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聖經書目療法

書目/詩歌療法(Biblio/Poetry Therapy)歷史與發展（下）

~ joyochiu ~ 發表留言

第二版

邱炯友

書目療法之歷史典範與內涵

探討「書目療法」的歷史淵源，當可發現它與昔日西方的精神病院有密切關聯。「書目療法」在早期被視作「道德治療」方法之一，並且在精神病院的輔助體系下被高度重視。所謂的「道德」(moral)治療對精神病患而言，它是一種凡是不使用到藥物或物理治療的方法皆可稱之，因此它可以涵括許多不同的方法和休閒活動，也就相當於現在習稱的職能與遊憩治療。[1]

文本類別歷史

究竟院中的患者該接觸閱讀哪些書籍？也常常有不同見解。通常在選擇書籍以供精神病患使用時，都需要特別留意一些情況，基於某些常見的認知（但不見得能做實證的理由）下，幻想式題材的作品常被認為必須避免提供，而患者以前所熟悉的任何相關知識內容之讀物，則又似乎被認定可提供，以引導和改善注意力的恍惚情況。見解的不一，就像有的醫生認為該使用小說來當作心靈與消遣讀物；但卻也有人對此深不以為然，反對者以小說類為批判對象，他們稱「小說」的情節更容易使人精神失常，故不適合精神病患，倒不如讀一些鼓舞人心的遊記、人物傳記、歷史故事等書籍來得有益處。[2]

另一個爭論點是《聖經》是否應該被納入精神病院圖書館讀物。19世紀初的Benjamin Rush (1746~1813)是一位美國醫生與醫學教育者，他就極力建議這類精神病院圖書館應該多提供旅遊書、哲學與宗教類之書籍給病患，同時他也喜歡採用小說來輔助治療，並視這類嶄新的職掌分類為「遊憩書目治療師」(recreational-bibliotherapist)之工作。[3] Benjamin Rush被視為史上第一位推薦《聖經》於書目療法應用的學者，深受英國基督教貴格會經營的約克退修會（York Retreat）之影響頗多，Rush他繼而提出《聖經》能用於書目療法的許多治療經驗，像是對於某些憂鬱而疑心自己得病的患者，便可藉由閱讀經文的方式得到某種程度的紓解，尤其在臨近夜晚時所出現的精神萎靡和沮喪情緒時更為有效。[4]

在19世紀的時空背景下，書籍本身價格就不菲，圖書館的館藏都是寶貴的資產，尤其在西方社會的宗教信仰環境中，精神病院供應《聖經》閱讀來幫助病患是相當常見的事，當然即使是作為一種消遣方式，僅僅閱讀的行為本身就是有益的，因此這些院內的圖書館角色份量相當吃重，館員職份是由助理醫師負責，而再由輕症病患來充當助理。此外，在當時病患入院診斷中常見所謂「宗教興奮」(religious excitement)症候，雖然這或許是不同基督教宗派立場所產生的歧見，而當時有極大部分的案例是針對新教教會以外的異端標籤，甚至一些信奉傳教士William Miller的「米勒主義」者或其他「基本教義派」或「非東正教」信仰的人也經常被貼上瘋子標籤而遭送精神病院，這些病院可能因此採取禁制閱讀《聖經》的措施，因為「這些患者的疾病[可能]導致他們不恰當地使用經文」。[5] 但是在另一方面，同被視為美國的書目療法先驅者之一的John Minson Galt II（1819-1862）則認為即使對於一些有宗教幻覺的患者，不給閱讀《聖經》也可能徒勞，因為他們早已熟記部分內容。Galt仍強調《聖經》是他的病人「最渴望和閱讀的書」，他認為對於患有憂鬱症的患者來說，每天閱讀安慰人心的《詩篇》和新約經文是必須的。[6] 他建議將這些經文中比較能安慰人的章節標記出來，並要求憂鬱症患者每天閱讀這些章節內容，會是相當有益處的。

J. M. Atwater與D. Smith曾於1982年針對一群基督徒心理學研究學會（Christian Association for Psychological Studies, CAPS）99名成員進行調查，試圖瞭解他們運用書目療法之方法，研究發現這類基督教團體的確會給予不同類別書單之建議，即使在那宗教相關自助書籍都偏少的時空環境裡，一些屬靈與信仰相關的書籍仍是最為這些實務從業者所青睞，但此研究並無展開後續的使用狀況追蹤調查。[7] 而1989年另外一位學者P. Giblin之研究更發現凡屬追求靈性等類似靈修性質書籍對受輔之個案來說，其重要性勝於一般書籍，而且許多治療師也將價值觀和具有深刻意義的問題與個案的心理動態狀況相結合。[8] 相對於治療師的角色，一些研究文獻也顯示基督徒受輔個案傾向於接受宗教主題鮮明的自助書，並且這些個案遠比一般非信徒更會信服於身兼教牧身份之心理諮商師的輔導。[9]

教牧諮商之自助書選目

耶穌對門徒說，「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正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樣，並且我為羊捨命。」(约翰福音10: 14-15)

身為基督教徒並身兼諮商輔導事工的教牧人員，他們在利用書目療法作為輔助工具時，通常根據哪些原則來為其所牧養的基督徒開立自助書書單？心理學家W. Brad Johnson 與William L. Johnson於1990年代後期便針對基督徒個案進行調查，從中瞭解教牧諮商人員使用自助書的實務作為。這兩位學者首先提出下列主要研究命題：[10] (1)教牧諮商人員引介自助書籍的頻率如何？(2)教牧諮商人員在實務事工中如何使用自助書籍？(3)教牧諮商人員選擇自助書籍之標準何在？(4)比較碩士和博士級教牧諮商人員於選書標準或實務利用上是否存在差異？(5)女性和男性教牧諮商人員於使用自助書籍方面有無區別？(6)教牧諮商人員最常推薦哪些自助書籍？

這次Johnson與Johnson同樣以CAPS成員為研究對象，但必須同時兼具「從業人員」身份。由於屬於基督教團體，因而他們大部分可被視為「教牧人員」或有「諮商輔導」身份，本文在此且稱他們為「教牧諮商人員」，經確認總計有784位成員具備博碩士學位資格的諮商輔導員，其中243位(佔31%)成為研究參與者。[11] 研究也發現77%的教牧諮商人員公開支持在協談過程中，應該陪同諮商個案進行禱告，即使偶爾從之亦可；此相當於31%的諮商個案中都伴隨禱告之情事。此外，研究亦發現教牧諮商人員很可能基於某些自助書具有作者信仰相稱之內容，而開立相關該自助書給予個案參考，但碩博士學歷的差異似乎也有不同的偏好，碩士學歷者比博士學歷者更支持採用基督教義內容之自助書，且無關諮商個案是否為基督徒或該書是否被其他同儕所推薦。[12]

此研究將自助書依品質與實用性做依歸分成14大類，並由研究參與者列舉一至三本書籍將其入類。茲詳述Johnson與Johnson的分類標準、項目與運作方式如下：[13]

1. 選書標準：

書籍能有良好的體驗結果、基督教內容或重點、作者的專業資歷、同儕之推薦、基督教作家、書籍之研究基礎、書籍的受歡迎程度等計7項。

2. 自助書分類：（可重複入類）

成癮和康復、焦慮、兒童發展和育兒、沮喪、家庭、悲傷與失落、人際交往技巧、婚姻、性別問題、個人調整與改善、人際關係、性慾、靈性、頂級經典等14類。

3. 主要運作方式：

與個案討論自助書內容、推薦課後自助書、閱讀後之指定功課、協同個案共讀等計4項。

由於基督教出版社通常具有一定規模且符合教義信仰之自助書出版，因此教牧諮商人員的選書來源也就與這些出版社較有密切關聯，此因素自然成為另一項研究上的干擾變項，可以被暫時擱置不探究但也可再做進一步觀察。在這些選書標準、分類與運作方式中，教牧諮商人員與個案的關係是非常特別的，這些專業人員在助人的理念上，如何思考用特別的心思而懷著又「都要聽他講道，又指望醫治他們的病」(路加福音6:17b)的初心，這種帶著「耶穌的印記」對信徒與非信徒的意義是什麼？想必是雖然有諮商輔導的原則技巧之規範存在，但卻也基於信仰之故，如同好牧人般多了些負擔、堅持與悲憫。

典範人物與關鍵作為

我們已知探索「書目療法」之當代發展，即可發現它與圖書館事業有相當深厚的歷史淵源，圖書館毫無疑問是書目療法發展的見證機構。而且過去源自精神病院患者的需求，也因時代的演進，醫學觀念與患者權益的改善下，「書目療法」應用於精神病院(乃至相對歧視用語「瘋人院」)之外的一般醫院身心診療之需求也日漸受到重視，這也使得「書目療法」的推廣，開始有了很好的契機。西元1800年代後期之美國，大多數精神病院患者人數因爲移民人口增加而加劇，這使得病院中推行的「書目療法」必須更仰賴更有制度與訓練基礎的院內圖書館館員來執行這種特殊服務，以提升監督效率。然而，真正的訓練擘劃且以計畫性的建置方向所形成的發展，則始見於1904年，位於馬薩諸塞州的麥克萊恩醫院（McLean’s Hospital in Waverly）圖書館長E. Kathleen Jones首將「書目療法」正式納為院方的標準執掌之一，開創了全美對患者進行書目療法之先例，而她也被視為第一位具備專業訓練資格可協助執行心理治療的館員，自此使得「書目療法」被接納成為圖書館事業之一環。[14]

基於書目療法與圖書館事業之歷史關係上，哪位學者專家足以成為歷史典範並能充分展現擘劃與積極創新之內涵？另一位被譽為「書目療法」先驅者的Arleen McCarty Hynes（生卒年1916-2006）事業始自圖書館，應該堪為此代表。Arleen在其人生歲月中，也是一名重視靈閱(lectio divina)活動且與「上帝創造性之同在」的天主教徒，及至60多歲她更成為一名虔誠的聖本篤會修女。[15] 西元1971年Arleen成為美國華盛頓特區的聖伊莉莎白醫院(St. Elizabeths Hospital)病患圖書室館員。[16] 任職期間Arleen以圖書館學知識並強調聚焦與對話的活動型態，來積極幫助和帶領到館患者舉行讀書會。此外又曾經在美國丹佛大學、華盛頓特區的天主教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兼職開設「書目療法」課程；兩校的課程分別是僅1至2學分的大學部課程小型課程設計，以及3學分的研究生課程；而從1973年開始，更是為書目療法首創了學習與實習兼具的2年制教育訓練課程。[17]

Arleen有計畫地將「書目療法」轉變成一種真正可行的治療方式，而非僅只是停留在圖書資訊服務的功能上，她轉而更積極地想將書目療法構想與詩歌或創意寫作等似乎較具休閒意味的活動區分開來，因為這些活動雖然具有某些治療效益，相較於已較具規模的書目療法而言，它們仍較缺乏基礎理論、實踐架構以及針對特定人群的有目的之書目選擇和應用方法。Arleen的完整著作直至1986年她與女兒Mary Hynes-Berry共同出版了Bibliotherapy —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A Handbook，奠定了書目療法實務與理論研究的另一里程碑。[18]

深入「書目療法」定義：Arleen觀點

Arleen既然在當代被譽為「書目療法」的先驅者，在其陸續再版專書Bibliotherapy — The Interactive Process乃至Biblio/Poetry Therapy– The Interactive Process版本中，替此名詞術語擴大定義為：「書目療法使用文本 (literature)在參與者和引導者之間產生治療互動。此種交互式書目療法（interactive bibliotherapy）由受訓練的引導者帶領討論，並幫助以臨床或發展性[書目療法]之參與者來整合對選定作品的感受和認知反應，這些作品可以是印刷文本、某種形式的視聽資料或參與者的創造性寫作」[19] 以上定義得知Arleen明確地強調「書目療法」它的互動特性以及它所產生的成果。易言之，在她的認知中，書目療法機制絕非單純的選目與策展功能，而且協助工具來自多元的選目，甚至可包括更仰賴心理諮商之寫作治療技巧，以達成心靈與情緒上的療癒；如果我們又將之置於圖書館場域來思考，以Arleen身份背景之故，想必她對於圖書館肩負書目療法服務的理想機制，亦應同樣適用於此觀點。

根據Arleen與同事Kenneth Gorelick服務於聖伊麗莎白醫院時的實務經驗，他們共同整理出了「書目療法」實施時，不可或缺的七個構成要件：[20]

1. 關於書目療法理論的教誨信息，應該包括臨床和發展模式之間的差異，以及有關心理健康的展望信息；

2. 以基本的人文治療觀為導向；

3. 關於群體動力學的知識和觀察；

4. 「個案-引導者」書目療法課程之實施經驗和執行專業工作的細節分享，例如與其他工作同仁合作，對書目療法的上級督導撰寫報告，並在個案記錄中輸入觀察資料；

5. 參與小組督導群，由多位學員在精神科醫生或心理學家的指導下，討論他們對此帶頭小組的相關反應；

6. 對每個參與合作的小組群進行專業監督；

7. 在由同伴學員所組成的發展性書目療法小組中分享經驗。

上述經驗是Arleen在醫院的服事經驗，毋寧說是圖書館書目療法的一種深刻實務應用，它不僅有著理論、信仰，也有步驟與方針。可是如此專業繁瑣的實施程序，對圖書館而言，絕非單純的圖資專業可以負擔和滿足，它必須結合更多外部資源，使書目療法在圖書館服務裡得以開展。但就許多圖書館的現實情境下，並非每個圖書館或館員可以勝任於此。既然「書目療法」基於讀者閱讀諮詢顧問的固有特色而發展於圖書館學項下，源自內外部之爭議難以避免，面對與改進則是唯一的正向態度。

專業術語之分歧

暫且不論”Bibliotherapy”之中文譯法為何？在台灣由於多位圖書館學者與從業館員的積極推動下，「書目療法」一詞已有相當普遍的認同。這項事實也印證了當代“Bibliotherapy”發展的特性，此詞偏好者有許多是來自圖書館學領域，因為從圖書館員傳統服務角色而言，提供館藏閱讀資料，也就是所謂的各類媒體形式的「書目資料」（bibliography）供使用並產生教化作用，本是圖書館服務的傳統應用觀念之一。

書目療法所使用的選目資料幾乎囊括了所有文學類光譜之範圍，從詩歌直到科幻小說等。心理學者Nicholas Mazza，他也是一位暨臨床教育顧問並且長久以來擔任了著名的Journal of Poetry Therapy期刊主編的觀點裡，他認為：「書目療法」雖然在許多研究文獻中受到長期關注，但主要仍是「被當作方法、治療技術和教育工具，而不是做為學科、理論框架或專業」；而「詩歌療法」已是一個國際性的跨領域學科，也具有包容性，它的相關文獻更是包括了一些長期以來與「書目療法」相關的文獻，例如：書目諮商(bibliocounseling)、治療閱讀(therapeutic reading)、書目鏈結(bibliolinking)、文學治療(literatherapy)、閱讀指導(guided reading)和閱讀療法(Reading Therapy)等術語。因此，Mazza從本質上指出，書目(閱讀)療法已經被納入在一個屬於更大範圍：「詩歌療法」下的一個領域；基於這樣的緣由，有時合稱為書目/詩歌療法(Biblio/Poetry Therapy)。[21] 以多音節新單字呈現“Bibliotherapy”似乎比不上”Poetry Therapy”來得清晰，雖然從圖書館學的角度「書目療法」一詞有著更為堅實的含義，特別是圖書館學對於「書目」(bibliography)向來有明確意涵，「書目」用字它可以更為廣泛地將各式各類的媒體與作品（紙本、電子與視聽資料，以及文學與非文學、一般與諸專業STM等等文獻資料）納入這個專有名詞底下，但是在現實環境的考量下，圖書館員的專業用語恐怕仍不敵其他眾多專業領域人士的既定認知。

「詩歌」一如「全國詩歌療法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oetry Therapy; NAPT）的定義，便已說明了「書目」不敵「詩歌」為用語的現實，而此時，唯有眾人所信服的先驅者Arleen Hynes的調和以「書目/詩歌」來表達這一項值得跨領域合作的助人專業活動，毫無疑問地是堅持與妥協下的合宜名詞了。而從中文對應「bibliotherapy」譯詞，將之意譯成「閱讀療法」而非「書目療法」，則恐怕又是一場「非圖書館學」的謬誤，因為所謂的「閱讀」與「書目」用詞完全是兩種不動的描述或活動，姑且暫時撇下「療法」、「治療」、「療癒」等接續譯詞的分歧，惟稱「閱讀療法」雖然淺白，卻仍然沒有「書目療法」意義來的深刻且符合其歷史初衷。

儘管純粹的「詩歌療法」理論架構與可能較早形成的「書目療法」理論十分相似，即使有了後來發展的「書目/詩歌療法」的通用稱謂。這種複合式的通用名稱，不外乎在於試圖整合與解決學者立場的歧異，但也仍存在更複雜的雙套詞或雙音節的拗口。在「書目療法」、「詩歌療法」、「書目/詩歌療法」等三種稱謂的競合下，究竟何者為最大包容性？已是難解的歷史課題。最終與最理想的解決態度，可能就是基於各專業領域立場的互動與學習交流，各自使用自己習慣的專業術語，即使有些微不同的論述與運作焦點，但在理想與目標上始終合一。

書目療法與詩歌療法的合一

詩歌或創意寫作可以是休閒活動，但也可以深化其理論架構與應用性，進而擴展出「詩歌療法」亦當不令人意外。詩歌療法及其與書目療法的關係頗為微妙，從NAPT的觀點這兩者之異同在於：[22]

「書目療法」字面意思是書籍或文本(literature)，用之於醫學之協助與服務；而「詩歌療法」則是一種特殊而強大的書目療法形式。詩歌療法在隱喻、意象、節奏和其他詩作的技巧都獨樹一幟。長久以來，圖書館員著眼於那些對精神患者有益的書籍而選擇並運用了它們的價值，因而採用了「書目療法」術語，這詞在選目上，早期特指一些具有傳達某些信息功能書籍之使用，例如，Karl Menninger的《人類心靈》（The Human Mind）以及精選的富有想像力的小說，其人物可以作為讀者的模範或警示。….雖然圖書館員保留了「書目療法」術語的使用，但它的服務並不包括計劃討論讀者對該文獻資料的個人反應，並且這種形式的「互動過程」或「互動對話」後來隨著 1960 年代團體治療的流行而演變。

但是Rhea Joyce Rubin認為因為存在下列三項事實差異，而使得「書目」或「詩歌」在療癒上得理論運用之間，兩者出現了實質上的差別：[23]

  1. 詩歌治療師於治療過程中僅使用詩歌，並無其他類別；
  2. 詩歌療法之發展主要是藉由詩人作品與心理治療師，並不經由圖書館學的協助；
  3. 詩歌療法強調詩歌創作以及詩作閱讀與討論。

從精神病患療癒的臨床經驗中，Rush亦曾指出患者在接近康復階段盡可能閱讀一些輕鬆與娛樂性的書籍，並且更需要「用眼睛」與「用耳朵」來看書與聽書，他認為在獲取知識時，眼、耳常無法同時併用在不同事物上，聽會比看更為理想；而大聲朗讀也不失為好方法，他因而建議書目治療師不只必須讀給患者聽，也必要讓患者來讀給他(她)聽。[24] 發展性的書目療法在這種「讀與聽」的互動效果中，並沒有明顯的實證研究案例，這似乎也映證了上述Rubin的分析，也就是「詩歌療法」的應用並非是圖書館館員所關切的目標。圖書館的自助式閱讀指導中，自然少見這種互動模式了。

詩歌療法理論與發展

約莫1960 年代，隨著團體心理治療的發展，心理治療師們發現了「詩歌療法」可以是一種可以融入專業輔導的有效輔助技巧，他們也積極探索各類相關的文學著作素材，尤其是詩歌具備的治療價值之潛力，因為這些素材可以幫助喚起個案患者更新他們的生活意義，甚至在操作技巧上，亦可藉由個案本身根據經歷與感受來寫下對他人寫的詩歌或原始素材的回應。[25] 追溯更早歷史軌跡則該歸功予1950 年代具詩人、藥劑師和律師身份的Eli Greifer，他先在克里德莫爾州立醫院(Creedmore State Hospital)以及坎伯蘭醫院(Cumberland Hospital)陸續創辦了詩歌療法小組，此舉也帶動了更多學者專家的參與，這種開拓精神最終在1969年促成了一個具備認證標準資格的詩歌療法協會(The Association for Poetry Therapy, APT)的成立。[26] 直至1980年，APT召開理監事大會進而討論改組成立全國性的機構，即為「全國詩歌療法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oetry Therapy; NAPT）。美國NAPT網站開宗明義揭示了「詩歌療法」的定義：[27]

詩歌療法是在治療、教育、成長和社群建構能力(community-building capacities)中使用語言、符號和故事；它依賴於使用詩歌、故事、歌詞、意象和隱喻來促進個人成長、康復和更宏觀的自覺。而書目療法、敘事、日記寫作、隱喻、講故事和[宗教]儀式都屬於此詩歌療法之範疇。

NAPT雖是美國的專業組織協會，但一如其他成立於美國的「全國」性的組織一樣，它已是跨國與跨領域整合的國際組織。NAPT成員來自各種領域專家，其中不乏作家、社工人員、醫護人員、心理學家、教育人員、神職人員與圖書館員等，而服務範圍更是遍及監獄、心理支持互助團體、學校、醫院與長照機構。

詩歌之所以會牽動人們的情緒感受，這是不證自明的事實。在理論應用上，就不免想到《詩學》。像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在論著《詩學》(Poetics)中提到「悲劇以憐憫與恐懼來使這種情感得到淨化」。苦難事件不也是是產生「哀憐」與「恐懼」的事件？! 對於「悲劇」所下的定義，亞里斯多德這麼說：[28]

悲劇是模仿一個嚴肅而本身完整的行動，行動的範圍應相當廣泛；劇中使用的語言應依不同情節而加上愉悅的伴奏；其形式應是富於戲劇性的，而不是敘述性的；最後，藉由其劇情引起哀憐與恐懼之感，藉以達成此等情緒的「淨化」。

而且在他的另一作品《修辭學》(The Art of Rhetoric)，也將演講分成三個主要元素：演講者、講題與聽眾，繼而指出成功演講的關鍵在於講者之特質、講題之論證、聽眾之情緒三項，換言之，一齣好的悲劇故事與演出，這些元素都不可或缺。[29] 這個形容就像交互影響的「書目療法」三要素：引導者（facilitator）、文學資料（literature）和個案（patient）本身，缺一不可。根據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好的悲劇更有六個元素，它們分別是情節、角色、對話、想法、舞台效果，以及音樂；前兩項為主要因素，而後相互映襯，形成整體張力。[30] 亞里斯多德相信在不同的樂調及節奏下，聆聽者自有不同的心情或態度，哀歌令人哀傷，或使人脆弱，但也有的使人溫和平靜，有的激情澎湃；因此，各種曲調和節奏，對於不同年齡，不同階層，不 同類型的人作用各不相同，應該區別對待。[31] 這些觀點自然印證了詩作結合歌頌樂曲，乃至運用其多協助技巧，而產生更大的心靈共鳴，都有利於書目/詩歌療法之運作。

屬靈信仰與詩歌靈閱

Arleen自己曾經明白地指出「書目/詩歌療法」扮演著邁進人們心靈之大道(an avenue into the spirit)，她進而將詩歌與屬靈問題相結合，並以SPIRIT為開頭字母的詞來進一步詮釋這道理：[32]

S 靈性與靈修（Spirituality）

P 感知與悟性（Perception）

I 洞察力與領悟（Insight）

R 關係意義（Relevancy）

I 整合與融合（Integration）

T 完全與整體（Totality）

經由這個字詞的引導，就可藉著字母離合詩的方式，協助每個參與者在運用「書目/詩歌療法」，特別是以「詩歌」為題材時，用這字詞所形成的字義思維來造句或寫下自己的感受，利用較具結構的方法來釋放自己心靈的想像空間。為了瞭解Arleen的這種SPIRIT 意義內涵，稍作闡述如下：[33]

「書目/詩歌療法」是在平庸中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思考如何將「靈性與靈修」真諦散播給參與者，Arleen自認所謂的屬靈層次乃屬上帝經驗(God-experience)因為他們相信有某種高於人的權柄存在著，也因此必須重視這「靈性與靈修」。正如著名的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H. Maslow)與榮格(Carl Jung)都曾對宗教對心靈的影響做了深刻的描述，馬斯洛認為：「屬靈生活是人類本質精髓之一部分，它是一種約束作用的人性特質，沒有它就不構成完整的人性；屬靈生活是真實自我的片段，是一個人的身份、一個人的特殊性，以及完全人性的一部分。」[34] 榮格則說：「人在苦難中永遠不會因為自己的想法而得到幫助，而只能通過比他自己的智慧更大的智慧的啟示。 正是這一點使他擺脫了困境」，進而評論說：「一個有宗教思想的人會談論來自上帝的指導，而做為一位治療師，[對任何改過的人]他會使用『心靈已經覺醒到自發生活』（psyche has awakened to spontaneous life）這類用語來形容此。」[35]

「感知與悟性」意味著，活在在日常生活的小細節上，我們必須擴增對瑣事與崇高的事務之間關係的理解，也必須多一些對於追求足以滲透思想與行動的靈性感知的需求。「洞察力與領悟」是一種深入理解人、事、物與感覺的內部運作方式，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詩歌的朦朧意境也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將我們帶向新的可能性和新視野，若詩歌能吸引人，則這一首詩歌就已經啟動了參與者的洞察力了。「關係意義」讓我們明白事物的相關性，其中透過語言與文字皆是關鍵，詩歌透過了語言而產生意義，在所有的書目療法模式是如此，僅有詩歌模式何嘗不也是如此。在詩歌療法中，語文讓心靈甦醒，通過語言表達對文學的回應，可以開口歌頌，也可流轉於字裡行間。

此外，「整合與融合」的概念是指人應該成為一個經驗、個性特徵想法和反應都合一，人也應是一個裡外感知都是愉悅的整體；整合與融合的人知道自己必須調適，以及意識到自己必須懂得原諒並與人和好。最後的「完全與整體」是整個詩歌療法所產生的價值總和，在努力工作並暫時獲得令人滿意的自我或整合感之後，便有能量正確看待更多事情而進入這得以「完全」的情境，個人的靈性成長是通過對他人與事物的善意，以及富有同情心的行為，來整體衡量是否達到一種完全的關愛。

像Arleen這樣的書目療法推動者，將信仰上的「靈閱」與現代的書目療法兩相調和，即使因為她特有的宗教信仰與實踐的結合，成為她真正發揚書目療法的核心精神，不論是基於聖經或詩歌的靈修態度與否，Arleen都相信這些素材都是足以改變最脆弱心靈的人。「書目療法」是屬於任何宗教信仰皆可應用的方法，但Arleen的實踐精神，告訴了我們她個人的執著與付出的真正根源。書目療法三階段論中的「淨化」，對某些基督徒便是自認有罪的心靈被洗滌了，而在基督裡睡著的人以及活著靈魂同得到安慰；而在基督裡新造的人得到生命的更新。Arleen她一定是從書目療法裡得到生命的印證。

結論

許多致力於書目詩歌療法並想活出神形象的人，他們的事工確實部分取自一些特殊的屬靈資源，就像讀經、禱告、靈修等，豐富了自己的生命也照護了他人。然而，宗教性的屬靈經驗與信仰被正確使用，卻也有可能誤用，所以本著關懷與助人的心理諮商治療師或小至發展性書目療法的事工，都必須謙卑和謹慎。他們似乎有一項特殊義務，即是「在治療過程中，定意活出安慰、醫治、和好與智慧的上帝形象」，這是必經之路亦無捷徑，毫無職業的自卑也毫無菁英主義的色彩。[36]

[1] 對於精神病的治療常劃分成兩大類，物理(Physical)與所謂的道德(moral)治療，至於為何用「道德」一詞，則又是歷史與哲學上的定義問題所衍生。此外，物理治療與職能(occupational)治療之區別則主要在於前者較重視如何治療疾病本身；後者則更看重該如何將疾病或患者與日常生活互相協調。

[2] Philip J. Weimerskirch, “Benjamin Rush and John Minson Galt, II: Pioneers of Bibliotherapy in America,” Bulletin of the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53, no. 4 (October 1965): 512.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198327/pdf/mlab00181-0020.pdf.

[3] Ibid., 511.

[4]Ibid., 513.

[5]Len Levin, “Bibliotherapy: Tracing the Roots of a Moral Therapy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Journal of the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101, no. 2 (April 2013): 90. doi:10.3163/1536-5050.101.2.003

[6]John Minson Galt, The Treatment of Insanity (New York, NY: Harper & Brothers, 1846), 566, cited in Len Levin, “Bibliotherapy: Tracing the Roots of a Moral Therapy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Journal of the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101, no. 2 (April 2013): 90. doi:10.3163/1536-5050.101.2.003. 以及Philip J. Weimerskirch, “Benjamin Rush and John Minson Galt, II: Pioneers of Bibliotherapy in America,” Bulletin of the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53, no. 4 (October 1965): 522.

[7]J. M. Atwater and D. Smith, “Christian Therapists’ Utilization of Bibliotherapeutic Resources,”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Theology 10 (1982): 230-235, cited in Brad Johnson and William L. Johnson, “Self-help Books Used by Religious Practitioners,” Journal of Counselling & Development 76 (Fall 1998):460.

[8]P. Giblin, “Use of Reading Assignments in Clinical Practice,”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17 (1989): 226, cited in Brad Johnson and William L. Johnson, “Self-help Books Used by Religious Practitioners,” Journal of Counselling & Development 76 (Fall 1998):460.

[9]W. Brad Johnson and William L. Johnson, “Self-help Books Used by Religious Practitioners,” Journal of Counselling & Development 76 (Fall 1998): 460.

[10]Ibid.

[11]該243位研究參與者中，有44%服務於個體從業者，另29%主要來自基督徒教諮商診所，其餘則分別來自教會、學術機構、精神科醫院等。

[12]W. Brad Johnson and William L. Johnson, “Self-help Books Used by Religious Practitioners,” 461, 464. 

[13]Ibid., 462-463.

[14]Rhea Joyce Rubin, Using Bibliotherapy: A Guide to Theory and Practice (Phoenix, AZ: Oryx Press, 1978), 14.

[15]在一篇悼念Arleen Hynes去世的紀念文中，Arleen的ㄧ生受讚喩為「像上帝詩歌般的生活，她自己就像一首詩，是上帝最喜悅的詩作」。而「就像一首好詩一樣，沉思Arleen的故事揭示了上帝創造性的同在，活躍於Arleen的生活解釋了她生活過程中。Arleen的生活故事、讀者和另一個存在之間的互動關係，呼應了書目療法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中，詩歌、參與者和引導者以一種動態的方式互動。它正代表一種閱讀方式的轉變，顯示她早年的文本處理方式已深深植根於靈閱的心靈實踐裡。」資料見Elizabeth McCloskey, “Arleen Hynes: Living as God’s Poetry,” in Arleen McCarty Hynes and Mary Hynes-Berry, Biblio/Poetry Therapy —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A Handbook, 3rd ed. (North Star Press: Saint Cloud, Minnesota, 2012): 204.

[16] St. Elzabeth醫院成立於1855年是全美第一所公立的精神病醫院，並以美國著名的心理醫學專家Dorothea Lynde Dix為信仰圭臬，1978年Arleen曾獲得Dorothea Dix Award.

[17] Rhea Joyce Rubin, Using Bibliotherapy: A Guide to Theory and Practice, 108.

[18] 此1986年首版由Westview出版社發行，此版復於2018年轉由Routledge重印，仍稱第一版；但1994年此書將Bibliotherapy更名為Biblio/Poetry Therapy，先後共再版兩次，由North Star Press出版分別為二版(1994)、三版(2012)。

[19] Arleen McCarty Hynes and Mary Hynes-Berry, Biblio/Poetry Therapy —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A Handbook, 3rd ed. (North Star Press: Saint Cloud, Minnesota, 2012), 10.

[20] Ibid., xxv-xxvi.

[21] Nicholas Mazza, Poetry Therapy: Theory and Practice, 3rd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10.

[22]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oetry Therapy, “History of NAPT,” https://poetrytherapy.org/History.

[23] Rhea Joyce Rubin, Using Bibliotherapy: A Guide to Theory and Practice, 75.

[24]Philip J. Weimerskirch, “Benjamin Rush and John Minson Galt, II: Pioneers of Bibliotherapy in America,” Bulletin of the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53, no. 4 (October 1965): 514.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198327/pdf/mlab00181-0020.pdf.

[25]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oetry Therapy, “History of NAPT,” https://poetrytherapy.org/History.

[26] Ibid.

[27] Ibid.

[28]陳中梅譯注，Aristotle《詩學》，（台北：商務，2001），226。 被引自鄧光志，「從亞里斯多德《詩學》論「淨化」概念」。東海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2頁。http://thuir.thu.edu.tw/retrieve/13279/099THU00259016-001.pdf。

[29] 于千，「亞里士多德（二）：悲劇有淨化作用？詩有教育作用？」香港01，2020年10月22日。https://www.hk01.com/sns/article/465740。

[30] 同上註。

[31] 柏拉圖，《柏拉圖全集》第 3 卷。王曉朝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頁286, 289。 被引自鄧光志，「從亞里斯多德《詩學》論「淨化」概念」(碩士論文，東海大學，2011)，27-28。http://thuir.thu.edu.tw/retrieve/13279/099THU00259016-001.pdf.

[32] Arleen McCarty Hynes, “Poetry: An Avenue into the Spirit,” in Arleen McCarty Hynes and Mary Hynes-Berry, Biblio/Poetry Therapy —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A Handbook, 3rd ed. (Saint Cloud, Minnesota: North Star Press, 2012), 205-206.

[33] Arleen McCarty Hynes, “Poetry: An Avenue into the Spirit,” in Arleen McCarty Hynes and Mary Hynes-Berry, Biblio/Poetry Therapy —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A Handbook, 3rd ed.(Saint Cloud, Minnesota: North Star Press, 2012), 206-213.

[34] Hung-Min Chiang and Abraham. H. Maslow, eds., The Healthy Personality: Readings,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1969), 471, quoted in Arleen McCarty Hynes, “Poetry: An Avenue into the Spirit,” in Arleen McCarty Hynes and Mary Hynes-Berry, Biblio/Poetry Therapy —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A Handbook,3rd ed.(Saint Cloud, Minnesota: North Star Press, 2012), 207.

[35] Carl Jung, Modem Man in Search of a Soul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 1933 ), np, quoted in Arleen McCarty Hynes, “Poetry: An Avenue into the Spirit,” in Arleen McCarty Hynes and Mary Hynes-Berry, Biblio/Poetry Therapy —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A Handbook, 3rd ed. (Saint Cloud, Minnesota: North Star Press, 2012), 207.

[36]Stanton Jones and Richard Butman, 當代心理治療，周文章譯（台北市：中華福音神學院，2004），481。

書目/詩歌療法(Biblio/Poetry Therapy)歷史與發展（上）

~ joyochiu ~ 發表留言

第二版

邱炯友

「書目療法」研究是一門人文應用學科，既是一項技術也是藝術。就圖書資訊學門而論，不僅是所謂臨床書目療法或發展性書目療法的差異，而且實務重於理論研究，它同時也是一種參考資訊服務與閱讀諮詢顧問的動態性運用，它的應用性並不在於借重系統化的科學測量與觀察，更不在於必須以控制性的實驗環境來驗證成效。然而，「書目療法」所利用的「自助書」確實可以協助一般讀者自行閱讀與領悟，但是若作為個案受諮商輔導時的一項閱讀補助工具，則仍難脫諮商者從旁協助探討之必要。這項事實，也就意味著任何的「自助書」（self-help books）可以是休閒式的讀物，亦可轉化成心理治療所備的療癒工具。

從自助(處方)書窺探書目療法

由於「書目療法」字義詮釋與應用之廣，也就容易吸引不同專業領域之關注。圖書館員樂於闡釋它的價值與優越性，此外，更不乏社工人員、心理學家、醫生、護理人員也都各自從自己專業服務角度來敘述書目療法的價值功用。 一位醫事人員她/他可能傾向將「書目療法」定義為：舉凡在醫生之指引下，針對身心症（psychiatric）患者之治療，以計畫性(planned)、執行性(conducted)與規範性(controlled)等程序，予以篩選與使用閱讀資料（讀物）；並且必要時，此特定活動之方案可經由受過[書目療法]相關訓練的圖書館員協助之。[1] 換言之，為患者開處方書、患者選擇處方書，進而諮商討論處方書等步驟而依序展開。諸如此類觀點，也就不難理解書目療法之研究文獻在1960年代，鮮少引起醫學或心理學者的重視，因為此時期的許多文獻並非來自醫事相關人員的實證研究，因而被他們譏嘲並視為「重複淺薄、軼聞、不科學、臆測、費解、渲染、固著」的書目療法之見。[2] 然而，這類譏嘲顯然也是有所成見。

美國心理學者Steven Starker於1986年曾就心理醫師(psychologists)、精神科醫師(psychiatrists)、內科醫師與求助者，所開具自助式書籍(self-help books)處方簽的態度與實作經驗進行研究，此研究發現受訪者大多對自助式的處方書持有正面評價。上述族群中，尤以「心理醫師」對自助處方書最為肯定，總計121位受訪者中，高達88.6百分比的受訪心理醫師都樂於針對親子教養、人際關係、個人成長議題，來建議處方書協助治療工作；而Starker續於1988年另一研究指出以理性/教育模式(rational /educative model)來改變患者不健康的生活習性所造成的問題，例如：抽菸、酗酒、病態肥胖或厭食症等，則在心理諮商時也較容易搭配自助書使用。[3] 因為個案必須正視自己的問題，並做個積極的行動者來尋求自我改善，這種「有意識的選擇」（conscious choice)才能真正解決困擾多年的問題。這項觀點重新讓理性/教育的治療方法獲得重視，而自助書就是其中相當重要的輔助要素，而且這些閱讀輔導元素都利用了認知策略和決策技能來與臨床活動相結合。

此外，Starker並發現特定地區與心理學派之間對於處方書的態度也有明顯差異，此後續研究指出由於不同城市地區之心理醫師所承襲的心理學派不同，也影響了地區醫師在執業時開具處方書的意願高低。[4] 就心理學派而言，Starker研究發現一些崇尚動力/分析(dynamic/analytic)心理學派的學者和醫師們，通常都比較少運用處方書助人，他們傾向認為自助書僅是個案問題的部分解釋，可備而不用。[5]

Starker的研究屬於探索性調查，它們有助於瞭解當時的情況與定義，但卻不是給出問題的真正答案。因此，心理治療學派對於自助書處方書的熱衷與否，Starker的發現並非是絕對的現象或是存在絕對的因素，它只是反映當時研究設計與對象所呈現的狀況，並不能證明學派與是否建議自助書有必然關係。我們仍必須留意：能帶來療癒效能的不只是理論與學派，而是助人者與個案之間的真正良好與親近的治療關係。[6] 換言之，人與人的相會的情感交流，才是諮商與治療的核心，自助書仍然可以是最佳媒介，但是也有其侷限，它仍必須有適當的各項人、事、時、物之選擇與狀態分享。

為自助書設定界線

在心理治療時，必須謹慎地使用「自助書」，因為在若干研究亦曾指出某些自助書受到個案否認其效益。例如：G. Halliday在1991年的研究發現即使有大部分(37人佔比86%)的受試者認為可受益於心理學自助書之幫助；在這86%佔比人數之中，卻仍有少數人（其中3人）同時感受到痛苦。[7] 但益處卻是包括了：[8]

正向態度、鼓舞(「我可以做得到」、「我沒那麼糟」)、尋求專業協助、脾氣控制之技巧、總體自我理解、瞭解焦躁沮喪與其他症狀、不酗酒之激勵教導、社會關係與堅定自信、溝通之重要性、如何做較好溝通、有關精神壓力與疾病、正常化(「我的問題乃生活常見」、「愈是認識問題，愈是感到放心」、心情放鬆技巧等等。

Halliday同時指出除了自助書之外，仍有更多的活動，例如：閱讀心理醫師交付的手冊資料、雜誌文章、教會贊助之演講、電視秀、影音資料、專題講座等，都有若干效用。然而，Halliday也憂心自助書因人而異的效用，而且它們有些還來自於「非心理學家」之作，就像他的患者即使讀了《聖經》，有些人也不會認定《聖經》是自助書，但有些人則相信。[9] 除此之外，另一學者美國華盛頓大學精神病學暨行為科學教授Gerald M. Rosen相當不樂見自助書成為患者自我診斷與醫治的唯一依靠，1978年在其擔任美國心理學學會(APA)主席任內更是集結學者積極針對自助書的疑義做出反應來保護讀者。[10] 他亦曾指出「自助書」之出版應該盡可能經過實證分析和同儕審查，否則就僅是屬於作者個人所作的建議意見，難以評估它的有效性和貢獻。Rosen於1981年更是訂立了自助書評估七準則，茲摘錄其編號與內容如下：[11]

1項— 在其題名或內容已宣稱為哪一類自助診療（do-it-yourself treatment）之用途？

2項— A. 作者是否適當地表明有關於實證基礎的正確資訊？B. 作者是否確定了讀者的預期是準確的？

3項—A. 該書是否幫讀者提供了自我診斷之方法？B. 這些自我診斷法已評估過了嗎？

4項—書中所列出的各種技巧有否實證支持？

5項—該書本身是否已被驗證出臨床功效？

6項—在其題名或內容已宣稱的所有功效都符合上述準則？

7項—是否已將正在評論的書籍連同其他類似主題書籍進行比較？

爾後同樣的理念延伸之下，《華盛頓大學雜誌》 (University Washington Magazine)亦曾於1990年刊出一篇專文「自助抑或自我欺哄？」（Self-help or Self-hoax?），文中對「自助書」提出了許多學者的批判，揭示對「自助書」效益存疑的心理學學者或作者，常認為自助書籍的頭號問題即是讀者缺乏徹底地「跟進」(follow-through)的決心與態度，不遵循書中所有指示的人常常落入挫折之境地，最終落得發現他們自己的問題變得更糟。誠如另一位美國華盛頓大學學者Robert Kohlenberg所舉的案例：一個例子是「肯定」(affirmations)的趨勢——對自己重複一些積極的想法，例如「我是一個可愛的人」以試圖提高自尊；但「自我肯定」對解決自尊問題毫無幫助，而應該是「人們必須轉而處理與他人之關係」。[12] 然而，問題往往出在於讀者遺漏了此核心焦點，也可能是作者偏移了核心觀念。就如心理學曁行為科學家Gerald Rosen更認為心理諮商同儕學者都應該具備改進自助書的技能和義務，更積極的做法是他們可以嘗試將它們寫成小說，或者在短文應用在高中生讀者階段；作者還可以在前面放一個自我評估程序，再於最後章節來衡量讀者進度，並在整個過程中警告讀者：如果自助最終仍以失敗告終，切記不要責備自己。[13] 此專文文末以華盛頓大學臨床心理學家Richard Stuart 的建議作終結，Stuart呼籲讀者應該避免閱讀有以下特徵的自助書籍：(1)總是提供數據來支持書中的結論；(2)沒有參考書目；(3)承諾會有永久的改變；(4)以及標榜書中的解決方案是所有問題的共同標準答案。[14]

以上這些通則性的原則都相當有助於對自助書的選書政策之用，基於同樣情形，若對於基督教教牧人員的諮商輔導事工上，W. Brad Johnson等學者從作者創作與書籍本身撰述之角度，也提出了他們的看法與建議：[15]

  1. 作者是否有撰寫自助書之恰當資歷？
  2. 作者是否表現出對該學科的合乎情理的知識？
  3. 如果出現宗教實例和經文章節，它們有否被正確與適當地引述？
  4. 作者有否抄襲或者就其構想及方法所引用之來源給予明確列名？
  5. 此書所宣稱的潛在價值是否合理？
  6. 此書的用詞遣字是否清晰而無深奧空洞而趕流行的術語？
  7. 此書是否坦承它所標榜要改善之問題的複雜性？
  8. 讀者是否被告知此書能否適切符合他們的問題或關注點？
  9. 此書是否能為[讀者]的「改變」而提供具體與結構化之步驟？
  10. 此書所採行之方法是否有合理的研究依據？
  11. 此書是否受到在諮商實務中之同領域從業者的普遍認同？
  12. 這本書是否填補同類文本出版的空白，抑或僅是複製現有自助書？

從上述這類情況或觀點似乎說明了我們仍必須謹慎看待「自助書」可能帶來的正面與負面(有益處的或難理解的)效應；以及如何適切地委由專家來負責所謂「自助書」的撰寫、評論或導讀。但是除了專家的選書之外，究竟讀者又是如何選擇他們自己認定的心理自助書？學者Dawn Wilson與Thomas Cash於2000年所公布的研究旨趣便揭露了這項意圖。該調查試圖瞭解人們對心理自助書籍的態度與實際狀況，研究者設計若干必要的衡量標準來探測讀者對此類書籍的消費態度，並探究可能與選書行為相關的人格因素，這些研究發現將有助於我們日後思索「書目療法」乃至「聖經書目療法」之用。回顧文獻，首先Wilson與Cash提出以下研究假設，主要是基於某些心理傾向與向來自助閱讀所表現的過程和實質之間的一致性，隨後就264位不同種族的大學生進行問卷調查。茲將該提問與研究結果置於括弧內並呈現如下：[16]

1. 對於閱讀較具有正強化價值的人，會被預期他們應該重視自助閱讀。（成立）

2. 更具有心理意識(psychologically minded)的個人，會被假設對自助閱讀有更積極之態度。「心理意識」需要有識別思想、感覺和行為之間關係的能力，以及對個人行為意義的探究興趣。（成立）

3. 同樣情況下，因為具有個人自我意識的人很容易將注意力集中在他們的內在體驗上（即思想、感受、動機等），所以這些人常被預期是重視自助閱讀的一群。（未成立）

4. 就自助而鼓勵人們解決自己的問題而言，具有較強自我控制傾向、相信自我調節能力的人，乃是被期望進行更深程度的自助閱讀。（成立）

5. 基於先前文獻發現有關自助閱讀者通常保有較正向積極之態度，此研究預測相對較高的生活滿意度，係與更正面有益的自助閱讀態度相關。（成立）

6. 根據先前的研究證據，此研究假設女性會比男性更支持積極的自助閱讀態度。（成立；此外亦與大學主修相關，但與族群無關）

7. 最後，考慮到他們的學術興趣，心理學專業學生的自助閱讀態度有望優於非心理學專業的學生。（成立）

另一個來自Susan J. Adams的研究則整理出心理治療與諮商專業人員引介「自助書」的若干常見理由，依其高低序為：為鼓勵個案患者負責與自助、為了增強治療效用、個案患者之請求、加速療程進度、該書有助說明複雜觀念、評估個案患者之動機，以及其他答案。[17] 然而，究竟什麼才算是「自助書」？

自助書究竟是什麼？

自助書的主題常包括：個人成長、人際關係、處理精神壓力、身份角色認同等問題，它對於每一個可以想像的心理問題和每一個生活選擇，都有自助書提供答案；更有一些書解釋瞭如何獲得情感素養、如何保持理智、如何與人溝通，以及人能改變和不能改變的地方等等各式議題，想做一個積極思考者，幾乎都有作者著書立說。[18] 自助書出版市場的成長，以美國為例，近年來的出版規模幾乎翻倍成長，它造就了一種速食性的流行文化現象。根據長年追踪美國出版市場的NPD Bookscan之最新消息，自助書類別書籍也變得越來越擁擠，根據全球信息公司NPD Group的數據，自2013年以來，自助書的單位銷售額以11%的複合年增長率成長，2019年已達到1860萬冊。[19] 自助書儼然成為出版商積極投資的熱門類別，更是肇因於近年來消費者越來越關注正念和極簡主義，人們渴求人生意義、過更平安與平靜的日子，而閱讀這類自助書就成為激勵人們去嘗試追求可能帶來的改變機會。

有人嘗試將自助書的閱讀文化說成是一種「淺薄文化」(thin culture)，但此並非在指控這些人的無知或者是叛逆，而是因爲閱讀的選擇因素，往往不是刻意在抵抗任何主流規範。就像社會學者Paul Lichterman認為讀者往往只是滿足自己的使用需求，且「自助書」充其量只是一種讀者矛盾情緒、躊躇與將就湊合的選擇；自助讀者在緊張與相互競爭的社會秩序中，他們所表現出的自助書閱讀行為也不過是更加證明了這些環境秩序的不穩固，而非他們對環境與狀況的真正適應力。[20] Lichterman無非是想強調人們實在不需要過於給予自助書讀者太多的動機揣測。

然而，自助書作者的確期待能帶給讀者信心與自省。有些人可以從簡單的文字中獲得經驗和靈感，有些人可能會從事件中落實並學習，而有些人需要更具體的研究和統計數據，而另一些人則僅尋求情感聯繫，同樣地，也有一群人需要理性和邏輯推理來接受事實或獲得動力。最重要的事實是這類自助書大多是由作者的經驗所獲得的想法和學習編寫的。他們講述事情的方式迥異，因此有些人可以感受到勵志效果，而有些人則可能難以領悟，這類情形證明了自助書因讀者的個人差異，便可能落入被誇大療癒效力的出版行銷手法，在研究意義上，就是所謂的它即使對某人的可療癒效度高，但信度卻是往往偏低的無奈之中。

在心理學書籍的背景下，自助是一種在沒有專業幫助的情況下，應對個人或情感問題的形式；因此，所有能達到這一實際目的的書籍都被認為是廣義的自助書籍。[21] 但是更嚴格的界定下，心理學者所說的這類「自助書」大都是與心理諮商輔導相關的專業診療書籍（self-help treatment book或 self-help psychology book）並且幾乎都宣稱具備某些治療目標；相反的實例，則是一般的敘事故事、散文、詩歌等文學性之圖書，即使是標榜著抒情和勵志內涵，但是也都必須借助讀者自身的領悟來達到所謂心靈療癒之效。這兩類「自助書」的確有部分的灰色地帶。

諮商輔導人員在推介「自助書」時，亦有不同的涉入程度，Russell E. Glasgow與Gerald M. Rosen將此狀況分為四種層級：[22]

  1. 自我管理(self-administered)：以單一的文字資料構成讀者的唯一治療途徑，自沒有諮商輔導人員的聯繫與接觸之情境下，由讀者自行掌握文本之領悟，但有些時候，讀者可能與作者聯繫，而仍未涉及諮商相關程序建議之給予。
  2. 最少接觸(minimal-contact)：是指進階與諮商輔導人員接觸，讀者已轉為壽輔個案，但仍主要依賴書信進行溝通，諮商輔導人員參與最少接觸條件之方式通常是每週電話、郵件通信，或不定期的面談。
  3. 諮商輔導人員管理(therapist-administered)：由個案定期與諮商輔導人員聯繫，協談時專注於釐清問題或解說討論自助書所提供的信息。
  4. 直接諮商輔導(therapist directed)：在某些理想情況下，過去經由前述自我管理、非接觸或治療師管理等條件後，則再進階與諮商輔導人員直接聯繫，並且不再使用手冊。

上述四種涉入層級，在彼時1970年代的時空下，或許至今有些場景與技術面的進步而有了新的面貌與新發展，例如：網路音訊與視訊溝通等；此外，以諮商輔導者為觀點立論，又何嘗不也是從讀者或個案角度出發之論點，因為「自助書」市場的普及與熱絡，往往也是不假他人之手，完全由讀者透過各種書市營銷媒介得知而閱讀。一般而言，在心理諮商的場景中，不只是個案選擇諮商輔導人員，諮商者也有可能同時選擇受諮商之個案，以及所應該採取的治療方法；而市場營運「自助書」之成功秘訣賴於其成本低於看診諮商費用、閱讀取用的方便性、保障隱私與刺激性兼得等特性，「自助書」在這出版市場的運作下，就有可能使得諮商輔導人員失去了關鍵角色。[23] 荷蘭社會科學家Ad Bergsma就認為諮商輔導人員與個案的關係應該是要雙向的選擇，才有助成功地達到預期的療效，然而時下的「自助書」市場卻是任由讀者自己選書為主流，並且讀者的閱讀習慣也是經常跳躍式地挑章節閱讀，而有些「自助書」卻又只求銷售業績卻不加任何警語提醒。就像許多這類的書籍常找名人代言推銷，且又過於封閉自利，未能盡到責任來提醒讀者尋找其他可能也會有益改善問題的其他正確資訊或它書；雖然讀者本身往往才是成功「自助」的最重要關鍵因素，但是如此的自助書市場讓讀者自己挑書、擔責，始終缺乏諮商治療師的實際參與及互動，卻也是存在著危機。[24]

「自助書」類別最大的困擾在於它難以有被認定的客觀標準。生活中的許多書籍，像是食譜、百科全書、指南等等工具書，可以算是「自助書」嗎？那麼引領人歸正或改善修為的宗教書籍，例如：聖經、靈修等經典著作算否？在西方社會的許多調查報告中，不難發現常常有受訪者表達他們視《聖經》為最重要的自助書，這項研究結果大多來自某些個案，屬於個人主觀的生活經驗與信仰之故。[25] 然而，這些不約而同的發現，也引起社會學家Micki McGee在Makeover Culture in American Life著作裡提出了一項關鍵的疑問：究竟所謂「自助」類別是否理應自成一類，並且該由讀者的使用觀點或者是從文本本身的內容特徵來定義其類？[26]

著名的美國心理醫生曁作者Steven Starker便曾積極探討自助書分類的問題，他曾執行研究來調查這難解議題，他發現即使利用Books In Print中的分類指引，雖然列明「自助書」ㄧ類，但都仍然被指引至「應用類：心理學項下之基督徒生活」(Psychology, Applied: Christian Life)、「成功：自文化」(Success: self-Culture)，這種歸類依然粗淺無解。[27] Starker於是自己嘗試進行類別研究，僅針對較為包羅萬象的非虛構文本當作研究範圍，他坦承這個限制讓他必須割捨自己頗喜愛且鼓舞人心的好書，像是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天地一沙鷗）、Hope for the Flowers（花盼）等歷史悠久且叫座的虛構性之兒童讀物與繪本，他承認「自助書」既然係就一般讀者而作，則最為重要的「自助書」定義大概就是針對「預定讀者與想定效用」的認定，但是這卻又極為不容易判別。因此，Starker不得不另外設想新標準，就自助書能否符合某類最低標準的「內容向度」(dimensions of content)而據以分出類別：[28]

  1. 軼事與信息(Anecdotal vs. Informational)
  2. 規定性與描述性(Prescriptive vs. Descriptive)
  3. 封閉系統與開放系統(Closed vs. Open System)

Ad Bergsma也同樣將「自助書」的主題略作四種分項：個人成長(Growth)、個人關係(Relationships)、應付壓力(Coping)、身份認同(Identity)等；其中後項「身份認同」於分類時比較容易跟「個人成長」混淆，因為當問及「我是誰？」之命題時，通常也是讀者在尋求「個人成長」契機時的第一步；易言之，身份的自我認同乃是提供洞察力為目標，因而比較是歸屬於「身份認同」項下，而「個人成長」則是較為實務性的描述，所以個人的自我成長便是屬於「身份認同」後的第二個步驟了。[29] 當然這些認定標準非絕對性的準則，出版市場上的許多「自助書」作者向來是充滿創意與活潑，而突破既定的框架模式。在2008年Bergsma所發表的“Do self-help Books Help?”一文檢視了荷蘭自助書市場狀況，他根據前述四項主題將自助書分門別類，特別謹慎檢視書籍的實質內容，例如：標榜作為心理測驗或心理治療等相關書籍並不予納入「自助書」範疇，原因在於這些書籍旨趣不在於直接幫助讀者改善或治癒他們，而是提供讀者知悉何時作測驗以及該接受治療。在整體進階做法上，Bergsma又將前四項主題分成兩大理論導向之類型：「問題聚焦」(problem-focused)與「成長取向」(growth-oriented)，以及其他介於兩者之混合型態；前述「個人成長」或「身份認同」主題類較傾向於「成長取向」理論，而應付壓力、沮喪與睡眠等困擾則為「問題聚焦」之理論導向。[30]

書目療法使用的書籍通常又是哪一類的「自助書」？圖書館若實施「書目療法」是否會有前述對於「自助書」的擔憂？而身為基督教教牧人員則所推介「自助書」之選目標準又是如何？欲回答此問題，首先必須從圖書館的角度來積極回應其他人文社會領域學者的質疑；以及回頭再次探討「書目療法」的意涵、成因、應用與歷史背景。在這些因素下，透過「自助書」意義來增進我們對書目療法的理解和應用。

[1] Armando R. Favazza, “Bibliotherapy: A Critique of the Literature,” Bulletin of the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vol. 54, 2 (1966): 138.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198402/pdf/mlab00175-0058.pdf.

[2] Ibid.

[3] Steven Starker, “Do-it-yourself Therapy: The Prescription of Self-help Books by Psychologists,” Psychotherapy 25, no. 1 (Spring 1988): 146.

[4] Starker分別以San Diego與Boston/Cambridge開業之心理醫師為研究對象，資料見Steven Starker, “Do-it-yourself Therapy: The Prescription of Self-help Books by Psychologists,” Psychotherapy 25, no. 1 (Spring 1988): 143.

[5] Steven Starker, “Do-it-yourself Therapy: The Prescription of Self-help Books by Psychologists,” 144-145.

[6] 「精神動力心理治療」最主要目的在於經由心理治療促成個案對於自身內在問題的了解，進而引起外在行為之改變。相對於最常被使用的「支持性心理治療（Supportive Psychotherapy）模式，此治療則是不去揭露個案內在或潛意識裡的衝突，反而是注重鼓勵個案之防衛機轉，產生適當的防衛機轉，並維持自我強度與平衡，終至能適應外在環境。

[7] G. Halliday, “Psychological Self-Help Books – How Dangerous Are They?” Psychotherapy 28, no. 4 (Winter 1991): 679.

[8] Ibid.

[9] Ibid., 680.

[10] Alansa Bates, “Self-help or Self-hoax,” University Washington Magazine (June 1990). https://magazine.washington.edu/feature/do-self-help-books-offer-a-remedy-or-a-delusion/

[11] Gerald M. Rosen, “Guidelines for the Review of Do-It-Yourself Treatment Books,” [Editorial] in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26, no. 3 (1981): 189, cited in Susan J Adams, “Who Uses Bibliotherapy and Why? A Survey from an Underserviced Area,”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45, no. 7 (September 2000): 647.

[12]Alansa Bates, “Self-help or Self-hoax”.

[13]Ibid.

[14]Ibid.

[15]W. Brad Johnson, William L. Johnson and C. Hillman, “Toward Guidelines for Development, Evalu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hristian Self-help Materials,”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Theology 25 (1997): 341-352, cited in W. Brad Johnson and William L. Johnson, “Self-help Books Used by Religious Practitioners,” Journal of Counselling & Development 76 (Fall 1998): 465. 

[16]Dawn M. Wilson and Thomas F. Cash, “Who Reads Self-help Books?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Self-help Reading Attitudes Surve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9 (2000): 121, 125-126.

[17]Susan J Adams, “Who Uses Bibliotherapy and Why? A Survey from an Underserviced Area,”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45, no. 7 (September 2000): 647-648.

[18] Ad Bergsma, “Do Self-help Books Help?”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9 (2008): 342. https://link.springer.com/content/pdf/10.1007/s10902-006-9041-2.pdf.

[19] Porter Anderson, “NPD: ‘A Decade of Personal Exploration’ Ahead in US Self-Help Books,” January 17, 2020. https://publishingperspectives.com/2020/01/npd-sees-decade-of-personal-exploration-opening-usa-self-help-books/

[20] Paul Licherman, “Self-help Reading as a Thin Culture,”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4 (1992): 444.

[21] Ad Bergsma, “Do Self-help Books Help?”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9 (2008): 343. https://link.springer.com/content/pdf/10.1007/s10902-006-9041-2.pdf.

[22]Russell E. Glasgow and Gerald M. Rosen, “Behavioral Bibliotherapy: A Review of Self-help Behavior Therapy Manual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5, no. 1 (January 1978): 2.  

[23]Steven Starker, Oracle at the Supermarket: The American Preoccupation with Self-help Book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89), 5-6.

[24]Ad Bergsma, “Do Self-help Books Help?” .

[25] 這些調查例如：Paul Licherman, “Self-help Reading as a Thin Culture,”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4 (1992): 434-435; 以及Steven Starker, Oracle at the Supermarket: The American Preoccupation with Self-help Book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89), 8.

[26] Micki McGee, Makeover Culture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93.

[27] Steven Starker, Oracle at the Supermarket: The American Preoccupation with Self-help Books, 8.

[28] Ibid., 9-10.

[29]Ad Bergsma, “Do Self-help Books Help?”, 344.

[30]Ibid.Ad Bergsma, “Do Self-help Books Help?”, 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