ed. (Saint Cloud, Minnesota: North Star Press, 2012), 207.

[36]Stanton Jones and Richard Butman, 當代心理治療，周文章譯（台北市：中華福音神學院，2004），4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