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該如何傳講「聖經書目療法」:但丁《神曲》靈薄獄的心理慰藉

邱炯友

前言

除了《聖經》以外,怎樣的基督教相關書目是足以充當「聖經書目療法」的選目清單?這在許多心理諮商與輔導專書裡都有一些共同的答案,當中有人會以聖經故事集作為建議;[1] 或者是以其他獨立的自助書創作,像是一些心靈輔導或靈修之類作品為目。此外更有經典文學鉅著,而此最常受人推薦的則是《天路歷程》、《神曲》等書籍莫屬了。

《神曲》(La Divina Commedia)於14世紀初由但丁.阿利格耶里(Dante Alighieri)原以義大利文創作之宏偉長詩,共分列三部曲「地獄篇」、「煉獄篇」和「天堂篇」,其雖為世人耳熟能詳的作品,但因卷帙浩繁,許多人常無由親炙。《神曲》原意為「上帝的喜劇」,但丁將此鉅著稱作“Commedia”有其特殊用意,因為此鉅著與悲劇(tragedia)不同:悲劇乃是始於喜,而終於悲;而此《神曲》將是始於悲,而終於喜。[2]

聖經所記述的「陰間」是否就是但丁《神曲》地獄篇第四章中的「靈薄獄」(Limbo)?[3] 即使這純屬於神學議題與文學創作上的一種想像式連結,但這問題所糾結的情感,就在於這些地方縱使是介於天堂與地獄之間,末日審判之前暫時的過渡之所,但居於靈薄獄裡的日子如何?它是否是一處受苦難折磨的地方?這往往是那些具基督信仰之活人,在思念他們已逝去但未曾受洗得救之親人時,心中所惦記難過之事。他們會訴說逝者在世時的美好與善良,他們心中何其不忍所摯愛的非基督徒親人「未得救」,他們相信永生與永火的天壤差異,而所謂「信主得永生」的信念,也總是活著的人之所盼。然而,單就書目療法嘗試「令哀傷的人得安慰」一事,顯然難以藉由正統的解經或依聖經教訓而得致。

「聖經書目療法」的目的仍在於撫慰人心,使悲慟哀傷之人因窺見希望而振作;它不在於汲汲營營地追究是否有著正確解經,如同神學家般四平八穩地詮釋經文;而是在符合教義的原則下,必須留意各種處境、動機。換言之,「聖經書目療法」必須比牧會講道更有彈性,才可活出見證與產生共鳴與感動。在適當的理解聖經原意之餘,不必過於強調解經與考證,因為「聖經書目療法」嘗試在照護人們的創傷與餵養他們的靈魂。

信仰帶來的信息

《使徒信經》有一段記述:「…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神的右邊;將來必從那裡降臨,審判活人死人。」此外《聖經》經文更有:

「因基督也曾一次為罪受苦(受死),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為要引我們到神面前。按著肉體說,他被治死;按著靈性說,他復活了。他藉這靈曾去傳道給那些在監獄裏的靈聽,就是那從前在挪亞預備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時候,不信從的人。當時進入方舟,藉著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個人。」(彼得前書3:18-20)

「神也沒有寬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臨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卻保護了傳義道的挪亞一家八口。」(彼得後書2:5) 

在約翰福音14章中,耶穌安慰門徒的心,說:「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你們信神,也當信我。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我在哪裡,叫你們也在哪裡。我往哪裡去你們知道,那條路你們也知道。」(約翰福音14:1-4)

耶穌所「預備的地方」是我們離世時的暫居之所。然而,有人說這地方也就同為「陰間」,一個審判前的暫居所。對於耶穌基督是否曾於釘十架與三日復活之間,下至「陰間」傳「福音」一事,在許神學家的研究裡,仍然有許多迥異的解經詮釋。「耶稣基督是否曾到陰間傳福音?」這類的疑問,不同神學立場所衍生的爭論頗多,雖然這盡是神學的奧秘,但卻帶給人不少困惑,因為它更是牽涉未信主之人死後能否得救的大問題。[4]

神曲》捎來的安慰

在傳講聖經書目療法的同時,講述者對於題材與幫助個案的目標是有選擇性的。對於這類長篇古典鉅著則更需要挑選坊間備有註釋說明之書,方能便於加深讀者瞭解進而對內容意涵的領悟。曾為《神曲》作譯之學者黃國彬指出此書意義非凡,不但有表面情節的層次,更有預言、神話(神學)、象徵層次;既講人類之罪惡,也談人類的救贖,因此它有四重意義:表面(literal)意義、寓言(allegorical)意義、道德(moral)意義、神秘(anagogical)意義。[5] 黃國彬也認為《神曲》旨趣在歌頌三位一體的上帝,故但丁特別自創了每三行自成單元的三韻格(terza rima)詩體。[6]

黃國彬的《神曲》譯本在地獄篇第四章前言寫道:「但丁跟維吉爾繞著深淵[地獄]第一圈走向下方,看見沒有犯罪的亡魂,因沒有受洗而失去目睹上帝的希望….」。隨後展開此章譯文,其中從43行至63行的三韻格詩為:

  • 聽了這番話,我的心充滿了悲哀,

因為我認識的一些人,才能

卓越,卻要在地獄的邊緣徘徊。

  • 「老師[維吉爾]呀,告訴我,告訴我呀,先生,」

說時,我希望肯定,我的信仰

能贏得每一場與邪惡的鬥爭:

  • 「有沒有人,靠自己或別人的力量

離開這裡而禍得福蔭的呢?」

維吉爾聽了,明白我心中所想,

  • 答道:「初來的時候,我看見一個

雄偉顯赫的人曾到此一行。

戴的是勝利之冕哪,這位來者。

  • 從我們當中,他帶走一些豪英:

把人類的始祖及其子亞伯解放;

還有挪亞和守法的摩西(法令

  • 都由他頒布);有族長亞伯拉罕和大衛王;

有以色列及其兒子和父親;

有拉結—令以色列辛勞的女郎;

  • 還有眾多的人,都得了福蔭。

我要告訴你,在這些人之前,

幽靈中從來沒有獲救的生民。」

在但丁與他的嚮導維吉爾進入靈薄獄,他們眼見與耳聽所及,雖不是其他地獄更低層的無盡痛苦,但在靈薄獄處處無望嘆息聲中,仍然是個充滿無痛哀嘆的世界。那裡「居住著兩群無辜的生命,第一群是有品德的非基督教徒及聖人(包括舊約聖經中正直的先祖),他們活在基督降世前的幾世紀,因此沒有已得到救贖的恩典;第二群是生活於基督降世前或是在受洗前就被死亡帶走的嬰兒或年幼孩童。」[7] 換言之,「靈薄獄」那裡的痛苦是可以承受,也因天真之故,得到保護而免於再經驗更深之苦。[8]

在人世中,失去摯愛是人生的苦痛,尤其是逝者竟是那麼令人感念和美好,他們離開世間後,安好否?每每念及此,思念總在無盡的惆悵中出現。但是若為基督徒不也還是應該更喜樂看待耶穌為我們所「預備的地方」,它既不是「陰間」也不是「靈薄獄」,因為《神曲》中,耶穌基督已將良善的往生親人帶離了靈薄獄,帶往為我們「預備的地方」去。儘管這也是奧秘,我們無法十分確信與理解,但丁在《神曲》所描繪的靈薄獄似乎給了信主的基督徒一道希望曙光,讓他們對於已往生的未得救親人之思念與不捨,有了心靈安頓之時。當詩人問「有沒有人,靠自己或別人的力量離開這裡而禍得福蔭的呢?」答案正是:因為他們祈求耶穌基督的憐憫,而我們不也可以同樣如此禱告。

禱告「耶和華啊,你曾把我的靈魂從陰間救上來,使我存活,不至於下坑」(詩篇30: 3);又說「因為,你向我發的慈愛是大的;你救了我的靈魂免入極深的陰間」(詩篇86:13)

既然上帝有絕對的主權和自由,我們便唯有順服與信靠。但幸運地,我們有一位滿是憐憫與公義的上帝。基督徒不因血統而是基於「信仰」來認定亞伯拉罕為先祖,在神學意涵上,人子的耶穌基督是掌管生命、死亡,同時也讓人從死裡復活的神。在基督教的追思禮拜中,牧者常說:親愛的上帝,我們知道肉體並非是死了,乃是睡了;當主再來時,肉體必要再復活甦醒,而靈魂已被主接往天上去,到了更美的家鄉,在那主已經為我們預備的地方,與這位憐憫他(她)與愛他(她)的主同在。基督信仰的原罪與信靠得救的教義,對於活著的人因失去未曾受洗得救的至愛親人,因而思念擔心他們那些仍受地獄或陰間之苦的人而言,或許能經由書目療法,就能讓那位滿有憐憫而能救贖人脫離死亡的上帝,帶給人盼望和安慰。

書目療法的神助

「聖經書目療法」應該使人可以於哀慟中得慰藉並領悟新生,既使是身為基督徒的讀者在守護信仰與謹守《聖經》教導的同時,也能更被同理與關照。魏連嶽在《死亡神學》書中提醒人應避免論斷那位受洗而死去嬰孩的終局,對於教義背後涉及的聖經與神學困難雖有嚴謹的思辨,但《羅馬書》中所啟示「凡沒有律法犯了罪的,也不必按律法滅亡」,即使嬰兒真的有罪了,耶穌基督仍可赦免他們,也因為「祂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單為我們的罪,也是為普天下人的罪」(約翰一書2:2),不應忽略神慈愛的本質與屬性。[9]

但丁史詩級《神曲》裡的訊息可以作為「聖經書目療法」的題材之一,因為不論是舊約創世紀、詩篇或福音書在《神曲》中,都有深刻的神學之神思在。對於這一部基督教神學相關的鉅著,其譯者特別是註釋者必須就相對應的《聖經》內容非常熟稔。因此,譯註者是否同時身為基督徒,而能使譯註內容回復該有的意涵,自然也就成為書目療法的選目考量因素之一。

我們可以不必強求書目療法之應用必得完全符合作者的創作原旨,雖然運用《聖經》題材應該要有更相應嚴謹與敬虔的態度以對,但是若在其他《聖經》之外的相關輔助書籍(或是自助書籍)之採用上,則也應該顯現出適當的彈性,更關心這些書籍在哀傷之人身上所能發揮的具體效用。《神曲》地獄篇的案例既有《聖經》的參照,又有著次經與文學創作的實底,若就神學與書目療法交互的影響下,確實多了更多挑戰。然而,衡諸眾多因素與要求,不論是回歸「聖經書目療法」是「書目療法」為本質,而以《聖經》為應用;抑或是應該是以《聖經》為體,「聖經書目療法」為用,此兩種途徑不也都需要更付出關照,來滿足那尋求心靈慰藉之哀傷人,所面臨的實質狀況和當下迫切的需求。

和諧的終曲

陰間或地獄裡若有義人,那他們就是另類的「未得之民」(unreached people),也有如同亞略巴古當中的雅典人,他們向來對「未識之神」(unknown God)不求甚解,這之間的遺憾終於可以在神的憐憫下離開靈薄獄,而有更新的契機。唐納.卡爾謝(Donald Kalsched)在《創傷與靈魂》一書中提起:就心理學而言,「基督降入陰間」代表對類精神病症的心靈退隱之地(像蟄居的地穴般)的突破;「天真無辜」於此受困在活力暫停間,既非活著也並沒有死去。[10] 他們被困住了,也如同活著的人之所困。

閱讀故事文本的人,更不能讓無害的天真變成有害,而心中苦毒。靈薄獄裡的人不論有無被耶穌基督帶出來或得著福音,還有我們這群活著的人的思念,都應該仍保有天真以及能復原的耐受適應力(resilience),來離開困厄。

在「聖經書目療法」的協助下,嘗試《聖經》各相關經文與但丁《神曲》的配搭,讓思念藉由對所有文本串接所生成的認同、淨化與領悟,而走出內心傷痛。經文與故事或文學想像之間的連結,隨之而來的希望就會再現,許多人都在尋找歸屬,追求心靈的安頓,不論睡著的或活著的都是如此。

當死亡臨到我們所愛的人,我們仍會哀慟傷痛。當死亡逼近我們,我們當然難免膽顫心驚。我們會受各樣的苦,但這些都像生產之苦,可以帶來新生命,為我們帶來新生命。…帶著上帝的喜悅跳舞吧,不論在愁雲慘霧的暗夜,還是充滿盼望的清晨。

— 盧雲(Henri Nouwen),《祢已將哀哭變為跳舞》


[1]這類故事集通常以聖經為本,神學與說故事為輔,來介紹重要的聖經故事與其所蘊含意義。例如:S. g. De Graaf的《應許與拯救》從救贖歷史講聖經故事、John Walton與Kim Walton的《新舊約聖經故事導覽:175個聖經敘事的解經與應用》等,當然尚有其他許許多多的單書卷故事集等各類型讀本。

[2]但丁.阿利格耶里(Dante Alighieri),神曲I:地獄篇,增訂新版,黃國彬譯註(台北市:九歌,2020),19。

[3]「靈薄獄」譯自原文Limbo,指的是地獄之邊緣地帶,亦為但丁所描繪九層「地獄」之首層。學者黃國彬將其中譯為「幽獄」。本文「靈薄獄」譯詞另採自唐納.卡爾謝(Donald Kalsched),創傷與靈魂,連芯、徐碧貞、楊菁薷譯(台北市:心靈工坊,2021),185。

[4]洪敬義,「基督曾到陰間傳福音(下)?」基督教今日報,2017年4月28日。 https://cdn-news.org/News.aspx?EntityID=News&PK=0000000000652e59a6b20e8cefcaae48a2da9a2f36065aa6

[5]但丁.阿利格耶里(Dante Alighieri),神曲I:地獄篇,增訂新版,黃國彬譯註(台北市:九歌,2020),19。引自Grandgen,La Divina Commedia di Dante Alighieri, xxvii-xxviii。

[6]但丁.阿利格耶里(Dante Alighieri),神曲I:地獄篇, 42, 45。

[7]唐納.卡爾謝(Donald Kalsched),創傷與靈魂,連芯、徐碧貞、楊菁薷譯(台北市:心靈工坊,2021),185-86。

[8]同上註,186。

[9]魏連嶽,死亡神學(台北市:校園書房,2016),341-43。

[10]唐納.卡爾謝(Donald Kalsched),創傷與靈魂,190。


書目/詩歌療法(Biblio/Poetry Therapy)歷史與發展(中)

邱炯友

[前集提要] 書目療法使用的書籍通常又是哪一類的「自助書」?圖書館若實施「書目療法」是否會有前述對於「自助書」的擔憂?而身為基督教教牧人員則所推介「自助書」之選目標準又是如何?欲回答此問題,首先必須從圖書館的角度來積極回應其他人文社會領域學者的質疑;以及回頭再次探討「書目療法」的意涵、成因、應用與歷史背景。在這些因素下,透過「自助書」意義來增進我們對書目療法的理解和應用。

圖書館如何回應相關質疑

圖書館涉入書目療法服務雖然已經有相當長遠歷史,即使用於當代圖書館事業發展以及新型態圖書館多元化轉型的環境下,許多原本不存在於傳統圖書館服務之業務日漸浮現,常見的模式通常結合媒體資源、社區資源與社工人員等,來進行某些社會服務事項,這使得圖書館型態更不典型。圖書館事業必須對於書目療法之應用而辯護,特別是在某些用語譯詞,以及從歷史發展之角度來妥善詮釋圖書館之價值。

用語譯詞釋疑:療法與治療

充作「書目療法」名詞是否有被濫用之嫌?我們不難發現其他類似的稱謂還包括:「閱讀療法」、「讀書療法」或「讀書治療」,以及「閱讀療癒」(reading cure)等。E. Alston曾指出「書目療法」的表面價值(face value)確實存在,因為圖書提供了相當廣泛的人生議題,它有最大的供人取得機會但卻也有最少使人產生防禦心的本質。[1] 如此更讓人放心領略閱讀。

然而,更根本性的質疑,恐怕是在於其中「治療、療法」(therapy)意義界定之問題。在中文的譯詞上,不論是較屬醫學用詞的「治療」或是相對較為溫和通用的「療法」一詞,都仍然有相當的歧異性與挑戰存在。「書目療法」是可以成為相當平易近人的行為或活動,它既平民化也單純,尤其當它轉化成自助式的閱讀推廣行為時更是如此;即使它無法「治癒」所有心理疾患,但它確實對許多問題提供了思考與解脫之方(或許“It will cure no one, but it may help many.”表達了這個事實)。

顯然「自助書」的圖書出版分類,一如出版市場之分類,仍可分為「虛構文本」(fiction literature)與「非虛構文本」(non-fiction literature)兩大類別,而圖書館所提供的書目療法依然可將這兩類的選目書單分別提供給讀者,使讀者辨別與意識到其所選閱的書目療法用書究竟何屬?這種做法有助於分辨它們的閱讀方法及應該注意事項,以及便利館方決定是否仍須仰賴其他更深入的閱讀協助,例如:讀者諮詢顧問、學科館員、社工人員的引領;同時,也可檢視書目療法的個別選目中,是否都已滿足相關的應用解題之說明?據以決定賡續委由專家學者與館員完成編寫該書內容的情節舉例、情緒療癒效用等解題書目。此外,圖書館亦可多加留意借閱排行榜圖書,例如:非虛構文本類項下的心理學自助書或勵志書籍,以這些最受青睞的書單為起始點,成為圖書館重點推介及協助解題之書目。

用語譯詞釋疑:虛構與非虛構文本

一般對於「文學」的傳統認知常分類成:詩歌、小說、散文、戲劇等四類。我們企圖釐清的問題,例如:書目療法究竟是使用了哪些「文學作品」?什麼又是「文學作品」或是應該正名為「文本」?由於書目療法所選用的書目資料常常以“literature”作定義,於是便產生了譯詞問題,若未適當釐清該名詞意義則難以明確描述書目療法的應用工具,也無法回答前述某些心理學者對此專業與「自助書」等工具所產生的質疑。嘗試將“literature”不譯做「文學」相關用語是有其必要性,因為它既非專指「文學作品」亦難做「文獻」解意,因此以「文本」作譯詞更為恰當。「文本」這樣的譯詞避免落入了「文學」或「非文學」之爭;同時也明顯有助於理解「自助書」的「文本」乃是涵蓋虛構與非虛構的各類創作文本之實。

就文學創作的虛構性與實用性而言,人們似乎習慣認定文學作品是屬演繹的虛構性質,此源自於「文學」給人既印象偏向「在某種虛構的形式中顯示它們自身的存在」,而虛構的作品常泛指「任何敘述體的文學作品,無論是採用散文還是詩歌體裁,只要是出自虛構與編造,不具備歷史真實性的都在其列」;換言之,敘事模式已被分成虛擬模式和經驗模式兩種,而前者多為「文學」,後者多被視作「非文學」。[2] 然而,有別於文學的傳統認知類別,時下的文學創作出版早已被區分出來的「非虛構文本」定義範圍幾乎呈現非常分歧之狀況,就像常見的繪本作品與童書中的兒童文學、童話、寓言屬於虛構類,但是因著主題的豐富性之故,一旦內容觸及傳記、歷史、自然生態和科普書籍等類型,則又毫無疑問地可以被歸類於非虛構文本。因此以單一讀者屬性來絕對地分歸二類別,乃是過於主觀且不正確的做法。事實上,某些作者的靈活創作早就混肴彼此而突破了文體的功能界線,自然無法全然廓清所有的出版品之二分屬性。台灣書市暢銷書排行版上的「文學類」與「非文學類」書榜,就偶見這種跨類的書籍文本。

「非虛構文本」被認為係指運用真實事件來充做文學創作的背景基礎,通常它會將真實景況予以重新架構成文學內容,基於作者的經歷或聽聞,而在敘事情節上力求表達真實生活之情境,也讓作品展現引人的故事性。這類源起美國1960與1970年代的所謂「非虛構文本」浪潮不僅打破了原本虛構文本的刻板印象,例如:小說一定是虛構文本,反而造就更多創作。「非虛構文本」也涵蓋了非虛構小說、新新聞主義小說、口述實錄體小說、歷史小說、報導文學、傳記和遊記散文等寫作類型,即使將較為拗口的「非虛構文本」是一種外來的寫作概念,改稱作「紀實文本」也難掩蓋它的複雜性。[3] 前述受非議的「自助書」無疑地也可能呈現在這類虛構與非虛構文本當中,「勵志」內容並非盡屬某一類文本;然而,我們必須正視的問題以及回答的是:「自助書」的專業性和有效性,並非是圖書館的責任;但是圖書館事業必須具備更大的理想來提昇「自助書」的利用性與使用指導。這種做法乃在滿足所熟知的阮甘納桑(S. R. Ranganathan)溯自1931年的「圖書館五律」(Five Laws of Library Science)精神。

自助書與圖書館書目療法

阮甘納桑認為圖書、圖書館館員與讀者是變動與成長中的有機體之重要組成份子。在2014年Lynn Connaway與Ixchel Faniel在她們的Reordering Ranganathan: Shifting User Behaviors, Shifting Priorities 報告中,再度重新檢視各個原則的時代新解,報告中認為瞭解圖書館所在社群與其需求,便是認識「圖書館是成長有機體」的的最佳方法,因為圖書館服務理應替目前與潛在讀者們的使用需求行為而不斷地持續進化;報告更建議一種新的解構方法來促進「成長有機體」發展的意義:[4]

(1)相關性(Relevance),在於重新檢視目前圖書館所提供的服務與產品之相關性;

(2)能見度(Visibility),在於充分令讀者知悉圖書館服務功能與內容,深化常用服務項目與讀者的連結;

(3)獨特能耐 (Unique capabilities),則是廣為拓展服務內容使其具有與其他資訊提供者迥然不同的獨特性質,例如:樹立新型態的圖書館特定服務與口碑、整合並鏈結相關資源與資訊使讀者充分知悉、以讀者所喜歡的實體或虛擬環境來提供服務,並透過圖書館利用教育、諮詢和合作等方式來讓讀者知道圖書館的專業價值,以及提供正面與友善的互動服務。

如果「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僅是採取解題書目和策展活動,則印證了前述自助書有關的「自助」的定義:「自助是一種在沒有專業幫助的情況下,應對個人或情感問題的形式」。然而,這種自助式的服務模式恐怕也並非完全符合圖書館精神。圖書館提供書目療法服務向來有其正當性,在參考服務與讀者諮詢顧問的專業執掌下,積極提升本身的專業素質與服務內容之餘,適時利用書目療法推廣活動的時機,有效結合外部資源而促進社區資訊學(community informatics)意義下促進社區發展。

當公共圖書館被定位為社會教育與資訊傳播機構時,就不應自外於其他學域整合需求,在多元文化社會中傳達「正確」資訊,乃至協助「教化」功能向來都是無法卸責的勞苦重擔。認真因應心理諮商學者的挑戰,即使他們並非全然質疑「圖書館書目療法」之做法,然而身為時代新挑戰下的圖書館員可以有更積極與細膩的「助人技巧」之知識與訓練。[5] 這種架構在專業知識背景上的服務精神,才會得到更多的讚賞與尊重。認識歷史與典範,足以更清楚站穩腳步再邁進;也可以回到初衷,更有信心堅持到底。

圖書館在實施書目療法服務所提供的書目,的確可以包容眾多的媒體形式與文本類型,也不排除心理諮商輔導相關的專業診療書籍。然而在傳統上,可能由於館員比較難以深入具備心理諮商等額外的專業知識,以及目前相當缺乏整體的書目療法跨圖書館、跨專業域之討論與資源整合,因此常就偏向輕薄短小的書目整備工作,在不涉及份外能力與人力之情境下進行書目療法業務,也較難提供完整的各式各類文本來滿足所謂「自助書」的廣義類型,充其量或許可在閱讀推廣中見到如同書市銷售排行榜書單,對應圖書館借閱排行榜的「文學與非文學」(或虛構與非虛構文本)之介紹與策展罷了。目前真正用於圖書館書目療法之選目仍是有所侷限,原因眾多,但部分原因無非是圖書館事業總是步步為營,想求取中庸之道,同時避免淪入無謂紛爭之中;自助書館藏與推介之考量是如此,書目療法亦如出一轍。

書目療法之圖書館價值

圖書館已經見證了書目療法的歷史發展,不論從早期精神病院所附屬的圖書館(圖書室),直至現今讀者諮詢服務的多元發展觀點,圖書館似乎為書目療法提供了絕佳的實作場所。圖書採訪與館藏的傳統職能更加促使圖書館員必須具備分析各種閱讀文本和行銷溝通能力,但同時也必須留意將讀者的閱讀興趣與需求,優先置於作品的聲望或文學價值之上,而不做個人過度主觀介入與干預。[6]「書目療法」正是這樣的情境下,橫跨了圖書館技術服務與讀者服務,而被許多圖書館列為重要業務之一。書目療法與圖書館兩者相互為用,在歷史上兩者彼此輝映。兩者關係正如美國圖書館學者Margaret E. Monroe提出之理由,她認為圖書館對讀者提供服務所需的三項技術功能,分別為:[7]

1. 資訊功能:將所需資料素材交至讀者手中,由圖書館員完成選擇、評估和解釋工作。

2. 教學功能:向讀者展示如何使用圖書館各項工具,並為讀者確保其資訊取得或選擇閱讀書籍時所需之技能;此功能更是必須存在於重要的閱讀資料內。

3. 指導功能:係透過以讀者興趣和需求為根據之各類合適資料的相關解釋,來幫助讀者選擇圖書館資料;而這正是書目療法領域賴以發展之故,書目療法遵循與所有閱讀指導相同的一般原則。

閱讀本來就是相當隱私的個人私事。從倫理上講,圖書館員的確不必要去深究讀者的閱讀內容、興趣與閱讀反應,除非他應讀者之要求與同意,或者因為後續專業服務之公益需求而執行某些事項。館員基於上述三項技術功能為圖書館專業提供了必要的業務措施,但必須保障讀者們參與閱讀資料的選擇,與讀者輕鬆互動並確保讀者自由意志來討論這些閱讀文本對他們自己的意義,書目療法的確為圖書館帶來有意義生機,Monroe將此稱為「變革原動力」(change agents),她認為許多富有創意的文本資料在促進淨化和領悟的療癒過程中,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們缺乏使書目療法成為一種精確技術的知識精確度;此外Monroe亦相信透過書籍獲益之本質遠比所謂「書目療法」表面詞義來得重要,圖書館也必須把精力花在探索書籍可以為讀者做什麼?以及身為圖書館員究竟該幫助讀者?因此一個新的「書目療法」定義,並非根據圖書館員的活動而下定義,而是依據讀者閱讀的效應來界定;這類「書目療法」即使被簡單定義成「閱讀對讀者之健康影響」而變為一門真正的「科學」,然而對「書目療法」效果的探索,將使得圖書館員可以幫助讀者選擇適當的資料,而獲得更高程度的精確性,如此也就可以使圖書館的讀者服務有更靈活和多樣化的規劃。[8]

在傳統的「書目療法」定義上,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早已於1961年收錄了「書目療法」詞條作定義,並且美國圖書館協會(ALA)也在1966年接受了此定義:「使用選定的閱讀材料作為醫學和精神病學的輔助治療;此外,透過[讀者]親自閱讀以做為個人問題得解決之指引」。這個定義對Monroe乃至現在的書目療法發展而言,顯然都無法貼切地反映出它應有的活潑多樣性,所以即使此定義基於歷史而涉及了醫學治療之意圖,也仍然引起其他專業領域人士的疑慮。因此,圖書館學學者Rhea Joyce Rubin在1978年重新為「書目療法」作出定義:「基於各類媒體形式之資料(media)和實際參與體驗者所互動產生之計劃,而凡是印刷或非印刷資料(material),無論是想像性的還是資訊型的,都在引導者的幫助下進行體驗與討論」。[9]

然而,1980年代即使遠在歐陸的英國學界對於”Bibliotherapy”一詞仍有所微詞,英國對於美式或由美國所主導的文化用語向來似乎有些心結,反而喜歡以「閱讀療癒」(Reading Therapy)稱之。英國心理醫師Duncan Leys於一場有英國圖書館學會所舉辦的研討會中,直言批評與鄙視美式的”Bibliotherapy”,形容該詞在美國的普及宛如是一種「療癒的酒精中毒症」(A form of therapeutic alcoholism),斷然拒絕使用該詞,此外也有英國學者於醫院圖書館之演講場合中,不諱言地表示「美國人所稱的書目療法,我還是喜歡稱之為引導式閱讀,[這種引導式閱讀]是這個國家[英國?]幾乎沒有涉及的另一種領域。」[10]

從以上的歷史定義討論中,顯見「書目療法」即使用語有歧見,但其跨領域之發展造就了十分豐富的議題與觀點,如何更貼近使用者觀點來「依據讀者閱讀效應」作定義?而Rubin的定義仍未滿足Monroe的期待,許多定義向來都有某些學者基於學域或個人之定見,但不論如何,書目療法在藉由圖書館事業的羽翼保護下茁壯仍是不爭的事實。

Alice Bryan是一位來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服務學院(Columbia University School of Library Service)且身兼心理學曁圖書館教育專家身份的學者,她曾於1939年發表「可有書目療法之學科嗎?」(Can there be a Science of Bibliotherapy?)。[11] 對此提問,事實上,Bryan自己已有定見,因為她早已明白「書目療法」領域在當時已經具備了哲學論證、實用假說以及定義,惟獨非常欠缺實驗數據與受過科學訓練的從業人員。[12] 她認爲如果是一門成熟的學科,就必須結合醫師與受「書目療法」相關專業訓練的醫院圖書館員兩者之間的密切合作,他們首先必須建立廣泛且可證明的定義,進而積累實驗數據以建立基本原則,並且最終按照科學路線進行基礎研究。[13] 換言之,Bryan相信「它必須更花心思謹慎地控制每次個案研究的效應,並研究閱讀某些類型資料時,對數百名未經刻意選擇之特定類型疾病康復患者的影響」,以及有必要記住許多「可能對結果有影響的變項」等;而它在學科上的科學價值就在於必須保有較為廣闊的定義:「書目療法是一項閱讀資料之處方,它將有助於情緒成熟度的發展,並且滋養與維繫著心理健康」。[14] Bryan簡要歸結書目療法應用於讀者身上,其目標在於:[15]

1. 讓讀者明瞭自己不是第一個遇到困難與問題的人;

2. 讓讀者看到自己的問題存在不只有一種解決方案;

3. 幫助讀者瞭解特定情境下人們之基本動機,不論是來自己或他人皆然;

4. 幫助讀者從人的角度看待所涉及的經驗價值;

5. 提供解決自己的困難與問題所需之事實;

6. 鼓勵讀者真實面對自己的處境。

「書目療法」無疑是一種跨領域結合,英國圖書館學者L. Stanley Jast亦同樣於1939年之際隔海唱和,發表文章呼籲圖書館事業應該設立「醫師館員」(physician-librarian)的新職份,由他們來開立能做為心靈療癒用途的作者之書單。[16]「書目療法」在圖書館的應用既是一門處理人與人關係的「藝術」,它對應著傳統的「讀者服務」業務;同時也是ㄧ項注重方法理論的「科學」,此對應著傳統的「技術服務」工作。此外,在所利用的研究方法上,它是實證研究無誤,既可以是量化研究,亦可以藉由質性研究或任何植基於經驗與觀察之研究設計,來展現這種人文關懷與科學並進的學科特色。「書目療法」帶給圖書館學過去的歷史見證,也帶來圖書資訊學的前瞻願景。毫無疑問地,它在未來仍將不乏有更多的主題性發展與相關效應產生。

回歸到稍早的討論內容,「自助書」所遭遇到的抨擊始終在於內容專業性的不足,或是欠缺有效的輔助指導。圖書館涉入這些「自助書」,或將「自助書」納入館藏所提供的書目療法選目之中,最為理想與能實踐圖書館精神的做法無非就是:專業涉入、內外部資源的結合。圖書館本於傳統職責功能,並再外加可資促進「成長有機體」的發展因子,補足自身專業的不足,理當仍可以讓書目療法於圖書館場域發光發熱。而且圖書館也不必為那些批判而對書目療法服務妄自菲薄,以致失去提供服務之信念。

若論及「聖經書目療法」於圖書館或其他場域之實施可行性時,其所遭遇的質疑和挑戰是可預見的,然而它並不完全相同於上述責難,因為「聖經書目療法」之選目或文本是非虛構的事實存在,它已經具備許多論述觀點與解釋,並有許多衍生的經典作品,它可以是針對兒童、學生、成人等來量身定做的讀本與帶讀活動,也可以是必須再結合各種專家學者通力合作來完成的事工。


[1] E. Alston, “Bibliotherapy and Psychotherapy,” Library Trend 11 (1962): 159-176.

[2] 李思寧、張茹,「論文學與非文學的區別:以文學的三特徵以及語言和形式為切入點」,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34卷增刊 (2012年6月):119。

[3] 高曉仙、趙國月,「非虛構文學術語翻譯在中國傳播與影響」,外國語文研究 3卷5期(2017年5月):68-69.

[4] Lynn Silipigni Connaway and Ixchel M. Faniel, Reordering Ranganathan: Shifting User Behaviors, Shifting Priorities (Dublin, Ohio: OCLC, 2014): 92-97. https://www.oclc.org/content/dam/research/publications/library/2014/oclcresearch-reordering-ranganathan-2014.pdf.

[5] 邱炯友,「書目療法的助人技巧」,https://joyochiu.page/2022/03/30/bt-helpingskill/

[6] Association of Hospital and Institution Libraries, Bibliotherapy: Methods and Materials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71): 9.

[7] Margaret C. Monroe, “Reader Services and Bibliotherapy,” in Reading Guidance and Bibliotherapy in Public, Hospital and Institution Libraries, edited by Margaret E. Monroe, (Madison: Library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71): 40-41. https://files.eric.ed.gov/fulltext/ED065166.pdf#page=44.

[8]Margaret C. Monroe, “Reader Services and Bibliotherapy,” in Reading Guidance and Bibliotherapy in Public, Hospital and Institution Libraries, edited by Margaret E. Monroe, 42-44.

[9]Rhea Joyce Rubin, Using Bibliotherapy: A Guide to Theory and Practice (Phoenix, AZ: Oryx Press, 1978), 1-2.

[10]Jean M. Clarke, “Reading Therapy – An Outline of Its Growth in the UK,” in Reading Therapy, ed. Jean M. Clarke and Eileen Bostle (London: Library Association Publishing Ltd., 1988), 4-5.

[11]Alice I Bryan, “Can There Be a Science of Bibliotherapy?” Library Journal 64, no.18 (October, 1939):773-776.

[12]Mary Niles Maack, “Alice I. Bryan (1902-1992),” pre-publication version. http://pages.gseis.ucla.edu/faculty/macck/Bryan.htm.  

[13]Veterans Administration

[14]Alice I Bryan, “Can There Be a Science of Bibliotherapy?” Library Journal 64, no.18 (1939):774-775, cited in Juris Dilevko and Candice F. C. Magowan, Readers’ Advisory Service in North American Public Libraries, 1870-2005: A History and Critical Analysis (Jefferson, North Carolina: McFarland & Company, 2007), 228.

[15]Alice I Bryan, “Can There Be a Science of Bibliotherapy?” Library Journal 64, no.18 (1939): 773, cited in Richard E. Anstett, “Bibliotherapy: An Adjunct to Care of Patients with Problems of Living,” Journal of Family Practice 17, no. 5 (1983): 846.

[16]Jean M. Clarke, “Reading Therapy – An Outline of Its Growth in the UK,” 3.

書目療法的助人技巧(下)

圖書館書目療法應用:助人歷程與技巧

「助人」(Helping)係廣泛普遍用語,因為「助人者」(Helper)提供協助,可以是各樣身份角色,亦較不涉專業證照資格(如:諮商、心理治療)。在這類名詞的使用上必須相當謹慎,即使「諮商」(counseling)一詞較常指稱服務對象是在適應上有問題但仍屬「健康」的個體;「心理治療」(psychotherapy)卻指那些有較嚴重身心病症或未解決衝突的個體。這些詞彙的差異並非有著影響成效的實質意義,反倒是「這些字詞及差異性反應的可能是地盤勢力之爭,而不是能力的差異」。[1]

接受協助的人即是「個案」(client)。「助人」可被定義為:助人者幫助個案,兩者共同合作,以個案為對象,探索其情感、使獲得洞察並從而在生活中反思與改變。由於「個案」本身是「他們自己的專家」,所以「助人歷程」並非在於希望「助人者」可以幫助解決問題,乃是期待具有改變主體性的「個案」,能與「助人者」一起合作尋求困惑問題的解決之道。我是誰?我要去哪裡?我要從我的生命中得到什麼?這些問題莫不引領個案深思問題核心。書目療法是否也能幫助讀者處理這類存在議題至何種程度?又該怎麼做?怎麼處理?

圖書館之書目療法常藉助主題式閱讀來協助個案淨化心靈、走出陰霾,此操作模式就必須留意過度主觀之主題選目所造成的偏誤。事實上,「臨床」與「發展性」書目療法的份際仍有其曖昧之處。理論上,個案尋求協助的動機通常有兩種必備情境:(1)面臨困難抉擇且感到痛苦時,以及(2)眼前痛苦大於尋求協助的痛苦時。[2] 因此,即便是對於「健康」個體的諮商,都仍屬於非發展性書目療法之服務事項。這種衝突並不突兀,但是卻凸顯了尊重專業領域並繼而虛心學習與擴展領域視野的重要性。

圖書館所提供的書目療法通常是一種自助式的閱讀行為。它的優點在於避免了個案/讀者對於尋求專人心理諮商時的尷尬和不安,例如,擔心曝光而被貼心理疾病標籤。因此,應用書目療法時,其助人目標應當鎖定在幫助個案探索及選擇他們的自我價值,必須將適當的讀物媒介給適當的讀者,這便是書目療法實施策略上必須謹守的界線。然而,在讀者身心仍稱「健康」之狀況下,如何在自助式的閱讀行為中,獲得實質的效益?由於助人者除了必須仍自我覺察,瞭解自己的內在狀況以便區別與反應個案之外,也需要具備適當的溝通與助人技巧,傳達同理、協助個案洞察事件原委,這些都屬相當積極性的做法。換言之,圖書館所提供的純粹「發展性」的書目療法,就可能難以做到關懷、探索、同理、洞察、建議等助人的各種催化技巧,而達到更為進階有實質效益的服務。

所謂「催化」(facilitating)是懂得運用好的態度與方法來幫助個案,而非單單憑恃技巧。催化條件是助人歷程所反映一種表現。與催化條件有關的概念,比如:同理、慈悲、無條件的積極尊重個案,不做主觀批評等等,而能真誠且真實的活在當下,助人者與個案共同合作。如果圖書館閱讀推廣服務僅及於強調讀者與書籍的適配性,而並不重視「諮商參與者對彼此的感受和態度,以及表達方式的一種治療關係」[3],則館內的書目療法推廣,便是始終與助人歷程技巧保持了相當大的距離。

在圖書館場域中,發展性的書目療法雖然有絕對意義與價值,但有了相當大的功能限制,很難表現出這項催化功能。因此其建置就更必須講求一套成熟的標準運作模式,避免進退失據而使管理失靈。除此外,甚至更有義務制定書目療法的倫理守則,負責任地指出何者為書目療法之必要手段與原則,以保護讀者與指引館員的實施品質及責任份際。如此方能積極地關心與宣導心理健康的相關訊息和書目,在合宜的份際之間來推廣服務,但又不致流於消極的「發展性」書目療法應用。

助人者的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即是瞭解本身的問題與狀況,不僅對自我認識與自我洞察,還有想助人的動機等,都應該掌握並覺察可能存在的偏見。這種自我覺察在本質是正向的,而且即使在倫理實務上也是必要的。[4] 因此,圖書館內所使用的書目療法即便不屬於臨床性質,但是要成為發展性的書目療法館員,仍應該有予以若干職前訓練,特別針對下列可能的自我覺察項目:(1)挑選書目療法之書目的動機與背景為何?(2)若過程中必須採介入協助,則該專責館員的個別自我覺察為何?

圖書館員相信書目療法是一項獨立的專業,而「聖經書目療法」(BBT)卻是協力的,因為後者必須保有神學的專業。然而圖書館場域,若可以保有「聖經書目療法」的應用,則它應該在助人技巧的「行動」第三階段中,才顯現出「臨床」與「發展性」書目療法的分野,也就是不必再繼續第三階段所為,不需要追蹤讀者後續改變與評估事項。「聖經書目療法」的「認同」與「淨化」前兩階段,即相當於助人三階段的個案自我「探索」階段:鼓勵表達和體驗感覺。易言之,它們的差別在於BBT是以他人(上帝)故事、教訓,而省去部分個案自己的敘事分析。BBT書目閱讀的功能(例如:從聖經教導與案例中學會解決問題),但是否足以替代(或有助於)助人三階段的「探索」?

回到書目療法的本質應用上,「探索」階段的助人技巧將成為書目療法「認同、淨化」前兩階段的一種工具手段。此時,運作BBT之專業助人者便自然可以擔負起閱讀指導的輔助功能,況且助人技巧所具備的各個階段常反覆來回應用與個案輔導中,若此,則「聖經書目療法」的神學性教導與催化者角色,自當適時出現,以補自助閱讀可能的不足處,並發揮書目療法在特定題材與場域之應用可行性。

聖經書目療法:智慧與復原力

書目療法常以事先進行選題規劃及書目編整,來協助讀者瞭解書中故事人物與事件的啟示等為目的。而在諮商助人的技巧上,則是協助個案確認所涉事件的影響,例如:感覺(失望、受挫、難過、焦慮等)、想法(回憶、盤算新舊做法等)、行為(逃避、依賴、譴責等)與經驗(受羞辱、被懷疑、被責罰等)之個別或組合的心理材料,進而鼓勵個案討論和確認事件的關係因素等。但是,書目療法若能與心理諮商的助人歷程技巧相結合,也就是再透過助人者串連該書籍選目與讀者(個案)之間,將讀者(個案)對於書中他人遭遇與自身遭遇之共同主題的領悟,進一步催化其感受、反應和經驗。則這類事先規劃綜整的書目療法選題書目似乎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了個案所隱藏的心理敘事,也就形成了助人技巧中探索情緒與問題的重要線索與依據。

        在眾多情緒現象的描述中,涉及到環境面及個人個性成熟度問題,Gerard Egan認為有所謂「社會情緒智能」(social-emotional intelligence),它是直接或間接影響個案成熟度的重要因素,因為擁有了這種社會情緒智能的成熟個體,就能做好自我瞭解、自我控制及自我管理,同時也自然善於處理人際關係的同理心和溝通;以及願意與更寬廣的世界連結。[5]

智慧

對於「社會情緒智能」一詞,Egan進一步假設它能引導人尋求較美好的人生,則其中的「智慧」(wisdom)必然是它的另一個重要面向,原因在於這樣的「智慧」可以引領進入卓越生活。[6] 「智慧」向來是許多人樂意分享與解釋的名詞,「智慧」的特質依據Robert Sternberg之見解可能包含了許多特質,像是:自覺與成熟度、生命責任與目標知識、文化制約的理解、對人際互動的洞察力、洞察情境的能力並理解事務背後意義、洞察各種因素之間關係的能力,以及對生活信仰面向的理解能力等等特質。[7]

        以上種種智慧的特質多多少少涉獵了心靈層次,而且明白展現了宗教信仰的積極力量。智慧是一種展現於心智上的優秀技能,也是一種現實與理想之間的橋樑。然而,《聖經》中的智慧,更是必須連結於 神,因為經上說「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先是清潔,後是和平,溫良柔順,滿有憐憫,多結善果,沒有偏見,沒有假冒」(雅各書3:17)。且從心理諮商的角度而言,經文不斷提醒人們保持心靈的純正,有正確的人際關係必不致引起紛爭,要致力和睦關係,並有耐性來尊重他人感受,多用同理心來理解有困擾的人事,而樂於協助與饒恕,誠實面對自己,不偏袒也不徇私,如此將可使需要的人獲得協助而恢復健康。

復原力

哀傷受挫的人其實最渴望的仍是期待改變這些不堪,他們即使在絕望下實際仍期待獲得復原力(resilience),只是不曉得該從何處得著這幫助。復原力通常被定義為人類在遭逢人生重大苦難與創傷而內心感到悲苦哀傷之壓力下,依然可以克服困境且成具的一種生活調適能力。有學者也將這些復原力再細分成兩類:結果復原力(outcome resilience)與過程復原力(process resilience);前者意謂著有能力回到先前未遭遇困境時的狀況,後者則代表可以處理「正常」生活部分時的種種持續努力。[8]

就「聖經書目療法」(BBT)在「復原力」的應用而言,無疑地是指個案勝過了自身的處境。換言之,BBT的過程復原力乃是持續在信仰上的信靠。因為勝了這世界的唯有信心,「因為凡從 神生的,就勝過世界;使我們勝了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約翰一書5:4)。然而,聽似容易,做卻又談何容易?信主的人有很大的誘惑與挑戰,特別是信靠看不見的 神,又飽受世人奚落。

哀傷的人若相信「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知識的確據」(希伯來書11:1),如此,同樣也就會牢記「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是永遠的」(哥林多後書4:18),而受到安慰。人要在基督裡誇勝,必定要有十足的信心。耶穌說:「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翰福音16:33b),哀傷的個案如果能如同經文大聲宣告這樣的信心,則他/她就已經是充滿了復原力了。 BBT之所以不同於一般的書目療法,便在於BBT更容易引領人在逆境中,藉著信心與恩典,也就是福音,來拯救失喪的靈魂,好讓靈魂不死。助人者該協助每一位個案來發現自己所存在的復原力,即使這個案尚不信主,但運用BBT的助人者,他/她是更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靈魂該勝過處境,而恩典高於意志。唯有這樣的情操,在陪同與等待中,讓哀傷的個案回到原來所屬的平安裡。


[1]Clara E. Hill,助人技巧:探索、洞察與行動的催化,五版,林美珠與田秀蘭譯(台北市:學富文化,2021),5。

[2]A. E. Gross and P. A. McMullen, “Models of the help-seeking process,” in Depaulo B., Nadler A. and Fisher J. D. eds., New Directions in Helping, Vol. 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3): 45-70, quoted in Clara E. Hill,助人技巧:探索、洞察與行動的催化,五版,林美珠與田秀蘭譯(台北市:學富文化,2021),11。

[3]Clara E. Hill,助人技巧:探索、洞察與行動的催化,五版,林美珠與田秀蘭譯(台北市:學富文化,2021),37。

[4]同上註,54。

[5]Gerard Egan,助人歷程與技巧,二版,鍾瑞麗譯(台北市:新加坡商聖智學習,2012),13-15。

[6] 同上註,16。

[7]R. J. Sternberg, “Wisdom and Its Relations to Intelligence and Creativity,”in R. J. Sternberg (Ed.), Wisdom: Its Natur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42-159, quoted in Gerard Egan,助人歷程與技巧,二版,鍾瑞麗譯(台北市:新加坡商聖智學習,2012),16-17。

[8]M. Holaday and R. W. McPhearson, “Resilience and Severe Burns,”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75, 345-356, quoted in Gerard Egan,助人歷程與技巧,二版,鍾瑞麗譯(台北市:新加坡商聖智學習,2012),160。

心靈相契:聖經書目療法與講道講章

邱炯友


前言

由於「聖經書目療法」在閱讀、分享與指導之實施過程中,藉著聖經或選介的相關讀物來幫助心靈受傷的讀者,因此在經過認同、淨化、領悟三階段的心理歷程時,不免因為題材的特殊性,而透露許多「神學」意涵與教導,以便協助讀者適切地瞭解閱讀內容,並適時地傳達關懷與支持。換言之,「聖經書目療法」可能較一般的書目療法更需要借助額外的指導協助,不論是編輯教材、讀書會,以及專人閱讀指導等等皆是有意義性的附屬活動。如此一來,便也有可能產生另外一種情境:當「聖經書目療法」活動涉及這些額外的協助,因而更易產生某種「教導」功能,這時就增添了許多類似牧者「講道」的特質。

神學性的講道

「聖經書目療法」內容是否必須具備「神學性」,總是以神為基礎?這是極為核心的提問與思辨過程:若不以神學性為基礎,則以《聖經》作為書目,又有何意義?但若一但過於強調其「神學性」則又與「講道」(preaching)何異?則還需要「聖經書目療法」?企圖解決以上這些疑問,研究者或使用者必須:

  1. 能分辨「聖經書目療法」與講道的異同,並且強化「聖經書目療法」的內涵與操作模式;或者
  2. 能將「聖經書目療法」細分形式等級類別,使其分別具備不同屬性的閱讀書目或教材(例如:針對信徒的神學內容、非信徒與一般性的閱讀素材等兩類別)。

「聖經書目療法」與「講道」都注重後續的生活應用性,畢竟讀者對於閱讀所產生的「領悟」必須實踐在生活應用與態度上才是有效的療癒,而兩者差異乃是在手段與目的性之互為運用,並且因著不同閱聽者而顯差異。事實上,「聖經書目療法」當然不能等同於「講道」。教會牧者對於「講道」主題之選擇都充分呈現了主題式的中心思想,也常常配合特定節期意義,適時以天時地利人和的議題來準備講章。然而,「聖經書目療法」,一如前言所述,因它的題材特殊性常必須再仰賴更明確的輔助教導,才有助於讓讀者深切領悟並改變行為反應,因此將此特性連結到「講道」所必備的講章時,我們就必須再度思考「聖經書目療法」與「講道」(或講道之講章)之間的差異問題。

講章應該出自聖經的經文

論及教牧神職人員所做之「講道」,鍾馬田(David Martyn)認為「講章應該出自聖經的經文」,並且應該視場合選擇講題出處,正式的「講道訊息必須直接源自聖經,而不是出自人工的架構」,如此才可確保講道的正確性;至於非直接取自聖經的課程教導訊息,則可以讓聽眾自己閱讀與學習,再予進行小組討論。[1] 此外,鍾馬田也強調講道之講章內容必須持守並維護「聖靈的自由」,應該禱告並尋求聖靈的引導。[2] 「講道」不見得總是一定要以系列的方式呈現,仍由聖靈來帶領所該傳講的信息。因此,BBT的教材準備與「講道與講章」各有異同之處,BBT可以有更大彈性來選擇主題,BBT的對象是各樣的讀者受眾,雖然或許有著「引人遇見神」的期待,但也不應將此期待奉為圭臬,而無視時機與對象差異;更何況BBT的書目選擇與教材編撰乃是事先預備的,即使有聖靈的感動,但仍不應置其於「講道」的基礎與規格之上。

周聯華牧師:「講道的開始,進行中和終結,都應該是在祈禱中,這是講道的『開步走』…」[3]。BBT的指導協助者是否也應該如此?在進行輔助教導中,帶領禱告?

講道的「中心思想」並非是書目療法之充要條件

「充分且必要」(Sufficiency & Necessity)的意義:如圖一所示,就A而言,能擁有紫色區雖是「足夠」(也不錯,因為又多了B的部分加入),但不是非得「必要」;事實上,A必須要在紫色區有A存在的部分才可以完整、沒有缺陷,因為成為紫色區並非是A變「足夠」的條件。對此,且將A 比擬作「聖經書目療法」;B則為牧者的講道與講章。這就說明了兩者間之微妙關係了。

「講道必須始終是神學性的」,但BBT也不是專門用來處在「屬靈」的問題,若閱聽人並非基督徒,他們與上帝缺乏正確的關係,則仍難以解決「問題」。。

BBT與講道:共同的理想在於 —  領悟、(悔改)、應用;也就是信息中有福音、救恩、教導與實踐。BBT與講道也都涵蓋了這些信息於其中,但兩者都無法必定會達成理想目標:使受眾 領悟、(悔改)、應用。「講道」之講章內容是解釋聖經的信息與意思,例如:神的應許與拯救;但BBT不絕對在有效地「傳達上帝的話」,但仍在藉由「上帝的話」(道)來影響一直在等待 祂 的人。若將目的與意義兩相結合,則BBT與講道(或講章)兩者勢必是殊途同歸。

— — —

[1] 鍾馬田以聖經與教會系統性的教條(例如:要理問答)兩者為例,說明講道取材的差異。見鍾馬田(David Martyn Lloyd-Jones),講道與講道的人,夏蔚譯(South Pasadena, CA: 美國麥種傳道會,2015),212-213。

[2] 鍾馬田(David Martyn Lloyd-Jones),講道與講道的人,夏蔚譯(South Pasadena, CA: 美國麥種傳道會,2015),214。

[3] 周聯華。新編講道法,新北市:台灣基督教文藝,2013。308。

圖一 A與B交集下的充要條件